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古代最经典的“城市宣传语”虽然名传天下，但实际上苏州真正的崛起，最早也要追溯到唐代安史之乱以后，而苏州成为古代的一线城市，则要到明朝时期才真正奠定了其地位。
苏州城市历史发轫于春秋时代，吴王阖闾命伍子胥营建阖闾大城，相传这便是苏州建城的滥觞。此后千年时光苏州虽然历经沿革“改名换姓”，但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文化重心都在黄河流域，哪怕在经历了南北朝的开发，江南一带也不过是勉强跟北方繁华之地可以等而论之。
然而随着唐朝盛世在安史之乱的铁骑轰鸣中黯然崩散，苏州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发展时期。
中唐时代，唐廷虽然成功将安史之乱扑灭，但也让吐蕃趁虚而入，被其一举拿下了河西走廊，并日益蚕食唐朝在西域的各属国，又进逼安西、北庭，并还不时的侵扰四川、陕西一线，这让首都坐落在长安的唐廷遭遇到了内外交逼的窘迫之境——在安史之乱平定的广德元年当年，吐蕃大军就乘胜就直下长安，迫使唐代宗出避陕州。
在外有强敌，内乱不止的情况下，唐廷不得已之下只得采取了对内绥靖之策，允许部分叛军“反正”，因此成功分化叛军，扑灭了安史之乱。
但由此也留下了中晚唐时代的著名“河朔三镇”——成德、魏博、范阳三大藩镇皆坐落在昔日唐廷的河北膏沃之地，而为了防范这些反复不定的河朔藩镇，唐廷又不得不在黄河南北设下足够多的军镇以为防范。
由此，整个北中国就形成了河朔藩镇和中原防遏方镇的对峙，同时为了减轻朝廷负担，唐廷又不得不将包括财税、官吏、贡举等权力下放地方，以换取免于对这些中原方镇在平日养兵时的开销，转而只负责开战时，如“出界粮”等战时军费的筹措。
这也就意味着，重兵云集的中国北方再难以作为传统王朝的“财税根本”之地，而苏州所在的江南地区则转而进入了中央政府的眼帘。
苏州地处长江下游，太湖以北，又为京杭大运行的枢纽港口，土地肥美更是农业兴盛之处——此时的苏州在经历了“永嘉南渡”后，其农业已经得到了大力开发，而等到了安史之乱，大量北方人口再度南迁之后，则苏州还获得了在技术上的“大爆发”，其时不仅有助于农业的“江东犁”等农业用具在苏州广为应用，同时拥有了开凿“常熟塘”、“华亭塘”等河流的工程技术和人力。
两塘加上古孟渎，便将长江以南，太湖以北的广大地区连接成一个整体，不仅让农业得到了足够的水利灌溉，同时水运的便捷也极大的促使了商业的繁茂，由此东南的茶叶、丝绸、手工业产品便逐渐在整个中国盛行起来，及至于明清时代，“东南出品”便几乎等若是“天下精品”的代名词。
而苏州作为江南的几何中心，又有运河跟长江相连接，依靠地缘、兴盛的农业和渐渐崛起的手工纺织业，苏州在中唐之后，便渐渐成了中原王朝不可忽视的重镇名城。
“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江南诸州,苏为最大”——韩愈、白居易等人都曾褒扬当时苏州对于唐朝甚至此后封建王朝的重要性。
但苏州虽然在中晚唐时期和五代初成气象，但毕竟方兴未艾，如今名震天下的“苏绣”也只是处在萌芽状态。苏州之重，于当时天下而言，不过是依赖“苏湖熟，天下足”的农业产能。
事实上，纵观唐朝真正称得上一线城市的，除了长安、洛阳以外，便只有“扬一益二”之说的扬州和成都，苏州虽名声渐起，终究还只是后起之秀。
但等到了北宋年间，苏州不仅有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名头，整个苏湖地区的漕粮也达到了七百万石的规模，在大中祥符年间这几乎占到了当时整个漕粮的八成以上。
可这不过是在唐代和五代十国之上的原由基础上有所发扬，真正让苏州崛起的，还是因为独树一帜的丝绸纺织业。
江南地区的水土本来就适合桑蚕养殖，北宋时期苏绣虽然还未有大成，但《清秘藏》就已经不吝褒扬北宋时期的苏州绣业：“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线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底馋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
