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大西南，全国解放在即。开国大典前夜，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奋笔为陕北著名烈士胡廷俊题词：“胡廷俊同志，光荣的牺牲，永垂不朽！”
胡廷俊，陕西绥德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共青团绥德城区团委书记。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后打入国民党第四十七军高桂滋部，开展兵运工作。1931年，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并任分队长。1932年，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骑兵队大队长。1934年调上海中央局军委工作，负责福建和皖南地区党的巡视联络工作。1935年在皖南被捕，押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8月牺牲在雨花台。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大西南，全国解放在即。开国大典前夜，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奋笔为陕北著名烈士胡廷俊题词：“胡廷俊同志，光荣的牺牲，永垂不朽！”
作为雨花台烈士中得到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的第一人，胡廷俊曾经和谢子长、刘志丹一起并肩作战，是中国北方最早的一支红军武装———晋西游击队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他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特科负责军事情报工作时，曾经受到周恩来、李克农等领导同志的赞赏和中央军委的嘉奖。
胡廷俊于1911年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城一户平民家庭，父亲胡世青是绥德县有名的厨师，长年为资本家做工，收入微薄。胡廷俊自幼酷爱读书，深得父亲喜爱，他知道家境贫寒，上学不易，所以勤奋苦读，成绩突出。
1924年夏，中共陕北党组织创始人李子洲回到绥德，担任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在绥德古城建立党团组织，发展党团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潮。此时，正在绥德县立高小上学的胡廷俊，目睹了第四师范学生宣传新文化和民主革命思想的热烈场面，全新的知识，民主的风尚，先进的思想，空前高涨的革命运动，让正值青春年华的他在党团组织的培养和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思想日趋进步。1926年，15岁的胡廷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将自己的人生交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1927年春，胡廷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所学校被誉为“陕北的上海大学”，学校浓厚的学习氛围，激进的革命思想，使胡廷俊心情激荡，倍受鼓舞。在环境的熏陶下，他一边刻苦学习功课，一边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火热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红五月宣传、非基督教运动、农民运动，胡廷俊在一系列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
1927年8月，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胡廷俊被迫离校回到家中，一边自学未完成的学业，一边与李成兰、马仰西等住绥德城内的同学暗中打听中共党团组织的消息。10月，中共绥德县委恢复后，团省委特派员焦维炽来到绥德城，恢复团绥德县委，胡廷俊秘密参与了团组织的工作。在中共陕北特委组建期间，胡廷俊利用住在城内的有利条件，设法探听国民党绥德宪兵捕捉共产党人的消息，积极联络城乡党团员，主动承担起地下交通工作。他还积极协助冯文江、赵仰普、李蓉鉴等人对全县党团员进行重新登记，为组建陕北特委做了许多工作。
1927年，陕西闹饥荒，绥德党团组织分派骨干力量，动员城乡饥民开展抗粮、抗税斗争。时任共青团绥德城区团委书记的胡廷俊组织领导了著名的“抬龙王”和“打蛋厂”两次农民运动，均取得了胜利。由于他在斗争中积极勇敢，抛头露面，引起了国民党绥德县党部的注意，被列为危险分子遭到缉捕，处境十分危险。为保存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中共陕北特委指示胡廷俊转移至河北遵化，利用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第四十七军高桂滋部，担任排长，从事兵运工作。
1928年10月，高桂滋部在遵化县开办军事学校，胡廷俊入校后，在学校中共地下支部负责人陈以平、朱侠夫领导下积极工作，开展了反克扣军饷，反贪污伙食费，反国家主义派等斗争，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同年，胡廷俊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高桂滋部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五路方振武部，胡廷俊被分配到刘杰第三团五连任排长，成为该团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同拓克宽、吴岱峰等一起开展兵运工作。他们很快在士兵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地下党支部，胡廷俊任支部书记。
1930年冬，中共陕北特委派阎红彦、白锡龄等在晋西吕梁山区筹建红军游击队。此时，胡廷俊、拓克宽等人携带大量的枪支弹药，设法逃离高桂滋部，秘密潜入位于晋西党组织开办的并州养蜂场，这批枪支弹药也为组建晋西游击队提供了武器装备。
并州养蜂场是中共山西省委为筹备晋西游击队活动经费而开办的，办场的资金是由共产党员个人入股筹集的。胡廷俊是入股的积极分子，他把积攒了很久的60块银元投入6股，成为入股最多的党员之一。
