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紫禁城的小朝廷中，溥仪优哉游哉地过着关门皇帝的生活，但有了《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溥仪错误地满以为可以“理直气壮”地在他的小天地内为所欲为，独自称尊。
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经常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以避乱，就由我父亲（载涛）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我们也考虑到一旦离开宫内，对于生活费用以及出洋留学的经费，势必感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未雨绸缪，做了一些准备。
从1922年起，就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大部分是宋版）和历朝名人的字画（大部分是手卷），分批运出宫。这批书籍、字画为数很多，由宫内运出时，也费了相当大的周折。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如果溥仪要把某宫的物品赏人，不但在某宫的账本上要记清楚，还要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然后再开一条子，才能把物品携带出宫。当时，我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就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 有时也用赏给我为名，利用我和溥杰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 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
拿宫中的宝贝做抵押
溥仪从北京故宫中运出的珍宝、古玩、金银器皿虽然无记载， 但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从后来的流散情况看，数量也不少。溥仪的堂弟溥佳幼年时曾作为溥仪的英文伴读，经常出入宫禁，他曾回忆说：“溥仪出宫的前两天，我们趁养心殿无人的时候，从保险柜里取出些便于携带的珍珠手串等物，分装在两个小手提箱内，准备带出宫去。”
溥仪从小就喜欢玉器，见得多了自然也就对玉器有了一定的鉴赏水平。溥仪从北京故宫盗运的珠宝翠玉中以玉饰为最精，价值也很昂贵， 其中玻璃翠玉有许多，大小形状不等，都是难得的珍品，还有重几十克的金刚宝石、印尼产猫眼石、红宝石、翡翠等珍宝。
其实，溥仪在和溥杰有计划地运国宝之前，就已打起了宫中宝物的主意。因为溥仪不仅维持了旧有的“御膳房”，而且还增添了做西餐的“番菜膳房”。两处膳房每月的花销就高达1300多元。1921年以前，内务府公布的“交进”和“奉旨”支出的“恩赏”等款项，每年就要87万多两白银。据说每年小朝廷的总开支都不少于360万两。
钱不够用，民国政府又时常拖欠，怎么办？溥仪他们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借。于是，溥仪命人向商号、银行借钱，但是大笔的钱，溥仪他们根本就还不起。于是，就拿宫中的宝贝做抵押。逊清皇室就用这种方式向各大商号、银行共借款超过100万元。
后来，“小朝廷”认为这是个赔本买卖，于是开始积极筹款， 即拍卖宫中的金银、珠宝、古玩。还于1922年1月，刊登了一份公开出售珍宝古玩的招商广告。招商广告一经发出，就立即获得了京师银行、富商大贾，甚至是外国驻华使馆洋人的注目。虽然无法确定这次拍卖逊清皇室一共卖出了多少国宝，但从他们发出的发货通知单来看，各商家可谓是满载而归了。
在天津，变卖大量国宝
1924年11月4日深夜至5日凌晨，冯玉祥组织的临时执政府摄政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清室应该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
下午三点，溥仪与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以携带生活用品、首饰为名带着部分珠宝玉器，乘坐民国政府准备的汽车，由鹿钟麟、张璧陪同，驶出紫禁城，到达后海北沿的醇亲王府他的生父载沣家。溥仪看到王府门前及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军士兵，就径直向王府走去。
此时的溥仪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无人知晓，人们只是看到他紧紧地闭着嘴，神情严肃沮丧，带有一丝无以名状的失落感。但失落之中仍有几分欣慰之色，原来溥仪想到了他和溥杰从北京故宫中运出的奇珍异宝，虽然曾在醇亲王府内集中存放了一段时间，但庆幸的是已全部转移到天津日租界那个安全所在，这就足以保证他一生的荣华富贵。
