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州郡官員都屬於親民守土的專官，自唐代以後，京邑諸郡開始稱府，五代時期漸增，至宋代則將僭藩之地皆升為府，諸郡亦多改稱作府，諸府皆置知府事，此後郡守皆稱知府。元明因之，置府益廣，特別是明改元諸路為府，府為省以下的行政組織，下轄州縣，其地方行政改制的影響直至清末。

明代通判 蕭公少墓碑

明洪武六年（1373）分天下府為三等，稅糧二十萬石以上為上府，二十萬石以下為中府，十萬石以下為下府，一改前朝以戶口分等的設置方式。府設知府一員，正四品，掌一府之政令，諸如均貢賦、節徵徭、勸農、閱實戶口，還要糾治豪強，隱恤窮困，疏理獄訟等，猶如古代太守，親民治吏集於一身。

銅常州府督糧水利通判之關防印

但也因一府的事務繁雜，需要分官負責管理，於是一府至少會設有同知一員，正五品；通判一員，正六品；推官一員，正七品，以分理一府行政業務，是為知府的副貳官，輔佐處理行政業務。其中，同知與通判並無定員，二者職掌類似，主要佐掌清軍、巡捕、管糧、治農、水利、屯田、牧馬等事，並無常職，但隨著地理環境或特殊事件，通判的專業行政角色越來越明顯，在官方典籍的記錄中，進而會強調說明派遣通判專理的業務緣由。

明代台州通判陳公夫婦墓磚

通判之任用與考核

有明一代各府均設通判，雖然他們無保薦屬官與蔭子的權利，並非上層官僚，但在地方仍是重要基層官員，要負相當的責任。目前關於明代通判職官的討論尚不多見，本節首要簡述明代通判的出身、選官、遷轉、考核等基本概況。參考史料是利用官修的《諸司職掌》、《大明會典》、《明實錄》等明代政書典籍，再輔以地方誌書以及其後《明史》等記錄，並從明人文集中的撰述如序文、書信、墓誌銘等作對照，試論王朝制度與現實運作的通判角色。

北宋道州通判馬司銀五十兩

一、通判之出身

據《明史‧地理志》統計，明代全國共有159個府，而地方官多是三年一任，

一府通判又無定員，以此推估明代277年的時間中，共出現至少數萬名的通判官員。要將這些通判的出身、經歷統計說明，是相當浩大的工程，取樣也要費相當的功夫。以明代揚州府為例，地方誌的記載共有125名通判，其中貢監佔29人，舉人59人，進士9人，其他未記載者是28人。依比例來看，進士最少，舉人出身者約佔47%，而貢監與舉人就佔明代揚州府全部通判的七成。（參見表1）

表1明代揚州府通判出身統計

貢監與舉人出身為通判大宗，進士則佔少數。進士要通過會試和殿試，明人重甲科，他們自動成為中級官員的一份子，任官佔有極大優勢，並擁有最受尊重的資格。因此擔任通判者少有進士資格是相當合理的，而這也能反映出通判官職並不被重視。例如歸有光（1506-1571）為進士出身，隆慶二年（1568）自浙江長興知縣遷順德府通判，專管馬政，自言“今馬政無所為也”，他只是在承辦上級官員的文移事務而已。

黃庭堅行書《致無咎通判尺牘》

知縣為正七品，通判為正六品，由知縣遷通判，表面上是升，實際上則否，因此《明史‧歸有光傳》記載：“明世，進士為令無遷倅者，名為遷，實重抑之也。”

通過省級考試的舉人，即可授予下級官員的任用資格；貢生也是個具有關鍵性的功名，跟舉人同樣具有任官資格。因此，對舉人、貢生的出身者來說，能擔任通判可謂更上一層。

馮夢龍雕像

馮夢龍（1574-1646）編撰的《警世通言》中有一則發人深省的逸聞，提及有一富家公子哥，靠著納粟捐貲取得監生身份，卻因虛擲敗家而一事無成，所幸遇見趙春兒，結為連理。終因擁有監生頭銜，獲得趙春兒鼎力相助，這位落魄富家子遂以捐納方式當到福建同安縣縣丞，繼之升泉州府經歷，“都是老婆幫他做官，宦聲大振。又且京中用錢謀為公私兩利，升了廣東潮州府通判”。仕途達到通判對監生已是難能可貴，所以趙春兒會說：“今日三任為牧民官，位至六品大夫，太學生至此足矣。”

透過小說描述，揭露明代監生、貢生等能升至六品已是不錯的結果。舉人出身的資格地位，總比不上進士出身者，加上選官是重內輕外，以致通判整體素質水平無法提升。明人何孟春（1474-1536）遂批評：“府佐及知州、知縣、佐貳等官，則不皆進士為之，進士出身者十三四，監生、吏員出身者十六七，此郡縣所以有不得其人者歟？”

