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炳正（1910—1998），字景麟，齋號淵研樓，山東榮成石島張家村人，文字學家、語言學家、楚辭學家。20世紀30年代受業於章太炎之門，成為大師晚年最為器重的入室弟子，被推許為“承繼絕學惟一有望之人”，並以戴震高足孔廣森比之。大師既歿，湯炳正被推舉為弟子中唯一代表在追悼會上發言。又應張季鸞之請，撰《章太炎先生之日常生活》一文刊於《大公報》上，並受聘擔任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聲韻學、文字學主講。

1945年9月起，先後歷任南充西山書院、貴州大學、貴陽師範學院教授；1949年9月以後，歷任私立川北文學院、公立川北大學、四川師範大學教授。治學七十餘年，他在語言學、文學、歷史學、文獻學、神話學、民族學等領域卓有建樹，尤以語言學理論和楚辭學研究蜚聲海內外。在學術思想與治學方法上，他深受乃師影響，又能隨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前進。治學嚴謹，能於小中見大，於現象中求規律，對一些千秋難解之謎提出自己的創見，受到中外學術界的重視。擅詩文，早歲以《故宮行》《彩雲曲》等聞名於世，晚年又以“睿智與豁達”的散文作品，卓然獨立。著有《屈賦新探》《楚辭類稿》《語言之起源》等。

許嘉璐在新版《〈章太炎全集〉序》開篇說：“世論太炎先生，曰‘有學問的革命家’，或曰‘有革命業績的學問家’。”章念馳編的《章太炎生平與學術》封底簡介：“今年（2016年）為‘有學問的革命家’‘有革命業績的學問家’‘國學大師’章太炎逝世八十週年。”其中，“有學問的革命家”是魯迅的名言，盡人皆知；而“有革命業績的學問家”語出何處？或許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正是我的祖父湯炳正先生在《憶太炎先生》中提出來的。

湯炳正生前不喜參加社會活動，專意於學術研究，知名度遜於他的幾位師兄，實則在學術研究上有不少開拓性貢獻，也是“章太炎晚年在傳人黃侃先逝後最屬意的弟子”。（戴明賢語）

一

湯炳正，字景麟，1910年1月13日丑時生於山東榮成石島張家村，這一天屬干支紀年的己酉。春秋時期，榮成又名不夜城，當地夜猶未央，紅日已在迷人的霞光掩映之下，從海天之際升起。這種奇觀，一句唐詩“海日生殘夜”形容得最到位。

湯炳正出生時正值曙光初現，雄雞啼鳴，家裡認為吉祥。及至滿週歲那天，據我曾祖母回憶，當時他置其他物品於不顧，只抓了紙筆玩耍半天。父母自然高興，希望這個兒子將來真能與紙筆打交道，成為宣付史館的讀書人，光耀門楣。

湯炳正《自傳》

湯炳正六歲進石島明德小學讀書。這所小學是他父親湯丕治（字顯卿）任石島商會會長時，於1910年創辦的。明德小學是當地第一所有別於私塾的新型學校，老師多是經過培訓的前清秀才。但只讀了兩年，父親就又讓他到村塾就讀，以舊學的標準來打造。按他自己的講法，是“一口氣讀了十年的‘四書’‘五經’”。

塾師張玉堂系前清拔貢，秀出班行，在當地很有名望。當時，湯炳正學習異常用功，常讀書至深夜。他怕自己打瞌睡影響背書，總是高高地坐在被蓋捲上誦讀，稍有睡意便會滾倒下來。此後八十餘年的讀書生涯，先生從未有過臥床看書的習慣，自謂就是小時養成的。他每晚總要讀書至深夜，怕父母發現，就用高粱稈編織的席子把窗戶遮蓋起來，使外面看不到一絲燈光。

湯炳正在五兄弟中身體比較羸弱，我曾祖父每晚都要他練習一套八段錦，而他則利用這段時間，邊練功邊在心裡背書。有一段時間，每晚練功他都要把一部《易經》背完，才肯罷休。也正在這時，他開始瀏覽家中的藏書，並向京滬一帶的書局郵購圖書。幾年間購置了《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二十四史》《百子全書》《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古文辭類纂》《華山碑》等。其中，《華山碑》後有太炎先生的《跋》，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觸這位樸學大師的文字。

