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不僅僅是要適用法律，有時候也在識人讀人。作為一個刑事出身的法官，審過不少強姦案件，見過形形色色的性侵犯罪分子。多年的審判經驗告訴我，天生犯罪人理論也不是不無道理，有些人就是長著一張犯罪人的臉。作為一個法官，我只相信證據；但作為一個常人，我也相信“相由心生”。
名師補課
有的強姦犯臉上都寫著“猥瑣”二字，今天要說的這位被告人就是這樣。被告人是北京某重點中學一位數學老師，被害人是這位老師的學生，事情還得從補課開始說起。被害人的學習成績處在年級中游，各科成績都還可以，就是數學稍微弱點。馬上面臨高考，就想著找個數學老師給補補課。正好班上的數學老師也私下“接活”，幫人補習功課。就這樣，被告人成了被害人的數學老師兼補課老師。為什麼選擇這位老師，一來他是被害人的數學老師，對被害人的學習情況瞭解，畢竟“熟人”可靠嘛；二來這位數學老師確實手裡有“金剛鑽”，教學成績也非常突出。這位鄒老師可以說是中青年教師隊伍中的佼佼者，但就是這位優秀人民教師，所謂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卻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道貌岸然
女孩本以為鄒老師能夠助自己一臂之力，沒想到，卻成了噩夢的開始。最初，是安排在鄒老師的家裡補課，一開始鄒老師只是“動手動腳”，摸了女孩幾下，後來這位鄒老師變本加厲，趁著自己老婆帶女兒出去買菜的機會，鄒老師反鎖房門後，開始對女孩下手了，並威脅女孩：“你要敢說出去，我就把這件事公開，讓你在學校呆不下去，我知道你每天的上學路線，說出去有你好看的。”迫於鄒老師淫威，又礙於面子覺得難以啟齒，女孩只好忍氣吞聲。沒想到鄒老師越來越瘋狂，把罪惡的雙手伸到了女孩的家裡，有段時間是鄒老師上門補課，補課在女孩自己的房間進行，趁著獨處的機會，鄒老師又開始下手了。雖然在鄒老師對女孩實施侵害後，女孩因為害怕、羞恥，未敢向父母和盤托出此事，但女孩曾不止一次地向父母暗示過自己的意見，只是這樣的意見被父母忽略了。女孩曾要求父母給自己換個補課老師，她的父母卻說：“好好地換什麼老師，你的成績不是提高了嗎，是不是不想好好學習了”。女孩沒有再說什麼，她的提醒並沒有引起父母的注意。
智擒惡魔
鄒老師的行為也沒有收斂，仍在繼續。一次，鄒老師無意中問了一句：“這房間裡沒攝像頭吧”，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女孩便對自己的父親說：“爸爸，你給我的房間裝個攝像頭吧，這樣就能監督我的學習，知道我有沒有偷懶了”。女孩的父親一聽有點道理，便允諾了此事。女孩的房間裝上了攝像頭，但鄒老師並不知道此事，仍在繼續上演著禽獸行為。監控錄像拍下了這一切。當天，女孩讓自己的父親看監控錄像，父親在看到這一刻傻了眼，頓時也明白了女孩要求自己裝監控的“良苦用心”。
繩之以法
當時檢察院是以強姦罪、強制猥褻罪起訴的。因為強姦等性侵犯罪一般案發地點比較隱蔽、私密，直接證據往往只有被告人的供述和被害人陳述。我當時看了卷宗後，監控錄像拍下的只是當天被告人的猥褻行為，而對強姦罪的指控，從目前的主要證據來看，被害人的陳述尤為關鍵，因為被告人在偵查、起訴階段始終否認犯罪事實，辯解說自己和女孩是“師生戀”。當然從我的內心確信來講，我相信女孩說的事實。但是同情取代不了法律，得用證據說話。當時，我想讓這個女孩出庭作證，因為這樣可能更有利於還原事實的真相，幫助我判斷證據的真偽。一開始，我擔心女孩因為牴觸不會出庭作證，但女孩比我想象地要勇敢、堅強，她答應出庭作證，考慮保護被害人隱私，我們採用視頻作證的方式，讓工作人員陪著女孩在證人室。庭審中，女孩子通過視頻向我們陳述了自己被侵害的事實和經過，而且說出了一個重要的“細節”：“被告人左腿的靠近大腿根部處有個紅色胎記。”而在公安機關和檢察院的卷宗裡均沒有提到過這個細節。我當時就暫停庭審，讓法警帶被告人下去，核實被告人的胎記是否存在。果然如女孩所說，被告人左腿大腿根部確實有個淺紅色的胎記。有了這個細節的支撐，更加堅定了我的內心確信。後來，被告人以強姦罪、強制猥褻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而且禁止被告人從事與未成年人教育相關的工作五年，這也是當時北京市首例對強姦犯適用從業禁止的案件。宣判後，我也跟女孩談過，想鼓勵、開導她，在問她高考後要考什麼學校時，她明確告訴我說她要報考警校，她說：“我不想讓自己的悲劇在其他女孩身上重演，我要讓更多這樣的犯罪分子被繩之以法。”
退補課費
宣判後，女孩的父親來找過我，向我說了一些情況，他說：“自己和前妻離婚後，女兒跟著自己和現任妻子一起生活，自己是個生意人，平時很忙，除了女兒的學習，對女兒生活各方面的關心也不夠。我只想著女兒能夠好好學習，當時為了給女兒補習數學課，我給鄒老師的補課費是每小時1000元，只要她能幫我女兒提高成績，我花多少錢都無所謂。但想不到他卻對我女兒做出這樣的事情。”我問他一共給了被告人多少補課費，他說：“一共有16多萬，說實話，這一些錢對我來說不算什麼，但我一想就來氣，我想要回這筆錢，不能白給他。”我說：“那你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吧。”後來，女孩的父親提起訴訟，要求被告人退還補課費16萬元。按照未成年人審判庭“首審責任制”的要求，即涉及同一未成年人權益的案件，無論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均由首審法官負責審理。這個要求返還補課費的合同糾紛自然也是由我來審理。開庭的當天，被告人還是一副否認事實的態度，說自己為此付出了勞動，獲得補課費是應當的，拒不返還。並且在法庭上又揚言：“出來後會怎麼怎麼樣”。作為一個法官，面對被告人的威脅是常有的事，但又不能“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只能往肚子裡咽，長此以往，早就具備了強大的抗壓能力。最後，判決支持了女孩的訴訟請求。
法官提示：在強姦、強制猥褻案審理過程中，首審法官發現鄒某某作為職業教師，在明知教育部印發《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規定》中嚴禁在職中小學教師進行有償補課的情況下，仍違規以收取高額補課費的方式，單獨為在校學生補課，存在嚴重違規、違法行為。另外，其不僅強姦、猥褻未成年女性學生，還存在嚴重違約行為，侵犯了被害未成年人家庭的合法財產權益。因此，在監護人提出希望追索補習費時，首審法官明確建議監護人在刑事案件結案後，通過民事訴訟解決合同糾紛。由於首審法官全面掌握鄒某某在為被害人補習過程中所犯罪行，故在後續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能夠明確判斷雙方當事人陳述的真實性，縮短了法庭調查、取證的時間，有效減少了訴訟對涉訴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二次傷害程度。
當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時，不僅給其個體造成重創，更有可能使其家庭權益受損。但由於從屬不同的法律關係，身份關係、處理方式、訴訟程序等存在諸多差異，被害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維權過程，往往耗時費力。遵循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對於未成年人的特殊、優先保護原則，應當在處理涉及未成年人權益訴訟過程中，給予最大限度的幫助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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