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的恥辱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同時中國同世界真正的交往也是鴉片戰爭帶來的。
中國的新聞事業，也是隨著這股“洋”風，慢慢興起的。
最初在中國辦報紙的，大多是外國人，比如我們熟知的《申報》，最早就是由外國人在中國所辦。我們的歷史，提到清末的報紙，大多都和革命有關。
自戊戌變法失敗之後，革命派和立憲派便一直都鬥得很兇，而他們“鬥”的手段，主要是報紙。可並不是，所有人辦報都是為了宣傳主張。《蘇報》的創始人胡璋就想通過辦報多少掙點錢。
當然了，說胡璋辦報的初衷就是掙錢，似乎有些說不過去。
首先，胡璋自己不缺錢。胡璋是個畫家，在中國清末的畫壇上還是有些地位的。他早年赴日期間，畫名就很盛，而且潤資（畫的價錢）很高。日本天皇聞其名，還專門召見他為素胎膽瓶作畫，畫成後得到了日本天皇的大加讚賞，並賜給他金牌以致謝意。也由此，在日本隨他學畫的人越來越多，可見他並不是一個缺錢的人。
其次，胡璋在日本傳藝期間，特意留心考察日本的政治、經濟、科教文化等各方面的狀況，並一一都記了下來，準備回國之後獻給朝廷。沒想到，回國之後，卻處處碰壁。好不容易，有人推薦說他精於日本的鑽井灌田法，才被召至京師。沒想到還沒開始，此事就被京師官員因鑽地會破壞風水的原因而阻撓，久議難決。最後，胡璋一氣之下，便又去了日本。
胡璋就是在這段時間內，用其日本老婆生駒悅的名義註冊創辦了《蘇報》。這份報紙自創辦以來，情況一直就沒怎麼好過。一摞摞的報紙拿錢印出來，卻換不成錢，真叫人著急。最後實在沒辦法的胡璋，開始在《蘇報》上刊登一些黃色新聞和小道消息。據他在日本的經驗，這種辦法是可行的。但即便如此《蘇報》還是毫無生氣，不見起色。
不見起色，也沒辦法。沒什麼好辦法的他，只得就那麼維持著。《蘇報》也就在這種尚有餘息的狀態之下，成為了一張地道的黃色小報。當然，對於他真正的主持者，歷史上記述的很少。從胡璋與清廷的那些瓜瓜葛葛，可能他還真沒有時間主持這份《報紙》。總之，《蘇報》在胡璋手上，不怎麼樣。
因為他要去日本，於是就把這份報紙賣給了陳範。
陳範是在清廷當過官的。在江西鉛山縣做縣令的時候，因為對地方教案“處理不當”而被免了官，因此他對清廷很有意見。也因為他在官場混過，對清朝官場的黑暗非常熟悉。作為戊戌變法的親歷者，他看透了清政府的嘴臉，可以說他買下這份報紙的主要原因就是反清。
以這種初衷接手《蘇報》的陳範，第一件事就是改版《蘇報》。很快新版《蘇報》就面試了。內容毫不出意料，針砭時弊、力主改革，尺度還很大。
這就對了，跟當時的時代氛圍契合了。那時候人們喜歡看反清的文章，就像現在人看快手、抖音一樣。自然，《蘇報》的影響很快就擴大了。當時很多主張變法改革的知識分子，都對改版之後的《蘇報》評價很高。其中梁啟超就稱讚《蘇報》能“屹立於驚濤駭浪、惡毒迷霧之中。難矣，誠可貴矣！”。而《蘇報》也因為陳範的改版，很快就成為上海五大日報之一。
陳範見《蘇報》的運營狀況極好，影響很大，於是就準備進一步的放大言論尺寸，毅然於1903年5月27日，聘請愛國學生章士釗擔任《蘇報》主筆。他的這一步，給《蘇報》埋了個禍根，卻間接地推動了歷史的前進。
走馬上任的章士釗，年輕氣盛，初生牛犢不怕虎。
在他的主持下，《蘇報》很快就在陳範改版的基礎上，進行了又一次大改，從版面和內容上，均都令人耳目一新。
6月1日，《蘇報》宣佈“本報大改良”，同時刊出章太炎的文章《康有為》，提出“革命如鐵案之不可移”。