榮成歷史悠久，人傑地靈。這對湯炳正有志於學產生了不小影響。據他講，自己在20歲以前，僅僅是為讀書而讀書，對讀書能進入什麼境界，達到什麼目的，似乎從未認真思考過；而此後，才逐漸從塾師與父兄口中對學術之事略有了解。如對聊城的藏書家楊以增、曲阜的經學家孔廣森、棲霞的訓詁學家郝懿行、濰縣的金石家陳介祺、安丘的文字學家王筠等諸鄉前賢，尤欽慕景仰。這些人的名山事業曾給他以極大的誘惑。

但真正使湯炳正傾心於學術的最直接、最關鍵的引路人，當屬鄰村姜家疃的姜忠奎（字叔明）。姜忠奎雖比他僅大一紀，但因出道甚早，彼時已是名牌大學教授。因此，湯炳正一直視其為“前輩”。1949年後，他在自傳裡屢屢言及此人，如說“（我）決定典賣田產，北上求學。這個決定，受鄰村姜忠奎的影響是很大的”等等。

而姜忠奎的外祖父孫葆田（不夜村人）是清季大學者，曾兩度出任《山東通志》總纂，對湯炳正亦有一定的影響。1930年寒假，姜忠奎回鄉探親，來張家村拜謁蒙師張老先生，湯炳正得以見到這位心儀已久的“鄉前輩”，並從他那裡瞭解到學術方面的諸多信息。此外，鄰村大魚島的許維遹（號駿齋）對他也有影響。許維遹193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後任教於清華大學，1935年出版成名作《呂氏春秋集釋》。

二

1931年8月，湯炳正到北平，與同鄉張政烺等在弘達中學補習。張政烺後來考取北大歷史系，湯炳正因無中學文憑，只上了私立民國大學新聞專修科。畢業論文《小型報的缺點及其改善辦法》，被導師王文彬推薦到彼時唯一的新聞理論期刊《報學季刊》第四期上發表。這是他生平首次發表學術論文。

後來，王文彬出任重慶《大公報》經理，還聘湯炳正為該報記者。同鄉馬學良，此時就讀於北大中文系。他們三人過從較密，曾結伴去聽胡適的演講。張、馬畢業後，均進了當時的學術重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進人極嚴，所長傅斯年是非北大特優生不收的。姜忠奎、許維遹、湯炳正、張政烺、馬學良五人皆是20世紀學術史上的一流學者，年齡相差也不遠，都在京城求學，學術旨趣相近。湯炳正又與他們四位均有交集，所以我一直想寫一部《榮成文史五傑》。

當時，湯炳正對舊學興趣大，認為今後“比較易於成為專家”。他研究揚雄，北京圖書館豐富的典籍使其大開眼界，博覽泛涉，如魚得水。那時候，他上新聞課的時間少，跑北京圖書館研讀典籍的時間多，“風雨不阻，寒暑不輟必到北京圖書館看書”。晚年時，他曾模仿林語堂的語句說道：“北京圖書館就等於我的大學；我的大學，就等於北京圖書館。”這並非隨便說說，實感慨系之。

湯炳正“成了北京圖書館閱覽室的長期座上客”，在他心裡，北京圖書館比任何一所大學都更重要。

揚雄《法言》的歷史地位是大大弘揚了儒學傳統，但文字古簡奇奧，歷代箋釋校理者不多。1911年，汪榮寶著有《法言疏證》，20年後又出版了修訂版，改名《法言義疏》。湯炳正在故鄉讀書時，正巧跟揚雄的論著發生過某種“因緣”：他名“炳正”，字“景麟”，即取自揚雄《劇秦美新》中的“炳炳麟麟，豈不懿哉”之意。

