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國的形成 [第5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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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越”這個概念，可以說是在中國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如果要探究“越”這個概念的地理特徵，那麼“山”“海”是它的突出特徵。或者說越人的分佈範圍是在整個東南沿海丘陵地帶。至於越人最初的遷移路線，應該是自中南半島向北遷移，最終止步於長江下游，隨後與向南滲透的北方族群相碰撞。
關於越人最初所建立的國家（指能夠為華夏文明所承認的，具有類似組織結構的“國家”），無疑是那個吳越春秋中在勾踐時期達到頂峰的“越國”。越人開始真正融於華夏，也正是源於此。因此在後世諸多以“越”為名的政治勢力一般都奉此“越”為正溯，並以它的繼承人自居。
由於越人主要分佈在東南沿海的丘陵地帶，因此很容易被山脈分割成相互獨立的族群，時間一長，這些在族源和文化上都有共通性的族群，在文化上會形成獨立的各具特色的亞文化。而我們對這種亞文化最直觀的感受就是各具特色的“方言”。由於分佈範圍廣，相互之間又已經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點，因此實在是分不清它們之間區別的中原民族，籠統的將之稱之為“百越”。
對於百越之族來說，將自己的歷史源頭定位在那個曾經稱霸於春秋的“越國”並沒有什麼不妥。因為無論是在越國被滅之後向南回遷的越人，還是在北上過程中沿途定居的越人，他們之間的親緣關係並沒有被切斷，而將一個最輝煌的時代或分支作為族群共同的記憶和源頭，是人類正常的心理狀態。
為自己尋找一個拿得出手的出身，並非只限於春秋戰國之後的百越之族。在到達長江下游的那部分越人開始接觸到黃河文明，並希望與之成為一體時，這種想法就已經存在了。受華夏族的影響，如果要讓自己與其他民族處在對等的地位，最為直接的辦法，就是尋找一個華夏族的“名人”作為自己的祖先。
儘管這樣做並不能消除那些來自黃土高原，以華夏正統自居的族群的歧視，但事實證明這的確是個行之有效的方法。無論是在先秦，還是在後來的歷史中，有無數的邊緣民族，都依這種方法先為自己尋找到一個正統的出身，然後再從文化上與華夏族融合，最終“洗白”成為華夏的一部分。
從春秋時期，長江中下游的主要國家（或者說族群）來看，吳人將自己定位於與周人同源。在吳人所陳述的歷史中，周人的始祖周太王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太伯”為了禮讓弟弟繼承君位，而南下到了吳地。這種說法讓吳人自認為與周人獲得了平起平坐的地位。
而楚人的野心顯然要更大些，他們將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黃帝時期。在楚人決心與周人決裂，並視周人所封“子爵”為侮辱時，他們向周人強調，黃帝的兒子“高陽氏”是楚人的直系祖先。從這個角度看，楚人的出身要比周人高貴的多。
而在楚、吳之後，也希望融入中央之國的越人很明顯不大可能找到一個比黃帝級別更高的祖先了。如果將周人的始祖定位為自己共同的祖先，即使能夠找到合適的對象，也不可能壓倒它的對手——吳人。如果再向前追溯的話，商族也是一個選擇對象，不過商族那明顯來自東部族群的出身並不能提升越人的身價，因此合適的對象應該再向前追溯。而開啟了中央之國概念的夏人無疑是最為合適的對象了。因此那個以治水而聞名於世的“禹”成為了越人所祭祀的對象。
按照越人所描述的世系，夏代的第五代君王“少康”有一個庶出的兒子被封在錢塘江以南，也就是現在浙江紹興地區，成為了越人的祖先。在夏人為商人所滅之後，越人作為大禹的直系後代，仍然延續了大禹的香火。
其實楚、吳、越三國所陳述的歷史即使是真實的，也最多隻能證明他們的貴族階級最初可能源自黃土高原。而基本的族群構成在當時仍然是明顯區別於黃河流域的族群的。而實際上，這種情況發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在黃河文明還未能與長江文明發生碰撞，並明顯佔據優勢時，你很難想象幾個來自黃河流域的貴族到了那些“蠻夷”之地，就會被當地的部族奉為首領。
不過這些說法在漢朝時期都被正式得到了認可。作為真正將長江、黃河兩大文明統一在一起的王朝，漢朝在民族、文化融合上所做的工作是據有劃時代意義的。或者說從漢朝起，整合了黃河、長江兩大文明的“漢文化”概念，取代了狹義的，僅涵蓋出自黃土高原的“華夏文化”概念。漢人也成為了兩大文明融合後的，新的民族的符號。
在我們解讀漢帝國時，會涉及到漢武帝如何將浙閩丘陵納入中央之國的範疇的。隨著帝國疆土的南伸，怎樣讓浙閩丘陵歸附的“越人”對中央政權產生向心力是擺在帝國決策者面前的首要任務。
對於有祖先崇拜傳統的東亞族群來說，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為雙方找到共同的祖先。因此當初越人所附的出現於夏人的說法被官方正式確認了。並且為了加強這種文化上的聯繫，帝國還需要加強那些沿海山地與帝國中心的地緣聯繫。
具體的措施則是將無明確記載與定論的大禹下葬之地——“會稽”，考證在浙閩丘陵的最北部（也就是寧紹平原的南部），大禹大會諸侯之山也被命名為“會稽山”，被認定在越國故都（紹興）的南面。而承擔這項重大歷史使命的就是司馬遷。
毫無疑問，這種安排是成功的，由於司馬遷在中國信史中無與倫比的地位，“大禹”成為了連接東南沿海與黃河流域的文化紐帶。而這種格局也一直延續至今，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也不會有所改變。讓黃帝陵成為黃河流域的文明符號，和讓大禹陵成為長江流域的文明符號對於華夏文明內部達成地緣平衡具有重大意義。更何況由於東南沿海地區的海洋文化發達，出自這一地區的海外華人明顯佔有絕對優勢。
做這些分析，可能會讓有些朋友感覺到不舒服。畢竟這會讓我們現有的民族意識有一種被安排的感覺。其實大可不必有這種感覺。中華文明的形成，主要還是表現在文化上的。地理結構也好，人為做出的地緣結構調整也罷，都是為了讓這種文化更具有凝聚力。
從這個角度看，古典時期的政治家們並沒有什麼過錯。在歷史上還有諸多類似的例子，比如漢朝及以前的南嶽衡山是在長江之濱的（安徽省安慶市天柱山），但到了隋朝，由於帝國的疆土持續向西南方向拓展，如果再將南嶽放在長江邊上，顯然不足以讓它的“神力”輻射至整個南疆，因此南嶽的稱號被現在的“衡山”所取代（湖南衡陽市）。
關於紹興不可能成為大禹大會諸侯的所在地，我們之前已經分析過了。明天我們將從地緣的角度具體分析大禹治水的地點，以及大禹究竟會在哪裡大會諸侯，並將他的勢力延伸到江淮流域的。
先上張《大禹治水示意圖》大家先自我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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