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偽造促成“民族主義軸心”
諸玄識
（一）印刷術變現出來“西方古典”
印刷術由中國傳入西方，造成了假手稿、假文獻氾濫成災；最臭名昭著的是在15世紀後期，（意大利）維泰博的安尼烏斯發現“殘片”，據此寫成了“聖經普世的古代人類”；批量印刷出版，丕變歷史觀念。儘管安尼烏斯杜撰歷史已被揭穿，但它竟然成為現行西方的“世界史、國別史”的基礎。
以下所說的是另外一樁偽造：它雖然肇端於差不多與安尼烏斯同一時空、同一緣由，卻在現代世界上演了一段最驚心動魄的插曲〔塔西佗→偽作（包括《日耳曼尼亞》）→德意志民族主義（世界戰爭源之一）〕。
“15世紀是一個欺詐的時代（The fifteenth century an age of imposture）。”這是美國律師和歷史學家約翰·威爾遜·羅斯所言。他於1870年代發表專著，揭露所謂的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其人其書，均為偽造，其中寫道：
這是一個欺詐的時代，它顯示在印刷術的發明和濫用上。那時的西方人也都很容易輕信謊言。所謂的“古典”缺少充分證據，甚至全無證據。為了金錢和名利竟然搞出了最偉大的知識成就！〔引者按：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教授米里亞姆·費爾頓也稱：“近代早期的歐洲是個欺詐的時代（Age of Impostors）。”“歐洲已有很長的偽造歷史，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竟有如此巨量的假的藝術品、藝術著作、錢幣、文獻、信件和所有種類的文件，這不能不引起震驚！”〕
正是通過印刷術這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整個的騙局就爆炸開來（the whole imposture exploded）。至於印刷術本身，它是一種高貴的藝術。是誰、是哪個國家發明了印刷術的？是荷蘭人，還是德國人？是德國的斯特拉斯堡的貴族曼特爾，還是美茵茨的古騰堡？這都是不確定的。〔引者按：20世紀以前的西方學者幾乎全都不知道印刷術來自何方〕。
（二）教皇重賞之下“發現”塔西佗手稿
偽造文獻的誘惑很大，尤其是那些傳聞中“古代智者”的手稿，搞到手就是一本萬利。在教皇致力於“復興知識”、為此出重金獎勵的情況下，人們都想方設法獲得古希臘、古羅馬作者的東西。這實際上縱容了偽造者之不擇手段，這樣一來大批“手稿”就像變魔術一樣，從四面八方湧現出來（Manuscripts turned up, as if by magic, in every direction）。
有的來自修道院的書房，陰森角落反而變得出名；有的來自偏僻鄉野的枯井裡，爬著蝸牛，例如維萊伊烏斯·帕特爾庫魯斯的“手稿”；有的來自閣樓，粘著蜘蛛網和灰塵，例如卡圖盧斯的“手稿”。〔這兩位“古羅馬人”，按照成說：維萊伊烏斯·帕特爾庫魯斯（Velleius Paterculus），約活動於公元前1世紀前後，是一位歷史學家，著有二卷本的《羅馬史》，記述了自神話時代到公元30年的羅馬歷史，現已不完整，書中包括對拉丁文學發展過程的論述。卡圖盧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約公元前87-約前54年），古羅馬詩人。現在所有卡圖盧斯的詩歌版本均源自14世紀在維羅納發現的抄本〕。
只要“手稿”看上去很舊，就能夠被當成“古典”；如果是“殘片”，那就更具有復古的潛力。1513年春天，出身於美第奇家族的列奧十世提高獎勵，讓其官員去收購新問世的古希臘、古羅馬的“文獻”。
快到兩年的時候，列奧十世的管家安傑洛·阿科莫迪（Angelo Arcomboldi），也就是負責收購、收藏的“古籍”的官員，令人驚奇地獲得了兩批塔西佗的“手稿”——《編年史》！〔依照成說：塔西陀（Cornelius Tacitus, 55年？-117年？），羅馬帝國執政官、雄辯家、元老院元老，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與文體家；其主要著作有《歷史》和《編年史》等等，從14年奧古斯都去世，提比略繼位，一直寫到96年圖密善逝世（現存有殘缺）〕。