但真正意義上，湯炳正對揚雄與《法言》進行學術研究，則是從在京讀書時開始的。湯炳正一直是把揚雄視為傳統語言學最早的專家而進行研究，後來，他還為揚雄做了一部《年譜》和寫了一篇《〈法言〉版本源流考》。

在京期間，湯炳正完成了十萬言的《〈法言〉補註》書稿。關於汪著，他認為其失大要有六：一、字句顛倒而汪氏未能校正者；二、文字謬誤而汪氏未能更正者；三、汪氏有為古本所誤者；四、汪氏有誤改原文者；五、汪氏有為古書徵引之文所誤者；六、前人已有成說而汪氏未經採用者。

即使現在讀此稿，我仍覺得《〈法言〉補註》極富理論色彩，而無一句虛言，說服力很強。湯炳正的學術生涯，此稿應是奠基之作。因此，研究湯炳正的治學思想與研究方法，此書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文獻。我們從中也不難窺測他對學術問題不避權威的堅定態度，而這種思想又貫穿在其一生的學術研究之中。

湯炳正還是一位寫舊體詩的高手，他自幼喜歡詩詞，尊唐詩為不祧之大宗。在故鄉時，他雖寫了不少詩作，但總是隨寫隨棄，現在我只找到他挽妻子慕惠貞之祖父的四聯文字。今舉其二於此：“一、大老近居東海，跂望非遙，恨旅館羈留，舊雨未來疏問候；文孫共學北平，約歸先至，知孝思感動，秋風特送及彌留。二、閱盡滄桑世界，嘆濤聲悲壯，山色蒼涼，六十年來成大夢；留將詩禮家風，看桂子揚芬，蘭孫毓秀，九重泉下慰幽魂。

湯炳正自述：“記得我的詩興最濃，是二十多歲，那時正遊學北京，面對黃瓦紅牆、到處都是歷史遺蹟的前朝故都，從舊社會脫胎而來的我，經常寫詩，藉以抒發思古之幽情，或個人的襟懷。”他在《大公報》“小公園”副刊發表了《浪淘沙：紀念“九一八”》《故宮行》《鵲橋仙：登長城感作》《彩雲曲》《和金東雷君詠梅原韻》等作品。

其中，《和金東雷君詠梅原韻》詩題中的金東雷（震），時任《大公報》“小公園”副刊主編，是章門中期的弟子。湯和金詩的頷聯“一生懶向人間笑，十月先從嶺上開”，正是他一生性格的形象寫照。此聯“曾被詩界譽為名句”。金東雷於1936年出版《東廬詩鈔》時（2009年收入王偉勇主編的“民國詩集叢刊”第一編），還請湯炳正與同光體主帥陳石遺、民國政要張一麟等一同寫《序》。《詩鈔》中有《贈湯君景麟》一首，稱“子今突起持前纛”。

湯炳正的經歷中也有“豔麗”的一段，那就是同《晨報》記者訪問賽金花，他沒有趕時髦寫訪問記之類的文章，而是作長篇歌行《彩雲曲》。此詩被譽“有元白遺風”。

三

大學畢業後，湯炳正回到故鄉。一天，他在《大公報》上讀到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的招生廣告，即於1935年8月趕赴蘇州報考。因就學者甚眾（“最多時近500人”），文化程度懸殊，太炎先生決定分層次教學，特手訂佈告：“凡學員中有著作者，經審定著作後，可錄取為研究人員；無著作者，須參加專門考試，根據成績錄取為研究（人員）。”

湯炳正參加研究班的考試，試題是“自述治學之經過”，他將自己在京補正汪榮寶《法言義疏》之文應答，得太炎先生嘉許，並親自動手將答卷以《〈法言〉汪注補正》為題，編入《制言》半月刊第四期。這是講習會學員中發表的第一篇論文。講習會設研究班與預備班，前者的課程由太炎先生任主講，沈瓞民、朱希祖、金毓黻等任輔講；後者則由章門弟子講授，湯炳正後來即任該班聲韻學、文字學的教席。

