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發明了都司衛所制度，這是一種寓兵於農、守屯結合的制度。
這種制度有多牛？據說，朱元璋曾驕傲地宣稱：朕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
朱元璋說這番話的底氣何在？答案是：在明初，朱元璋劃出0.89億畝耕地，用以保障軍隊支出。0.89億畝耕地產出的糧食和相應收入，並未經過國家賦稅系統，而是直接用於軍事系統。
有了這0.89億畝耕地，就意味著朱明皇室成為了大明最大的地主。有了這0.89億畝耕地，朱明皇室每年的地租收益都是天文數字。
我們粗略地算一下：以一畝地平均收取2.5鬥地租為例（不算賦稅），一年可以收取2255萬石米。按照當時的算法，相當於兩千多萬兩白銀。如果再算上賦稅，一定遠超這個數字。
為什麼朱元璋敢派軍隊遠征漠北，為什麼朱棣敢五徵蒙古？因為有錢。如果崇禎皇帝也有0.89億畝耕地用以養軍，那麼百萬大軍唾手可得。
千萬不要以為，百萬大軍是一個多麼恐怖的數字。如果在明末，朱明皇室真有0.89億畝耕地用以養軍，那就相當於用89畝地供養一個士兵，這有什麼難的？養特種兵都沒問題。
朱元璋最初設計都司衛所制度時，是按照下限估算的。換言之，按照朱元璋的估算，最壞情況下，大明可以用50畝耕地供養一個士兵，可供養士兵的總人數在178萬。
一人參軍，全家光榮，如果士兵家裡還有其他人，就將以“餘丁”的身份，免除政府的其它差役，因為他們需要幫助士兵耕種這五十畝耕地。
最理想的狀態是：誰家擁有這五十畝耕地的使用權，誰家就能享受家人減免差役的權利。
但相應的義務就是：這家人必須為政府提供一個壯丁服兵役，並負責這個士兵的相關費用。
從實際情況來看，這個要求並不苛刻。租種地主家的五十畝耕地，農民可能要付出更多。這種租種政府耕地的特殊利益群體，被稱為軍戶。成為軍戶之後，就必須世代沿襲，不能變卦反悔。
在明初，軍戶大多是被強迫的。因為明初戰亂剛平息，出現了大量無主土地，自耕農的比例非常高，通常不會有人願意為政府耕地。
但這並不代表，朱元璋是在侵犯軍人的既得利益。此時天下初定，朱元璋還不敢如此明目張膽地從軍隊身上撈錢。
朱元璋強迫農民成為軍戶，也只是為了保證軍隊的數量和質量。所以從客觀的角度來看，五十畝耕地作為條件，並不苛刻。
我們雖然很難還原明初的經濟狀況，但從情理上考慮，朱元璋設計的都司衛所制度，還是可圈可點的。
而史書之所以會強調軍戶地位低，不過是方便官僚集團侵吞政府資產。因為在明朝中葉之後，由於戰事稀少，軍戶的地位開始下降，在官僚集團的運作之下，相關資源被侵蝕殆盡。
同樣是一畝地，土地的產量卻有可能差距極大。如果士兵分到了產量極低的土地，那麼對他而言，服兵役就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
在這種背景下，他會想方設法地給上司一點錢，將自己的名字從軍戶冊上抹去。上司在彙報工作時，就說這個軍戶拋荒逃亡了。
那麼問題來了：拋荒逃亡之後，土地還在，這土地的所有權歸誰呢？
從理論上講，這塊土地應該歸政府所有，可事實卻是：官僚聯合士紳，瓜分了這些土地。
一旦讓官僚和士紳嚐到甜頭，他們不但不會管控軍戶逃亡的事，反而會極力推行軍戶逃亡。在大明後期，對於軍屯的數字和軍戶的數量，都寫得非常模糊。
當中央政府決定追查軍戶逃亡之事的時候，他們會盡力打掩護，也就是強調各種客觀困難：張三家這塊地是鹽鹼地，根本種不出糧食，也難怪他逃跑。
如果只有幾十或幾百軍戶逃亡，那基本上是真逃亡；可一旦出現成千上萬的軍戶逃亡，那必然是花錢註銷了名字。
永樂年間，全國都司衛所的軍額，約二百七十萬，到正統時，逃故的有一二百十多萬。——白壽彝·《中國通史》
大家或許會有疑問：土地太差的確會導致這種現象發生，可如果土地肥沃呢？
如果土地肥沃，士兵自然願意服兵役，因為這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他家有沃土，獲得的收益遠高過服兵役的損失和政府的地租。