6月2日，將報道“學界風潮”的欄目移到頭版頭條。
6月9日，重磅推出少年鄒容創作的以反滿為核心的《革命軍》，稱之為“國民教育第一教科書”。
6月20日，發表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在該文中，章太炎直呼光緒皇帝的名字，並稱他是“未辨菽麥”的小丑，號召“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
6月22日，更是刊出《殺人主義》一文，狂歌“殺盡胡兒才罷手”、“借君頸血，購我文明，不斬樓蘭死不休，壯哉殺人”之類驚世駭俗的詞句。
短短一月之間，章士釗手下的《蘇報》，幾乎成了一個檄文專業戶。篇篇都驚天地、泣鬼神，如此撼山動海之勢，著實生猛，很快就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蘇報》也因此，一時間洛陽紙貴。短期內，增加了幾十個銷售點。使得老牌的《申報》《新聞報》等都倏忽間黯然失色。
《蘇報》鬧出了這麼大的動靜，清廷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湖廣總督端方連番致電兩江總督魏光燾，責問魏為何放任治下出現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論。魏光燾回電端方，稱已要求租界工部局查禁《蘇報》，緝拿亂黨。
可《蘇報》這個亂黨還真的不好抓。
1845年，英美法三國要挾清政府簽訂了《上海租地章程》，於是便有了租界。為了便於管理，他們又在租界內又設立了管理機構“工部局”，由三國領事輪值掌控。工部局下還組建了“巡捕房”，攫取了針對租界內所有民眾的司法管轄權。
1868年，租界當局又與清政府協商，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斷案的機構—會審公廨。這個機構名義上由清廷派員主持，但按照雙方擬定的章程，列強擁有觀審權。說是觀審，實際上是操縱。這樣一來，主持會審的清廷官員就成了擺設和木偶，清政府也完全喪失了司法及審判的主動權。也正是這個原因，《蘇報》的這些涉案亂黨，還真不好對付。
清廷通過多方努力之後，工信局終於同意逮捕“涉案”人員。
1903年6月29日，工部局照著清廷給出的名單，逮捕章太炎、鄒容等六人。章太炎被捕之前，就知道了此事，卻沒去躲藏。6月30日，當巡捕衝進辦公室時，章太炎端坐在那裡，指著自己的鼻子說：“餘皆沒有，章炳麟是我！”，著實豪氣。
七名疑犯抓到了六名，總算給了清政府一個交代。就在這個時候，國內外的報紙開始發聲了。
輿論給出的壓力，清政府是能夠感覺得到的。因此，雖說這些人已被逮捕，但清廷卻不能把他們怎麼樣。
隨後，一個奇葩的場景出現了。清政府既要當主審，又要當原告，還要看觀審的洋人之臉色行事。被告則是手無寸鐵卻懷抱狂熱理想的文弱書生。原、被告雙方各請西洋律師，在法庭上展開激烈的較量。
7月15日，上海租界會審公廨第一次會審“蘇報案”，原告是清政府，被告是手無寸的幾個平民，在洋人的監視操持下，東西方兩種不同的政治文明與價值觀念開始在法庭上正面較量。
這場官司的主審官員叫孫世，陪審員是英國人迪理斯。審判一開始，原告律師古柏就讀了幾份《蘇報》中的文章，來證實章、鄒等人“陰謀顛覆政府”的罪名。聽著這些話的孫世，脊樑骨一直髮涼。他雖然不怎麼懂西方的法律，可他卻熟知大清律法，按照《大清律》規定，在庭審過程中，主審官若允許謀反言詞被當眾重述，主審官員要被治以重罪。因此律師古柏讀完訴狀後，孫世當即對章太炎等人說：“本官與爾等素無冤仇，切毋重複昔日逆亂之言！”。惶恐之態，霎時畢現。