每個人都驚訝，每個人都非常急於知道，在哪裡以及如何獲得的？阿科莫多迪編出的故事是，他在位於威斯特伐利亞州的韋爾（Wevey）的威斯河岸的本篤會修道院圖書館中，在藏品架上找到了這個“奇貨”。
該“手稿”被仔細保護，它是“殘片”，上面有黴味，已經變色，真像古董，而正常的“發現”狀況都是這樣的。通過這部新發現的書，塔西佗的天才就為後人所知。教皇的財政部向這位貪婪的“發現者”付了500枚金子。
另據披露：在19世紀末，法國專家奧沙爾（P. Hochart）和英國專家羅斯（J. Ross）分別宣佈其研究結果，塔西佗的歷史實際上產生於15世紀，它被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者波焦·布拉喬利尼原創，以後又被多次改寫和補充。羅斯和奧沙爾異口同聲地譴責波焦·布拉喬利尼的偽造行徑。從那時起，西方歷史學的這件醜聞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布拉喬利尼是如何“原創”古代手稿的呢？堅信所有的“古籍”都是近代偽造的巴利道夫（R. Baldauf, 瑞士語言學家），揭露布拉喬利尼偷取瑞士的教會藏書，把它們改造成古人作品。瑞士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夫·菲斯特寫道：
著名的瑞士聖加侖修道院，曾是基督教的中心之一。巴利道夫對其館藏進行了調查研究，發現有被波焦‧布拉喬利尼和他的一位朋友野蠻行竊的痕跡（traces of the barbaric library raid）；他倆都是受過教育的羅馬教廷的高級僕人，在這裡拿走了大批的被認為是古代的書籍。
被布拉喬利尼所偽造的塔西佗“歷史”，在內容上是基於14—15世紀在歐洲所發生的真實事情，被放置到了“古代”；而且在17—19世紀又被精心編輯，而成了現在這個版本。布拉喬利尼還把李維的“手稿”賣給了阿拉貢的阿方索（Alphonse of Aragon, 公爵），得到了充分的錢，在佛羅倫薩買了別墅。
〔依照成說：波焦‧布拉喬利尼（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年），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知名學者、文學家、哲學家和政治家，在1453-1458年間任佛羅倫薩共和國執政官。布拉喬利尼最大的貢獻是於1414年發現了維特魯威的建築十書（De architectura)，這本書對於從文藝復興到十九世紀的建築史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布拉喬利尼還於1417年在德國一個修道院找到羅馬共和國末期的詩人和哲學家盧克萊修創作於前1世紀的哲理長詩《物性論》〕。
波焦‧布拉喬利尼（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年）。
盧克萊修《物性論》是真的嗎？西班牙奧維耶多大學教授哈維爾·馬丁內斯主編《偽造和假的古典文學》中指出，盧克萊修《物性論》是文藝復興時期偽造的，在19世紀末，亨利·艾希施泰特（Heinrich Eichstädt）認為，整個的盧克萊修作品都是被後來的作者改進和潤色而成的。
維特魯威《建築十書》是真的嗎？
《英國皇家建築研究所期刊》（1899年）稱：對維特魯威（ Vitruvius, 《建築十書》作者）的調查，包含一個重新陳述；那就是一個多世紀以前由歌德的朋友、議員舒爾茨（C. F. L. Schultz）所提出的——他的論文的主題是，《建築十書》的作者，並非是（古羅馬）奧古斯都時代的這個名字的人（維特魯威），而是後來的偽造品（a forgery of a later date）。
另據英國《伯靈頓雜誌》（1968年）揭露：“……問題是維特魯威究竟如何被相信。……維特魯威這個羅馬奧古斯都時代的建造師是否真正存在？或是那部著作被人用這個名字偽造的？現在可以考慮解決。在19世紀早期，德國作家舒爾茨議員提出的論證是，維特魯威實際上根本不存在；……（那本書）是後來的一位有學問的人參考希臘文、拉丁文和阿拉伯殘片，虛構出來的。”
（四）羅馬行省與歐洲帝國主義
