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资料参考来自泸州地方文史，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历史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很多年以后，我们翻开尘封的卷宗，追寻当年的轨迹，你会惊讶的发现，有很多事情原来真的是互为因果关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1840以后国力开始日渐衰弱，其末代时期的不堪，简直是让人义愤填膺。但是导致清政府被拖垮的这个导火索，却是因为一位泸州人，这就很多人不知道了。

我们把时间倒回1910年8月17日，正元钱庄的大股东陈逸卿与其他股东一同被捕。此时，距正元钱庄在股灾中倒闭还不到一个月。上海毕竟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与时俱进相当地有成效，地方当局面对股灾这类新形势下的新问题，而且是具有国际影响的突发事件，其快速反应之迅捷，大大超出施典章及所有人的预料。施市长早已不是市长了，虽然还保留着“公务员”的身份和“厅局级干部”的级别，官场、商场应酬时人们还称呼他为“府台”。

施典章何许人也？

施典章，字子谦，泸州人，光绪二年(1876)二甲第134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转授户部主事，因勤慎加三级，庚未升户部员外郎，后任琼州、广州知府。经乔树丹推荐回川路公司任总理，上海炒股崩盘，损失350万两路款，而引发四川保路运动。在经济上给晚清统治带来严重损失，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

施典章海南任知府几年后，到了广州知府，一跃进入大清国搞“洋务”行列。广州此时虽被上海压了一头，但好歹也还是繁华所在，这令籍贯四川泸州的施典章成为川籍官员中少数懂些洋务、懂些经济的人物之一。

施典章任知府，意识到有限的才干和更为有限的人脉，要继续走“红道”的话，前景实在暗淡。正好时有机遇，川路公司需要一名官员负责投资事务。施典章既是四川人，有抓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级别也够。在川路公司总经理(总理)乔树丹的引荐下，他得到四川总督锡良的赏识，终于下海经商。

乔树丹也是四川人，学部左丞，曾做过刑部郎中。中央政府决心开设川路公司时，他就成为该公司的首任“总理”，川路公司最早打的是“官商合办”的旗帜。川路改为商办后，在成都、宜昌和北京三处设立办事机构，老乔便被任命为驻京“总理”，施典章的任命就是他一手促成，这令老乔在随后的川路风波中成为知名人物，并在辛亥革命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案发被查触目惊心

施典章却掌握着一个在上海滩乃至全中国畅行无阻的法宝一一资金，足足有350万两的白银！这是川路公司已经筹集的资本中的一半，施典章把其放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进行“资本经营”，期望着用钱生钱。

川汉铁路是大清国的重点工程，可谓重中之重。这条拟议中的铁路也成为对抗英、法在大清国西南地区边疆不断扩张蚕食的战略布局。大清国财政亏空。只有发动民间的集资，实质上向全省农民强行摊派征收“租股”。

几年来川路公司终于筹集了近千万两的资金，这都是“川人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破产，敲肌吸髓而来”(《民立报》)，但离川路建设所需的5000万两资金还差得远。在投资重庆铜元局失败后，川路公司承受了200万两的巨大损失，痛定思痛，余下的资金便被集中调集到了上海与汉口，进行相对保守的投资。川路公司投放了余下资金的一半350万两，并由施典章亲自坐镇。

按照川路公司内部风险防范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钱庄存放，每一钱庄的存款上限不得超过15万两。而施典章几乎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了陈逸卿的身上，在陈逸卿实际控制的正元、兆康和谦余三家钱庄，川路公司的总存款高达11.5万两。

炒股崩盘、陈逸卿被捕，没来得及出逃的施典章在上海被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所派的专案组抓获并查处。摄政王载沣亲自批示，中央政府多个部委跟进。清理的结果却令他们大吃一惊：这是情节特别严重的贪污大案。施典章还涉嫌侵吞公款，数额高达百万两。

被震惊了的江苏专案组，立即将此案情逐级上报给了清政府。而后发现：在案发前两年，施典章还曾经向陈逸卿名下的其他两家钱庄分号存入款项，而且居然都是在这两家分号宣布倒闭之后。

根据大清《商律》，专案组建议责令施典章退赔其亏挪各款，收缴其所有非法所得，并在全案定结后“发交地方官监禁三年，罚金即定为一万两，缴清后方得释放”。当时这种软处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只能说清朝晚期实在自顾不暇，不衰败是不可能的了。

拒绝合作互不妥协，矛盾越演越烈

施典章在上海酿成巨亏，邮传部不闻不问，不仅拒绝代向皇帝转交川路股东们的请愿书，反而将举报信等转给四川总督处理，而四川总督又转回给乔树丹处理。显然，乔树丹的幕后撑腰者已经成为控告的矛头所指。

1907年8月，邮传部就派了工作组前往成都，调査川路公司的账目。至1908年铁路还一寸未修，其筹集的800多万两资金却已经有150多万两花在了工资及办公经费上，另200万两又在重庆铜元局上投资失利，损失殆尽。

查账的艰难，除了内部管理混乱所致外，还因为川路股本多来自从农民手中强征的“租股”，当时川中7000万百姓，号称人人皆是股东。

川路开办之初，中央政府批准的筹款方式为四种：官本之股、公利之股、抽租之股、募集之股。为了建设铁路，租股的负担又是每年200万两，要从农民口里一粒米一粒米地夺食，租股之害，莫大于扰民；租股之弊，莫甚于中饱。

内阁侍读大学士甘大璋算了一笔账：川路总预算在9000万两，如果依靠租股，则凑够此数当用百年，现在已开工的200里计划9年完成，那全路至少需90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成无期。前款不敷逐年路工之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之用。款尽路绝，民穷财困。川路公司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了。

1909年宣统年间的时候，中央政府此前就顺应民意，允许铁路大量民营。但事实证明，铁路的民营是国家财富巨大的浪费，出现了很多“死路”、“僻路”，更关键是效率低下、贪污盛行。

学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让路权流失给老外。实际上它真正和中央政府争执的是：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有300多万被施典章拿到上海炒股票亏了，他们要求中央政府在收回铁路时，拿财政来补贴这个损失。盛宣怀坚决不同意，反驳的文书中就说，中央政府拿的钱是全民的钱，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权力来弥补你的窟窿。

四川公司和中央政府达不成协议，董事会就不得安宁，他们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骂清政府卖国，把路收回去是卖给老外。其实当时他们设想的是借外来资金来推进铁路国有，但这就成了卖国。

革命党利用这机会，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搅得更浑。朝廷只好从武昌把端方的新军调到四川去镇压，造成武昌空虚，暴动暴发。研究辛亥革命史学的一些专家认为，政治上推翻清政府的是孙中山，军事上推翻清政府的是武昌起义，引发四川保路运动、席卷全国的同志军起义的导火线，则是施典章用修路款350万两到上海炒股亏空，无法偿还所致，也是由经济上引发的一场政权大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