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光緒皇帝剛剛即位，法國人發來了讓大清更為難堪的照會。照會說法國已與越南簽訂了新的《西貢條約》，要求清廷承認這一條約，實際上是圖謀把越南納入到自己的控制之下。
法國控制越南，實際上真實的目的是想把侵略勢力擴展到中國的西南邊境。中越之間在地緣、政治體制、文化、民族關係上都有很大的認同，有著千年的歷史關係傳承，這使法國感到控制越南，可以成為進一步向中國伸展利益的跳板。1860年，中法《北京條約》訂立後，法國便急不可耐地採取行動，先是調集侵華軍隊進攻越南；又於1862年逼迫越南訂立第一次《西貢條約》，割南部邊和、嘉定、定祥三省，並許法人航行湄公河。1863年，柬埔寨被法國侵略者強置於保護之下。1867年，法國又以“越王陰謀背信，使我們（法國）不得不將下交趾支那的西部三省，併入我們的領土”[1]。理由雖然說得冠冕堂皇，但結果卻使法國武力吞併了越南南部的永隆、河仙、安江三省。
本文根據《晚清官場的洋大人》改寫
但法國侵略者並沒有因此而滿足，此後又通過武裝入侵，外交脅迫，迫使越南於1874年3月15日同法國侵略者簽訂了第二個《西貢條約》。這個條約簽訂後，越南名義上獨立自主，但外交上卻由法國做主，實際上已經把越南視為自己的附庸國了。除此之外，法方還否認越南與中國的歷史關係，條約簽訂後，法方讓中國承認，但遭到了清廷的反對。
清廷不承認《西貢條約》，起初法國也並沒有採取極端的行徑，當時的法國剛剛在與普魯士的交戰中吃了敗仗，割讓了領土並支付戰爭賠款，還沒有能力為越南問題和大清撕破臉。1875年，法國政府把這個條約照會給清廷要求予以承認，並訓令駐華公使羅淑亞不提“保護權”問題，而以要求中國同意紅河通商為主。從1875年到1877年，中法之間還只是為越南問題不斷地引發口水戰：清廷屢次向法方表明中國對越南負有“宗主”保護責任，不能承認法越之間簽訂的條約；至於開放雲南通商一事，則斷然拒絕。在此期間，越南照舊遣使前來往中國，法國也不加阻止。這樣，由於雙方對問題都採取含糊的態度，問題便暫時隱伏未發。
法國覬覦越南，經過普法戰爭後完成了統一的普魯士建立了德意志帝國。德國很支持法國侵犯越南。畢竟普法戰爭讓法國人飽嘗了割地賠款的恥辱，德國政府很擔心吃了虧的法國人伺機報復，認為支持法國侵略越南是轉移其視線的好機會，因而積極鼓動法國向東方擴張。
1878年的柏林會議上，德國首相俾斯麥告知法國代表，德國將回擊法國收復歐洲失地的任何企圖，但樂意支持法國在海外擴張，因而法國從1878年起便加緊了在越南的行動。1879年6月，法國駐越南海防港領事土爾克公開叫囂說： “法國必須佔領東京（北圻）……因為它是一個理想的軍事基地，由於有了這個基地，一旦歐洲各強國企圖瓜分中國時，法國將是最先在中國腹地的人。”[2]
安南（越南）王朝玉璽
到1880年，法國已在河內和海防港駐紮了軍隊，並在紅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越南為了抗拒法國的推進，加強了同中國的聯繫，它不顧法國的反對，繼續向清廷進貢，讓法方感到頭痛的是，曾為反清義士的劉永福創立“黑旗軍”，深入越南，英勇抗法，更使法人感到焦頭爛額。
在1874年法越簽訂《西貢條約》之前，劉永福所率領的黑旗軍就與法軍展開了鬥爭。對於《西貢條約》，法國人認為，這意味著已經在越南北圻建立了“保護制”。對此，法國海軍殖民部長蒙塔那克曾經在給法國外交部長德加斯的信中談到這一條約：“我們目前的介入是為保護國制度作準備，以後保護國制度一定要明確地建立起來並得到公認。……安南王國今日已經孱弱不堪，它也承認自己已無力使其臣民對它俯首聽命，因此它不得不接受一個大國的保護。我們在交趾支那所取得的權利，不允許聽從除了我們之外的其他勢力來對嗣德帝（越南國王阮福時）施加影響。……我們為在這個國家奠定法國統治的基礎已經付出很多代價，因此，我們應當繼續我們的事業。要做到既不冒進又永不偏離目標，尤其是我們不能走回頭路，致使前功盡棄。”[3]