這樣一來，他可以把地轉租給其他人，自己收取高額地租，幾十年後，一個嶄新的地主家庭就此誕生。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這個士兵頂多也就是發了財，對於國家的損害還是有限的。可在小農經濟的作用下，好土地就像好地段的樓盤一樣，其身價註定會水漲船高。
如果擁有土地的軍戶決定轉賣土地，那必然是不愁下家的。可這是政府的土地，軍戶只有使用權，所以這種買賣註定是違法的。一旦被政府查處，必然要收回相關土地。
只要稍微瞭解房地產的朋友就應該知道：真正能夠把地價炒高的，絕不是什麼剛需用戶，而是投機分子。一塊地只要進了市場，那沒過多久，就會經手好幾道，價格再翻幾倍。
真到了這個時候，政府即使想收回相關土地，也會受到重重阻礙。因為這塊土地牽涉的利益者太多了，一旦處理不當，隨時可能引發當地的小規模民變。
如果這種行為只是孤立事件，政府大可不必放在心上：民變就民變，就你們幾個刁民，能怎麼樣？可如果這種買賣成為了普遍行為，政府該怎麼管呢？
更何況，這種土地兼併的行為，必然涉及達官顯貴。看上去水是一片渾濁，誰知道里面有多少烏龜多少王八？
最初，相關田地雖然流出軍戶之手，但是相關地租還是直接進入軍事系統。可隨著時間的推移，買賣土地的人必然會產生牴觸心理：這塊地是我爺爺買下來的，傳到我這都快五十年了，政府還要我把稅交給軍隊，憑什麼？我又不是軍戶。
把道理擺在檯面上講：你雖然不是軍戶，但你買的這塊地是政府分給軍戶的，你本就不該買。
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塊地已經交易了五六十年，土地擁有者當然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你覺得我不該買，早些時候咋不說？五六十年前，我家真金白銀掏出去，白給你多交了那麼多年稅，現在你們還賴上我家了？
還是上面那句話，如果這種行為只是孤立事件，政府大可不必放在心上：我就是不講理了，這塊地你要是不交稅，我就強行收回！
可如果這種行為成為了普遍現象，政府該怎麼管呢？法不責眾啊。
這樣一來，無論是好地還是壞地，都在不經意間慢慢流失，政府所擁有的土地越來越少，收到的稅自然也越來越少。
在這種背景下，大明中央政府最初許諾給軍戶的利益，在兌現時自然也大打折扣。利益打了折扣，軍戶提供的壯丁自然也開始打折扣，經常是隨便打發個閒人到軍隊頂差，相關費用能拖就拖，能欠就欠。
對此，大明中央政府心知肚明，但只能裝作不知道，因為是政府違約在先，這就直接造成了軍隊素質下降的惡果。
但對於當時的社會來說，這種惡果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和平年代沒什麼仗可打，士兵差一點就差一點吧。
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士兵的素質逐年下降，等到真要用到他們的時候，再想把士兵素質提起來，可就不太容易了。
最重要的是：隨著士兵素質下降，那些按照正規軍制訂的訓練計劃就比較尷尬了。士兵能拒絕訓練嗎？顯然是不行的。但他們的身體素質又承受不了正規軍的訓練計劃，怎麼辦呢？
如果練兵的將領較真，那不管這些士兵的素質有多差，最終肯定還會有點樣子。但是當軍隊遇到潛規則的時候，這一點就很難實現了。
在大明中後期，出現了這樣一種交易：你是來當兵的，後面會有很艱苦的訓練等著你。如果你不想參與訓練，那麼你就到相關領導家裡乾點私活，你的訓練就可以打點折扣。活幹得多，那麼訓練乾脆就免了。
這種辦法一出現，那真是皆大歡喜：身體素質差的士兵，免去了艱苦的訓練；相關領導也找到了免費的勞動力。大家心照不宣，就把這事完美解決了。
倒黴的只有大明帝國而已。
這些軍戶本就不是職業軍人，因為他們本身也要承擔耕地的職責，所有的軍事訓練都是輪流進行的。可現在倒好，在家要耕地，在外要幹活。這到底是一幫軍人，還是一幫農民工呢？
太平無事的時候，這幫農民工似乎不會造成多麼惡劣的影響。但當他們真正面對強大的敵人時，別說人數相當，就算人數遠超對方，這種軍隊也是不堪一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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