在訓問被告的環節中，因為孫世對章太炎博學是熟知的，比來比去只覺得自己身上的功名還有的一說。便問章太炎：“得自何科？”。章太炎一聽這個問題，大聲的讓道：“我本滿天飛，何窠之有？”。這樣以來，在章太炎口中，科舉就是一鳥窠。
清廷起訴章太炎的罪名是“詆譭聖上，呼為小丑，立心犯上，罪無可逭”。面對這樣的指控，章太炎看上去一本正經地解釋說，我之所以直呼皇帝名字，參照的是西律。接著又運用豐富的訓詁學知識，將“小丑”二字解釋為“小孩子”。突然間，法庭成了他的訓詁學課堂，法官被駁得啞口無言。
拿章太炎沒法的孫世，只好轉向去威逼鄒容。然而鄒容除承認《革命軍》是自己所作外，其餘不置一詞。孫世審了半天，什麼罪過也沒有，只得草草收場。
7月21日午後，“蘇報案”進入了第二次庭審。
代表清廷的古柏律師當庭提出請求，說：“朝廷正與租界當局交涉，在此項事宜尚未達成之前，不方便繼續審理。”被告律師博易馬上反對，質問古柏：“你到底代表誰？是上海知縣，是上海道臺，還是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古柏說：“我代表清政府！”這時，主審官員孫世聲援古柏說：“古柏代表朝廷，這是很明確的。本案開審，就是因為官方有正式的命令。”博易立即反駁說：“你們前一次指控我的當事人犯有重罪，如今又無端要求暫停審理，視法律如兒戲，使本案失去了立案的條件，應該撤案放人！”就這樣，二審又一次倉促結束。
12月3日，“蘇報案”三審開庭。主審官換成了上海縣令汪瑤庭，原告指控章太炎、鄒容“登報著書，擾亂人心”，被告律師要原告拿出“人心被擾亂”的真憑實據，可這種事情，怎麼找真憑實據！傳統中國一向是主審官員說你是擾亂人心，你就是擾亂人心，突然在這種事面前出現證據一詞，便又傻眼了。案子便又拖下了。
12月5日，被告律師繼續做無罪辯護：“章鄒二人，系年輕學生，出於愛國之忱，並無謀反之意！”控辯雙方就有罪還是無罪的問題展開了激烈論戰。
12月7日，汪瑤庭單方面擬定判決：判章太炎、鄒容終身監禁。結果卻被觀審的英國副領事當庭否決，汪瑤庭自己連一點辦法也沒有。
12月24日，在增加了一些所謂的罪證後，汪瑤庭又在“額外公堂”上宣佈章、鄒二人“陰謀顛覆政府”罪名成立，應予“永遠監禁”。可公使團仍然認為證據不足，判決無效。雙方因此開始對峙，這件案子，就又開始往後拖了。
1904年2月，公使團方面表示，如再不結案，就要將在押嫌釋放。清廷知道，如果章太炎、鄒容等被釋放，這麼長時間的努力就竹籃打水了。於是，終於1904年5月21日，於額外公堂作出終審判決，章太炎監禁三年、鄒容監禁兩年，罰苦役，期滿驅逐出境，不準逗留租界。
此事也終於至此，塵埃落定。
《蘇報》從一份效益極差的黃色小報，在改版之後，短時間內就取得了極大的影響力。至“蘇報案”發生，其影響力到達頂峰。而它也從一個被人所不齒的黃色小報，逆襲成為一份幾句影響力的報紙。很多的近代史研究者，都認為蘇報案敲響了清王朝垮臺的喪鐘，那麼《蘇報》就是那個擊鐘的杵。
從黃色小報到名留清史，《蘇報》完成了一次驚天逆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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