1931年春夏之间，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山西孝义县楼底村正式成立。胡廷俊担任第二分队队长，率队与敌斡旋，和阎红彦、白锡龄深入敌营策动永安镇驻军起义，经过三天三夜的工作，带回起义军一个排。他还参与了留誉镇、锄家沿、水头镇、老鸦掌等战斗。
1931年8月，晋西游击队历经苦难，突破敌军重兵“围剿”，渡过黄河天险，进入陕北。此时，全队仅剩30个人，其中包括胡廷俊和他的哥哥胡廷璧。
晋西游击队转战陕北后，一路打听、寻找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革命武装。部队沿途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动员群众，队伍迅速得到补充和壮大。期间，游击队先后经历了寨儿山、玉家湾、雁门关、野鸡岔等数十次战斗，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同年秋末，晋西游击队终于在陕甘间的南梁地区与刘志丹、谢子长会合。晋西游击队的到来，不仅壮大了陕甘边的武装力量，同时也带来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实践经验。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的领导下，晋西游击队成为后来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陕甘红军游击队及红二十六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西北红军的发展和壮大产生了关键性作用。胡廷俊作为晋西游击队的创建者和领导成员，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游击队早期创建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陕北，胡廷俊曾化装入内蒙与红二十四军联系。1931年9月，他在太白镇10公里外的阎家硷与刘志丹会面，10月被推选为游击队负责人之一后，指挥游击队在黑石楼县水头镇附近伏击敌人。他率队占领制高点，指挥战士们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反攻，在一次次肉搏战中，战士们奋不顾身，勇猛冲杀。敌人遭到了我军的顽强打击后，除少数逃跑外，大部分都当了俘虏，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
1931年10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谢子长来晋西游击队驻地甘肃合水南梁堡，主持成立了新的中共队委会（党委会），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龄等组成，谢子长任书记，胡廷俊负责宣传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根据抗日救亡的需要，中共陕西省委于1932年初发出指示，将活动在甘肃宁县柒桥子的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号召西北所有武装部队联合起来，抗日救国。胡廷俊负责宣传工作，组织人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带领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宣传，为联合抗日和建立陕甘游击队四处奔忙。
1932年1月，晋西游击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胡廷俊任骑兵队大队长。不久，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胡廷俊任警卫队政委。
2月17日阳坡头战斗中，胡廷俊不幸右腿膝盖负重伤，但仍指挥战士痛击敌人，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才被战友们抬下战场，送到西安治疗。由于伤口感染化脓，又缺医少药，院方提出锯掉伤腿的治疗方案，以保全生命。听到这一方案，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他惋惜忧虑，躺在病床上的胡廷俊没有迟疑，坚定地说：“革命么，流血牺牲算不了啥！只要以后还能工作，怎么治都行！”
手术后的胡廷俊安上了假肢，仍然忘我地工作。随后，他被调往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特科工作，负责收集军事情报，经常往来于上海、南京、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地，负责秘密交通联络。
假肢给胡廷俊的行动带来很多不便，但也成为了一些重要情报安全的“栖身地”。胡廷俊常乔装成一名书店老板，留着长长的胡须，带着礼帽，穿着长袍，为送出一份秘电，走几十公里的路。有时敌人搜查得非常严，连假肢也不放过，紧急关头，他把纸条吞进肚里，再根据脑中记忆的内容，口述转达党的指示和秘密情报。胡廷俊凭借机智和勇敢与敌斡旋，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付的一次又一次任务。
1934年，胡廷俊肩负福建和皖南地区的交通巡视工作，主要任务是从当时驻扎在福建省的第十九路军和绥靖公署内部获取军事机密，如蒋介石颁发的口令信号、符号、电报密码等，协助中央红军开展反“围剿”斗争。富有斗争经验的胡廷俊以出色工作受到中央军委周恩来、李克农等领导的赞赏和书面嘉奖。
1935年春，党组织派胡廷俊到皖南执行一项重大任务，由于叛徒出卖，他被捕入狱，押送至南京宪兵司令部。凶残的敌人用尽酷刑，但是胡廷俊始终坚贞不屈，紧闭双唇，敌人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当胡廷俊得知自己将被行刑时，便对同监狱的难友说：“死有什么怕的？！只求换得光明！正如瞿秋白同志临刑前对记者说的那样，睡觉是小‘休息’，死是大‘休息’。我们大家都要有‘休息’的准备。”此时的胡廷俊作好了“休息”的准备。
1935年8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刽子手把胡廷俊押至雨花台，年仅24岁的他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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