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光绪皇帝刚刚即位，法国人发来了让大清更为难堪的照会。照会说法国已与越南签订了新的《西贡条约》，要求清廷承认这一条约，实际上是图谋把越南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之下。
法国控制越南，实际上真实的目的是想把侵略势力扩展到中国的西南边境。中越之间在地缘、政治体制、文化、民族关系上都有很大的认同，有着千年的历史关系传承，这使法国感到控制越南，可以成为进一步向中国伸展利益的跳板。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订立后，法国便急不可耐地采取行动，先是调集侵华军队进攻越南；又于1862年逼迫越南订立第一次《西贡条约》，割南部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并许法人航行湄公河。1863年，柬埔寨被法国侵略者强置于保护之下。1867年，法国又以“越王阴谋背信，使我们（法国）不得不将下交趾支那的西部三省，并入我们的领土”[1]。理由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结果却使法国武力吞并了越南南部的永隆、河仙、安江三省。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的洋大人》改写
但法国侵略者并没有因此而满足，此后又通过武装入侵，外交胁迫，迫使越南于1874年3月15日同法国侵略者签订了第二个《西贡条约》。这个条约签订后，越南名义上独立自主，但外交上却由法国做主，实际上已经把越南视为自己的附庸国了。除此之外，法方还否认越南与中国的历史关系，条约签订后，法方让中国承认，但遭到了清廷的反对。
清廷不承认《西贡条约》，起初法国也并没有采取极端的行径，当时的法国刚刚在与普鲁士的交战中吃了败仗，割让了领土并支付战争赔款，还没有能力为越南问题和大清撕破脸。1875年，法国政府把这个条约照会给清廷要求予以承认，并训令驻华公使罗淑亚不提“保护权”问题，而以要求中国同意红河通商为主。从1875年到1877年，中法之间还只是为越南问题不断地引发口水战：清廷屡次向法方表明中国对越南负有“宗主”保护责任，不能承认法越之间签订的条约；至于开放云南通商一事，则断然拒绝。在此期间，越南照旧遣使前来往中国，法国也不加阻止。这样，由于双方对问题都采取含糊的态度，问题便暂时隐伏未发。
法国觊觎越南，经过普法战争后完成了统一的普鲁士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德国很支持法国侵犯越南。毕竟普法战争让法国人饱尝了割地赔款的耻辱，德国政府很担心吃了亏的法国人伺机报复，认为支持法国侵略越南是转移其视线的好机会，因而积极鼓动法国向东方扩张。
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德国首相俾斯麦告知法国代表，德国将回击法国收复欧洲失地的任何企图，但乐意支持法国在海外扩张，因而法国从1878年起便加紧了在越南的行动。1879年6月，法国驻越南海防港领事土尔克公开叫嚣说： “法国必须占领东京（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法国将是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2]
安南（越南）王朝玉玺
到1880年，法国已在河内和海防港驻扎了军队，并在红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越南为了抗拒法国的推进，加强了同中国的联系，它不顾法国的反对，继续向清廷进贡，让法方感到头痛的是，曾为反清义士的刘永福创立“黑旗军”，深入越南，英勇抗法，更使法人感到焦头烂额。
在1874年法越签订《西贡条约》之前，刘永福所率领的黑旗军就与法军展开了斗争。对于《西贡条约》，法国人认为，这意味着已经在越南北圻建立了“保护制”。对此，法国海军殖民部长蒙塔那克曾经在给法国外交部长德加斯的信中谈到这一条约：“我们目前的介入是为保护国制度作准备，以后保护国制度一定要明确地建立起来并得到公认。……安南王国今日已经孱弱不堪，它也承认自己已无力使其臣民对它俯首听命，因此它不得不接受一个大国的保护。我们在交趾支那所取得的权利，不允许听从除了我们之外的其他势力来对嗣德帝（越南国王阮福时）施加影响。……我们为在这个国家奠定法国统治的基础已经付出很多代价，因此，我们应当继续我们的事业。要做到既不冒进又永不偏离目标，尤其是我们不能走回头路，致使前功尽弃。”[3]
法国人建立的所谓“保护制”，要当越南人的“大哥”，已经深入到越南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是抵制的。条约签订后，刘永福曾经给法国轮船“红河”号船长乔治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得对你说，既然现在法国与安南王已有一项条约，你们就能把你们买到的货物托付给中国人，他们可以自由地沿河到保胜，只是我不同意欧洲人的轮船和外国人到那里。假若中国商人偶然在途中遭到抢劫，我将负责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是，我还要重复一遍：如果欧洲船或欧洲人要来保胜的话，我声明我将以武力阻止他们，我们要看看谁能压倒准。”[4]
对于法国人胁迫越南人签订的第二个《西贡条约》，越南方面实际上相当抵触，认为签订这个条约是上了法国人的当。1883年，主动前往越南帮助刘永福抗法的唐景崧在与越南官员阮文祥交谈时，阮文祥言语间流露出对这一条约的不满。
唐景崧问，听说法国人签订《西贡条约》，实际上是想把越南变成法国的附庸国，难道这个用意贵国不知道吗？
醇亲王奕譞（中）与李鸿章（右）在一起
阮文祥回答说，法国人蓄谋已久了。但是，越南不会接受这个条约，下官观察到法国人以保护为名，实际上在侵吞越南的利益。阮文祥还说，关于《西贡条约》，已经向国王说明此事，不要批准这一条约。
后来，唐景崧又会见了越南的另一位执政官员陈叔仞，他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谈话中，唐景崧问：“贵国与法立约，其第二款有并非遵服何国之语。在贵廷之意，以为如此措辞，则系自主之国，可与彼族平行。然措辞失当，遂使彼族得以借口。嗣后于此等语言文字，诸宜审慎。我皇帝天容地涵，未加责问。但恐贵国授人以矛，陷己之盾矣。”
陈叔仞说：“此是立约之辰为他所赚，国王久已谴责。惟天朝包涵之量，不屑责问，而下国已自心愧矣。但已错过。……事已错过，知悔则已晚矣，惟祈怜之恕之”。[5]
法国胁迫越南签订第二个《西贡条约》，清廷也是不承认的。但是，朝廷中也有一些人主张对法国人妥协，这些人中有恭亲王奕䜣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他们的理由很简单：经历了日本兵犯台湾、吞并琉球，大清国正在努力筹划海军建设，在海军建设和海防计划还没有完成以前就挑战法国，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西方辱华明信片，主题“外国人锯清代皇帝的椅子”
当时，中英之间因“马嘉理事件”也处于僵持局面，奕䜣与李鸿章认为，中国既然没有能力废止法国与越南的协议，又没有实力把法国从越南赶出去，对于法国是不能轻言开战的，以免酿成大祸。况且，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给大清带来的伤痛，使奕䜣、李鸿章等一些官员对法国仍是深为忌惮的。那么面对法国在越南的不断扩张，大清该怎么办呢？奕䜣、李鸿章主张对法国人妥协，通过外交交涉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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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页。
[2]董丛林：《李鸿章的外交生涯》，第60页。
[3]廖宗麟：《中法战争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4]廖宗麟：《中法战争史》，第76页。
[5]廖宗麟：《中法战争史》，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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