正是有唐宋时期的产业深耕，苏州才有机会在明朝彻底大放光彩，不仅一举超越扬州，就连曾同为后起之秀的杭州都只能望苏州而莫能及，一跃成为明清时代仅次于南北两京，甚至仅次于南京的一线城市！
明朝初年天下总括税赋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石，而苏州一府便须完税二百八十万九千石，也就是说在明朝初期，苏州一府就承担了全国税收的接近十分之一！
虽然不乏人认为这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深厌苏州人助张士诚抵抗明军所致，但考虑到跟苏州府比邻但沿海的松江府也承担了一百二十万九千余石的赋税，再加上南京税赋虽然不如苏松二府，可南京卫所也极多，可以说十倍于苏松，而卫所承担的公粮递解又远远超过民户。综合来看，南京的负税和苏州其实相差仿佛。
所以“厌弃重税”之说不过是以人情而度国情，真正的原由其实是因为明朝开国，天下满目疮痍，独江南地区相较平安。
有了一个好的开局，纵然因此承担了沉重的负税，可这也让苏州领先了当时的杭、扬等竞争城市不止一筹。
但真正成就苏州一线城市地位的，其实是明成祖。
明成祖迁都北京，京杭大运河的疏通与维护便成了大明王朝的首要之重，而作为大运河枢纽的苏州，便相当于如今京九铁路上的深圳——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京九铁路的南方终点是国际港口的香港，而京杭大运行的南方终点却只是杭州。
而相对于杭州，苏州附近的城市不仅更加成熟，且在明初人烟也远比浙江繁华，再加上苏州距离当时的一线城市南京以及二线排头的松江都远比杭州近得多，近水楼台之下，不管是聚人还是销货，乃至文化事业都远远拉开杭州一截。
事实上，当时江左地带就相当于如今的珠江大湾区，形成了一个产业互补的经济共振都市圈——南京便若广州重在政策利好，苏州便若深圳重在产业为王，而松江（如今的上海）则相当于没有国际自由贸易港身份且身不逢时，但还有几分产业的香港。
不过，这种地缘上的利好，或许会让苏州逞一时的风头，但想要跟此后盐商汇聚的扬州，另起炉灶，坐拥一省的杭州相比，却仍差了几分，很难长久维系苏州在明清五百年之中的一线城市地位。
一个城市想要真正常青不衰，不管是古代也好，还是现代也罢，其实都离不开核心产业的发展，而如今苏州驰名中外的除了江南的园林之外，便是苏绣。而苏绣的成熟得益于苏州匠人的织造，但蜚声天下却离不开明成祖七下西洋的推动。
明成祖一生纵横南北，但不管是出塞扫荡北元余孽，还是南下征讨交趾，其军费花销之大，纵然有朱元璋“养兵不费百姓一粒米粮”的卫所制度兜底，但难免国库难经支用。
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支应浩繁的军事、营造，节流杯水车薪，对于明成祖就只剩下开源一条路，而郑和下西洋，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
事实上，郑和下西洋其核心目的虽然有重新整合南洋宗藩体系，宣威于域外的用心，但根本的内驱动力，还是为了海外商贸的利润——将丝绸、瓷器以及其他机巧之物（高级加工品）贩卖到海外，或换回金银硬通货，或换回象牙珍珠等奢侈品后统一发卖，最终利润收归朝廷，用在浩繁的支出上。
这就是为什么明成祖疏通京杭大运行，营建北京宫殿，又五征漠北，南镇越南，其在位二十四年，用兵用工数百万，却依然开创了永乐盛世的原因。
而苏州纺织业的名声也随着郑和下西洋而播名于四海，此后出口转内销，最终一举奠定了“苏绣”的地位，而苏州的纺织品也因此水涨船高，最终使苏州在晚清开埠之前，一直稳坐中国一线城市前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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