當通判遇到進士出身的知縣或知州等官，多少會引起內心的不平衡。進士出身，嘉靖年間（1522-1566）擔任過泗州州判的林希元(1481-1565)，就曾如此告誡後進：“同僚有兄弟之義，知府當以兄事之。同知、通判由舉人、歲貢岀身者，待之尤宜謹愼。此輩常疑吾凌他，我本無心，他卻作有心看。我才一分不到處，他就看作十分。一失其心，所以謀我者無不至矣。餘去泗州，正坐此故。今子最宜愼之。”由此可見，通判在官場上這種疑心計較的態度，或多或少與進士出身者較可得到更高職位有關。

二、初授通判及遷轉

基本上，選任通判官職與大部分文官相同，進士、監生、通經秀才、人材、孝廉、賢良方正等選官對象，即由吏部負責選任。

《明史‧選舉志》提到：

由此可歸結出聽選的初授官成員是來自進士、舉人、儒士、吏員等，他們均有任官資格。

通判在兩京任職者屬京官，在京城之外各府任職者則屬外官，明朝吏部的銓注原則並未嚴格規定初授通判是進士選或由舉人、貢生選用。不過通判作為初授官的機率並不高，楊樹藩統計《明史》列傳中舉人初次授官，通判僅佔3.3%。

特別是明中期之前，例子甚少。根據《明實錄》的記載，從洪武至正德年間（1368-1521）有137筆擔任通判前的遷轉紀錄，當中僅有2位初次授官即任通判。這些遷轉紀錄，有按一般程序考核轉調者，有因功績加俸升品級但停留原職者，也有因貪瀆等事降職者，但不包括官至通判者。擔任通判前一職以各部主事（正六品）為最，有47人，次為知縣，有21人。擔任通判後官職紀錄共104筆，其中人數最多為知府，計28位；按察司僉事次之，19位；通判升同知者人數居第三，17位。通判升為知府者於正統朝人數明顯增加，達到11位，至景泰天順年間（1450-1464）人數下滑。由通判平調通判者，僅3位。

整體來看，通判的遷轉似乎在宣德年間漸趨穩定，較少出現洪武年間通判升戶部侍郎（正三品）、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正四品）等特例。

由於親民守土之責，通判與地方社會關係密切。例如宣德五年（1430），廣平府通判白亨原本應當升遷，但是廣平府民上奏乞求白亨留職，因此順其民意，白亨留任廣平府，且升從五品祿。

類似的例子在宣德年間至少五例，俸祿升至從五品、正五品皆有。或是某知縣任滿當升，由於縣民愛戴，升為該府通判後仍掌縣事者，正統年間至少四例。最為特例是在永樂年間，李子實初在薊州遵化縣任知縣，由於縣民乞留，歷經丁艱起復升六品祿，後遷該府通判，總計於該地任官三十年。

三、通判之考核

通判的考核為三年進行一次，由所司與該員面談後總結任上政績（給由），呈吏部，再移至選部，按照給由決定升遷或平轉，九年考滿。

根據

明代 順德通判歸有光 雕像 著有《項脊軒志》

由此可看出，監察御史與包括通判在內的府官關係密切，地方各府官考核同掌於監察御史與布按二司。而府下掌州官，州掌縣官，藉由這一層層的考評，施行中央對地方行政的控制。

考核是為了避免劣官違法妄為，同時也監督擅離職守、不到任的官員，即使告請病假，也必須層層確認申請，不容規避考核。

項脊軒志 節選

例如在正德五年（1510）七月，通判忽忠剛至荊州就任，不料罹患大病，坐臥行走皆需要他人扶持，過了數日未見好轉，忽忠因此向分守、分巡道長官請假。分守道以“視事未久，奈之何去”為由不予接受，請於分巡道，則以“是尚未衰”而不受理。忽忠“免冠請益力”，二分司長官才呈報到巡撫、吏部尚書，直至皇帝，終獲得聖旨批允。

舜峰公 明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地方巡撫官服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巡撫的角色演變，通判在地方行政事務上常與巡撫接觸，公文往來除了府、省之外，也增加了巡撫官員。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應該是巡撫制度創設時間較晚，其先為臨時性質，並非常設機構，本無意於融入地方官體系之中，但是於地方執行任務時又需要地方各級官員的配合，因而漸漸形成這種局面。

參考文獻：

• 《揚州府志》
• 《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誌叢刊》
• 《天一閣藏明代方誌選刊續編》
• 《明清社會史論》
• 《歸震川全集》
• 《明史》
• 《警世通言》
• 《明經世文編》
• 《何文簡奏疏》
• 《林次崖先生文集》
• 《玄覽堂叢書》
• 《中國文官制度史》
• 《明實錄》
• 《明太祖實錄》
• 《明宣宗實錄》
• 《明英宗實錄》
• 《續修四庫全書》
• 《元明史料筆記叢刊》
• 《諸司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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