在正式開課之前，太炎先生召見了研究班學員，待大家進入會客廳，老先生朗聲問道：“湯炳正來了沒有？”湯炳正應答後，老先生把他叫到自己跟前的小圓桌邊就座，即談起自己在“冬”“侵”分部上的前後不同點，並徵求湯炳正對此的看法。

因為彼此的方言不同，太炎先生怕湯炳正聽不懂餘杭方言，便招呼傭人老李取筆墨紙張來，邊寫（把一些不易聽清楚的字、詞寫到紙上）邊講。老先生那天除列舉《詩經》《易經》為例證外，還認為從冬得聲之“疼”，今讀如dén，猶與侵部近。

湯炳正晚年深情地說：“我當時才二十五歲，淺識寡聞，對音學所知尤少，而先生不以我為譾陋，循循善誘，平易近人，聲音笑貌，至今宛然在目！

這一舉動不由引起人們的猜測，及至後來湯炳正的研究成果一篇又一篇見諸報刊，始知他的確在小學方面“了得”。據姚奠中說：“景麟是同儕中的佼佼者。尤其在聲韻方面更為突出。在學會的學術專刊《制言》上發表文章的人很少，有的也只一二篇，而景麟先後就發表過六篇。足證他的研究成果之多。”

1936年6月14日清晨8時許，太炎先生以鼻咽癌、膽囊炎、瘧疾、氣喘病四症併發而遽歸道山，享年69歲。恩師病歿後，湯炳正與李恭被選為斂衾、招魂、楔齒等安葬儀式的主要人員。據姚奠中回憶：“在先生彌留之際，學生們集中守在院子裡，先生的好友李根源等和學生湯炳正、李恭等守護在先生病榻旁。”

湯炳正亦云：“餘之得侍先師也，將及一年，朝夕過從，情逾家人，不意先師此次之一頷一笑，竟為畢生最後一次之訣別也。（十三、十四兩日，雖獲侍側，而先師不省人事矣）先師之所以期望餘者，遠且大，談次每以相勖，方幸扶掖有人，或可報師意於萬一，乃今遽舍我而去，泰頹梁萎，使餘何依乎，言念及此，不禁涕泗滂沱也。”“十四日清晨，先生去世時，除先生家人之外，我與同門李恭（行之）也在旁。先生目已瞑，而唇微開，像有什麼話還沒說完。先生生平，為革命奔走呼籲，為講學舌敝唇焦，已完成了一個大賢大哲對人類社會的歷史使命，還有什麼話要說呢？這時，家人忙亂悲痛，我代為整理床頭雜亂衣物，李恭則跪在床前，口唸‘阿彌陀佛’，並以手託先生下頜，使唇吻漸合。”

6月16日，湯炳正代表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學員在追悼會上介紹乃師生平與學術。為什麼要選他上臺發言？湯炳正後來在自傳中說，“開會前諸祖耿找到我說，請你以學生身份去講幾句話，因為‘章先生活著時很賞識你，所以才來找你去談’”。翌日，《大公報》頭版刊發《湯炳正述章氏講學精神》專稿。

1986年湯炳正（左一）與姚奠中等在章太炎先生墓前合影。後立者為章太炎之孫章念馳。

抗戰爆發，同門星散。湯炳正一直以繼承絕學為己任，首先提出文字是在社會現實的基礎上產生的，並非“在語言的基礎上產生的”；反對所謂“語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的說法。此論在國內外語言學界產生過重要影響，故章夫人晚年有“卅年桑海幾侵尋，樸學薪傳喜有人”詩句贈予這位門生。

關於湯炳正小學方面的貢獻，力之有云：“景麟先生對現代的文字與語言關係這一研究領域所作出之重要貢獻有二：就傳統語言文字學言，是對‘因聲求義’說完善之補充；就現代語言文字學言，是正以‘語言學眼光’觀文字起源之失。而這兩方面，乃文字與語言關係中之尤巨者。不僅如此，景麟先生的研究，甚具方法論之意義——合觀《〈說文〉歧讀考源》與《原‘名’》《語言起源之商榷》，思過半矣。”