“塔西佗”在歐洲不斷髮酵，以致產生了彌天大謊和滔天大罪。
在18—19世紀，英國為它自己的“歷史”鑲嵌了一個光環——“不列顛尼亞（Britannia,古羅馬省）”，它同構於德國曆史的“日耳曼尼亞（Germania, 古羅馬省）”；不一樣的是，德國有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而英國則完全依靠“考古”來重建。
英國古文物學家赫伯特承認：“偽造被用於在不列顛尼亞的意圖是，為他們的歷史建立一個神話般的起源（Forgery was employed in Britannia for the purpose of setting up their fabulous origins）。”又搞出一本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
〔依照成說：《日耳曼尼亞志》，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著（公元98年）。記述了公元1世紀左右的日耳曼部族的分佈情況。篇幅不長，但有極高的史學價值。中世紀時，這部書基本在歐洲遺佚並且被忘記。1455年，唯一一份手稿在德國的黑斯費爾德大教堂被發現。這部書被看成是有關日耳曼地區的可靠來源〕。
附錄
普布利烏斯·科爾奈利烏斯·塔西陀（Publius或Gaius Cornelius Tacitus，也譯作塔吉突士，55年？—117年？），羅馬帝國執政官、雄辯家、元老院元老，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與文體家，他的最主要的著作有《歷史》和《編年史》等等.
塔西陀年輕時為了將來從事政治或法律事業，曾在羅馬學習修辭學，和普林尼一樣可能是師從著名的修辭學家昆體良。在77年或78年，他和朱利婭·阿格里科拉結婚，他的家庭生活沒有什麼記載，只是可能他喜好遊獵和戶外活動。他從事政治生涯可能是在弗萊維尼斯王朝第一個皇帝維斯佩申時代開始，成為元老；到了泰特斯皇帝時代大約在81年或82年他成為財政官；此後在政界他一路順風，公元88年成為行政長官，同時是一個負責預言書和世俗運動會的類似教士團組織的成員。他已經成為一個出名的律師和雄辯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公開演說才能和他的姓很不相稱，“塔西陀”在拉丁語中的意思是“靜默”。
從大約89年到93年，他在外省工作，也許是指揮一個羅馬軍團，也許是從事地方行政工作，不過這些年的工作很令他反感，並使他產生強烈的反對獨裁暴君的情緒，這些情緒一直貫穿在他的著作中。在公元97年，皇帝涅爾瓦在位期間，他被選為執政官。在此期間，由於他在拒絕擔任皇帝的前日耳曼總督維基尼烏斯·魯富斯的葬禮上發表的演說，他作為演說家的聲望達到了頂峰。
第二年，他寫作了《阿格里科拉傳》和《日耳曼尼亞志》，後來他就從政壇中消失了一段時間，直到公元100年，皇帝圖拉真在位期間，他和小普林尼一起揭發非洲總督馬裡烏斯·普里斯庫斯腐化，普里斯庫斯被證實有罪，幾天後普林尼寫到塔西陀“運用了他全部的雄辯才能”。
在後來他脫離政壇的一段時間內，他寫了最重要的兩部作品：《歷史》和《編年史》。根據在土耳其發現的碑文記載，112年或113年，他擔任了羅馬帝國亞細亞省總督。《編年史》中記載116年他的生命“到此結束”，但可能他到125年才去世。他是否有孩子是一個未知數。《奧古斯都歷史》記載後來275年在位的羅馬皇帝馬爾庫斯·索爾奈利烏斯·塔西陀是他的後代，但《奧古斯都歷史》一書中有許多虛假的地方，因此可能不是真的。
目前塔西陀只有5部作品：
《阿格里科拉傳》（De vita Iulii Agricolae）
《日耳曼尼亞志》（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
《對話集》（Dialogus de Oratoribus）
《歷史》（Historiae）
《編年史》（Ab excessu divi Augu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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