法國人建立的所謂“保護制”，要當越南人的“大哥”，已經深入到越南的黑旗軍首領劉永福是抵制的。條約簽訂後，劉永福曾經給法國輪船“紅河”號船長喬治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得對你說，既然現在法國與安南王已有一項條約，你們就能把你們買到的貨物託付給中國人，他們可以自由地沿河到保勝，只是我不同意歐洲人的輪船和外國人到那裡。假若中國商人偶然在途中遭到搶劫，我將負責賠償他們的損失。但是，我還要重複一遍：如果歐洲船或歐洲人要來保勝的話，我聲明我將以武力阻止他們，我們要看看誰能壓倒準。”[4]
對於法國人脅迫越南人簽訂的第二個《西貢條約》，越南方面實際上相當牴觸，認為簽訂這個條約是上了法國人的當。1883年，主動前往越南幫助劉永福抗法的唐景崧在與越南官員阮文祥交談時，阮文祥言語間流露出對這一條約的不滿。
唐景崧問，聽說法國人簽訂《西貢條約》，實際上是想把越南變成法國的附庸國，難道這個用意貴國不知道嗎？
醇親王奕譞（中）與李鴻章（右）在一起
阮文祥回答說，法國人蓄謀已久了。但是，越南不會接受這個條約，下官觀察到法國人以保護為名，實際上在侵吞越南的利益。阮文祥還說，關於《西貢條約》，已經向國王說明此事，不要批准這一條約。
後來，唐景崧又會見了越南的另一位執政官員陳叔仞，他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
談話中，唐景崧問：“貴國與法立約，其第二款有並非遵服何國之語。在貴廷之意，以為如此措辭，則系自主之國，可與彼族平行。然措辭失當，遂使彼族得以藉口。嗣後於此等語言文字，諸宜審慎。我皇帝天容地涵，未加責問。但恐貴國授人以矛，陷己之盾矣。”
陳叔仞說：“此是立約之辰為他所賺，國王久已譴責。惟天朝包涵之量，不屑責問，而下國已自心愧矣。但已錯過。……事已錯過，知悔則已晚矣，惟祈憐之恕之”。[5]
法國脅迫越南簽訂第二個《西貢條約》，清廷也是不承認的。但是，朝廷中也有一些人主張對法國人妥協，這些人中有恭親王奕訢和北洋大臣李鴻章。他們的理由很簡單：經歷了日本兵犯臺灣、吞併琉球，大清國正在努力籌劃海軍建設，在海軍建設和海防計劃還沒有完成以前就挑戰法國，實在不是明智之舉。
西方辱華明信片，主題“外國人鋸清代皇帝的椅子”
當時，中英之間因“馬嘉理事件”也處於僵持局面，奕訢與李鴻章認為，中國既然沒有能力廢止法國與越南的協議，又沒有實力把法國從越南趕出去，對於法國是不能輕言開戰的，以免釀成大禍。況且，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給大清帶來的傷痛，使奕訢、李鴻章等一些官員對法國仍是深為忌憚的。那麼面對法國在越南的不斷擴張，大清該怎麼辦呢？奕訢、李鴻章主張對法國人妥協，通過外交交涉解決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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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1頁。
[2]董叢林：《李鴻章的外交生涯》，第60頁。
[3]廖宗麟：《中法戰爭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頁。
[4]廖宗麟：《中法戰爭史》，第76頁。
[5]廖宗麟：《中法戰爭史》，第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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