湯序波，湯炳正之孫，1960年2月生，字海晏，山東榮成人。現為貴州大學、貴州師範大學兼職教授，甘肅省先秦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奠中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貴州文庫編纂，黔中書院教授。撰有《湯炳正傳》《湯炳正先生編年事輯》，整理《楚辭講座》《書法講座》等。

愛國至情與民族大義

湯炳正曾說，自己不僅“在小學方面受太炎先生的教益，更重要的是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感情給我以巨大的影響”。1937年7月，他從蘇州返榮成探親，不虞被困故鄉達六年之久。一次，前線葬埋抗日陣亡將士於文登縣的柘陽山，他送輓聯：“今朝雄志吞桑島，終古英魂壯柘陽。”把宣傳抗戰救國看作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故鄉時，湯炳正撰成《五胡十六國紀年史》《史通校箋》《古音學管見》三部書稿。並雲：“章先生平生仰慕顧炎武之為人為學。而對顧氏的經世致用之學，尤恪守不移。這與乾嘉學派為學術而學術的風氣，迥然不同。我在抗日戰爭中，對先生的經世思想與民族意識，理解漸深。我的《五胡十六國紀年史》即由此而作。”又在《古音學管見》扉頁寫道：“我離開淪陷區後，我的妻子慕惠貞，為保存此書，又怕被敵人搜查發現，惹出禍事，乃剪去此處書名和人名，並把書藏在煙囪旁邊的牆縫裡。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才把此書帶到四川。”

湯炳正的屈原及楚辭研究，始於抗戰後期。此時由於中華民族的危機，促使他在思想情感上與愛國詩人屈原產生了強烈共鳴。這裡面當然也有乃師太炎先生的“愛國至情與民族大義”的潛在作用。但湯炳正並沒有想到，他當時開始的這項研究工作，日後竟會使自己成為這門學科的領銜人物。

1985年6月，“中國屈原學會”在楚故都江陵成立，湯炳正當選為第一屆會長（姜亮夫被推為名譽會長）。關於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就，李誠概括為：“如理史遷《屈原列傳》之惑、破屈子生辰之謎、闢‘《離騷》乃劉安所作’之妄，論《楚辭》一書非成於一人之手，倡‘神話演化常以語言因素為其媒介’之論，在國內外學術界皆有深遠影響。”

說到湯炳正的民族大義，這裡只說一事。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個別著名學者提出“屈原否定論”。先生知道後，一方面鼓勵黃中模將日本學者原著譯出，並撰文討論，一方面著手籌辦“屈原問題學術討論會”，以推動屈原研究的健康發展。

湯炳正奔走呼籲，克服重重困難，於1984年5月在四川師範學院召開屈原問題討論會。他在給黃中模的信中說：“敝院所主辦之‘屈原問題學術討論會’，開始因規模小，故邀人少（因招待所等條件限制）。不料‘請柬’發出後，引起全國學術界的連鎖反應，要求參加者，絡繹不絕，現已六次補邀，發出‘請柬’前後共八十多份。”又向與會者擬出：“（一）對日人的意見，應當納入中日文化交流的範疇之內，而決不是聲討或撻伐。（二）措詞命意，都應當以學術探討的姿態出現，擺事實，講道理，而決不是什麼批判。”“對當時國內外所吹起的那股意圖把屈原從中國歷史上抹掉的不正之風，進行實事求是的探討與評議。”通過辯論，維護了屈原的存在與其著作權及他作為“世界文化名人”的地位。

由於湯炳正及有關學者的努力，這次討論會收到了預期效果。有學者說：“這次大會的論文質量、討論情況、社會影響都遠遠超過其他全國性屈原討論會。”《光明日報》等三十家報刊“發表了近五十篇文章，討論與報道了屈原問題論爭，遂成為近幾年來中國學術界注目的重要問題之一”。湯炳正也因此贏得日本漢學界同人的尊重。在這件事上，他體現出章門那種“事不避難、勇於擔當、奮勇向前”的氣概。這也正是他一生的學術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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