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強調人的意志的力量。他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說，道德不必講很深的道理，“但使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則可矣”。
主筆/薛巍
章太炎（1869~1936）
章太炎外號“章瘋子”，比如他給三個女兒取名用的都是生僻字，長女章?（麗），二女章叕（輟），三女章?（展）。他瘋癲的另一個表現是無所畏懼。魯迅說：“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
章太炎名炳麟，別號太炎，出生於1869年，浙江餘杭人，被譽為有學問的革命家。他在《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中說：“年十四五，循俗為場屋之文……年十六，當應縣試，病未往，任意瀏覽《史》《漢》。”然後讀《說文解字》，18歲開始讀《十三經注疏》，20歲時入讀杭州詁經精舍，學了8年，後老師俞樾罵他“不孝不忠”。
1900年之後，章太炎倡導革命排滿。他說：“人心進化，孟晉（進取）不已。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魯迅先生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說：“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我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真是所向披靡。”
1906年，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演說，提出要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他強調，所謂“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漢族的歷史和文化傳統。關於章太炎的排滿思想，馮契先生在《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一書中說：“章太炎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他認為革命者的當務之急是排滿，他並非排斥一切滿族人，而是要排斥滿人在漢之政府，排斥其皇室、官僚機構、軍隊以及為其所用的漢族高官。他的民族主義中有大漢族主義的傾向。但排滿的口號在當時是進步的。因為清政府已經腐敗到了極點。從中國近代革命的進程來說，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推翻封建專制政府。”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宣揚國粹並不是因為他是個保守派。王汎森在《章太炎的思想》一書中說：“章太炎強調國學不等於儒學，他提倡的國學，是指在君權時代不得志的經師之學，是與官僚士大夫相敵對的抱殘守缺者之學，是與歷史上的當權派不合作之學，是反君權之學，是批評歷史上的專制政治及它的思想文化基礎的學說。他發掘了一個下的、平民的、個體的、自性的、在野的文化傳統。”
在宣揚國粹的同時，章太炎積極主張向西方學習，他曾任譯書公會主筆，自己也翻譯過斯賓塞的著作等書。但他認為不能採取歐化主義，說“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文明派把近代西方文明當作世界普遍的、唯一的道路或階梯，認為西方的公理帶有自然規範的性質，文明是以英、法等國的現代文明作為衡量一切的尺度，章太炎則認為中國文化也有其長處。
他認為最切要的學問是歷史，“人不讀經書，則不知自處之道。不讀史書，則無從愛其國家。對於本國文化，相與尊重而發揚之，則雖一時不幸而山河易色，終必有復興之一日”。但他說經書本質上也是史書，是對歷史的概括。
章太炎的思想後來發生了重大轉變，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後期他試圖糅合唯識宗、康德、莊子來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王汎森在《章太炎的思想》一書中說：“若無佛學的洗禮，他不可能斥破名相之拘絆，但若無莊子《齊物論》，則章氏永遠只能以虛無終其生，而不能對現實世界作一進步之肯定。”
在《俱分進化論》中，他用佛學反對進化論。說善進化，惡也進化。唯識學認為人性中有善、惡、無記三顆種子，在進化的過程中，人的善、惡種子都會進化。“進化之所以為進化者，非由一方直進，而必有雙方並進。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並進，如影之隨形。”他認為，只有智識一直在進化，隨著智識的提高，人類為善的能力越來越大，為惡的能力也越來越大；求幸福的本領增長了，造苦難的本領也增長了。比如歐洲科學知識迅速進化，消除了貴族和平民、男女之間的不平等，但貧富差別擴大了。以道德言，人能把對親人的愛加以擴充，愛其組織團體，但人也有比動物更惡之處。虎豹雖食人，但不食同類，人則同室操戈。如何擺脫“俱分進化”呢？他訴諸佛教，以為最後應該達到“五無”（無政府、無聚落、無人類、無眾生、無世界）。
章太炎強調人的意志的力量。他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說，道德不必講很深的道理，“但使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則可矣”。真正的道德行為就在於堅持原則，言必信，行必果，為革命和民族大義不怕犧牲。他提出“依自不依他”之說，強調道德行為要自己做主，而不依賴於鬼神或他人，“自貴其心，不援鬼神”。一個人能自尊無畏，就可以“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一個人，“非為世界而生，非為社會而生，非為國家而生，非互為他人而生”。他認為培養人的信念，既不能用孔教，也不能用基督教，而只能用佛教，因為佛教就是講“依自不依他”。
章太炎對帝國主義提出強烈異議，甚至對代議制、立憲等最時髦的政治思想也嗤之以鼻。他反對西方議會政治，認為西方的議員都是地主富豪，所以議會政治實際上是給富豪合法的特權。他認為議會與富強之間沒有關係，日本之強盛並不因為立憲的緣故，日本立憲五年後便打敗中國，新的制度豈能奏功如此之快？日本強盛“由封建之習慣使然，其政有敘，其民尚武”。他在《參議員論》中說，代議制會妨礙行政運作的效率，不但不能強國，反而會使國弱。
1921年，柳詒徵發表文章，說今之學者“非儒謗古”，斥責章太炎“好詆孔子”，反對當時“打倒孔家店”的思想運動。章太炎表示接受其指責。姜義華在《章太炎思想研究》一書中說，這表明“這位當年曾經勇猛地向封建舊文化衝擊過的有學問的革命家已經喪失了先前的勇氣與革命精神。他不但沒有支持打倒孔家店這場思想運動，反而被這場運動嚇倒了”。1924年8月，章太炎發表了《救學弊論》一文，提出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等所謂物質之學可以參用遠西書籍，政治、經濟等社會科學、人文學科要排拒西學，被認為是重複了當年他曾極力反對過的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調。
後 記
儘管章太炎晚年如魯迅所說“與時代隔絕”“漸入頹唐”，但姜義華先生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人，是近代中國第一批多才多藝、學識淵博的巨人。他們在思維能力、熱情、性格和學識成就方面，都無愧於他們所誕生的時代。正是在他們用舌、筆、劍向舊世界發動的沖決中，中國的封建神殿一塊塊崩塌，近代中國民族文化的基礎得以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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