溥仪秘密潜往天津后，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寓公”生活。在天津时期，溥仪为了达到“复辟祖业”的政治目的，拉拢、收买各类军阀，使大量的古玩珍宝散佚，为了满足他那挥霍无度、浩繁无边的开支，溥仪又把手中的国宝变卖，换为金钱。溥仪究竟卖了多少件书法字画，无案可查，很难摸清底数。但有资料较为翔实地记载了“三希堂”中的“二希”，即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两件墨迹便是溥仪在天津时卖出的。
这样的稀世之宝，竟被溥仪卖给了古董商郭世五。郭世五何许人也？此人乃琉璃厂古玩商人，善于经营，有理财管理能力，曾任袁世凯时代的总务局局长。郭世五之子为投靠国民党财阀宋子文，于是用“二希”为觐见礼。但此贿赂丑闻暴露后，引起全国上下舆论哗然，宋子文在无法掩饰之下，只好忍痛将原物归还郭家。后来郭世五之子以经济拮据为由，还是把“二希”抵押在香港银行。
为了实现复辟的迷梦，溥仪就如同“病急乱投医”一样，不论是军阀，还是解甲的军人，或是穷途政客，溥仪和他们交往的亲疏，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对于他们也不再过分端“皇帝”的架子。此时溥仪对他所做的复辟梦，不但是朝思暮想，而且是近乎神经质，只要有人口头上对他表示支持，愿意为他效劳，他的心里就会得到满足，就会答应对方所提的任何要求。
只要是拿着联系军人、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走进张园。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他们的眼睛不是来看这位无权无势的“逊位皇帝”的，而是盯在溥仪手中的文物珍宝、金钱古玩上。一个叫刘凤池的失意小军阀，小有计谋，人称之为“小诸葛”，有人向溥仪吹其为“现代的诸葛亮，得此一人，胜于卧龙凤雏，复辟大业，已有九成把握”。刘凤池见了溥仪，在吹嘘了自己的通天眼之后， 建议溥仪拿出些古玩字画和金表、玉器给他。他可以拿这些东西出去给溥仪联络军界人物，以便使他们共同“赞襄复辟大业”，这样的“香饵”溥仪怎能不吞？于是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拿去那些最值钱的东西。后来刘凤池竟指名要这要那。有一次他说去活动张作霖的部下邹作化，竟公然提出“小物品不能动其心也，应送其珍珠、好宝石或钻石，按万元左右贵重物予之，当有几十倍大利在也”。为了拉拢奉系的荣臻、马占山、张作相，刘凤池指明要各送十颗朝珠；为了拉拢一个姓穆的军阀，他指明要珠顶冠上的那颗珠子。这些人从来没有拿出什么实际成绩给溥仪，只是无止境地伸手，既要东西又要钱，溥仪抱着少有的耐心，对他们寄予深深的期望。
卖的没有买的精
东陵事件的发生，打破了溥仪依靠军阀政客实现复辟的幻想，从而加速了溥仪依靠外力图谋复辟的步伐。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 1928 年军阀孙殿英将乾隆和慈禧太后的陵寝盗掘一空，这件事给溥仪极大的刺激，认为这是和他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溥仪在张园摆上香案祭席，供上了乾隆和慈禧的牌位，就像办丧事一样，每天举行三次祭奠，使整个张园都笼罩在悲哀凄惨的气氛之中。溥仪悲痛至极，冲着先祖的灵位发誓：“祖茔被掘，此乃是我身为后世的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誓必报此大仇，以慰祖先在天之灵。”溥仪的心中确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军阀、政客实不可用，对他们完全丧失了信心，从以往的“依赖”、“利用”，转向了“敌视”和“抛弃”。在此观念支配下， 溥仪与各军国主义国家驻天津领事、驻军司令官，开始了频繁的往来和勾结，加紧步伐走向“借助外力”、“还政于清”卖国投敌的道路。
溥仪在天津的数年中，究竟变卖抵押了多少件书法名画，无案可稽， 很难摸清底细。溥仪住进天津张园后，开支很大，急需款项，经人介绍，把从故宫里带出来的东西卖到天津的锅店街万昌古玩店，卖价一万多元。这些国宝都是罕见的珍品，天津古玩业闻听此事，非常眼红。当时面粉售价是每袋二元，一万多元的价钱在民间是非常可观的数字，但溥仪不久就挥霍一空。溥仪就又拿出几件珠宝让人售卖，并叮嘱售卖人多到几家古玩店估价，然后再卖，以防上当受骗。经办人先到恒利金店估价六万元， 又到天宝、物华金店和东马路、锅店街一带的古玩店，都估价在五万元到六万元之间，最后仍卖给了锅店街万昌古玩店，以六万多一点的价格成交。为什么各家古玩店和金店估计的价格如此接近呢？这里面就涉及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古玩行的生意经“伙货”起到了作用。当时天津许多古玩店在遇到珍贵珠宝古玩时，相互间就要抬价竞争，结果会大伤元气。为了避免这种经济损失，遇到有珍贵珠宝古玩出卖时，几家古玩店、金店临时组织起来，出资合作，约定将价位压到一定的价钱以内，以后不论哪家收到货物，所得利润平分。
当这批国宝在恒利金店以六万元的价格没有成交时， 现场在座的有一位北京客人肖麻子，对古玩珠宝非常在行。据他鉴定这是一批稀有国宝，能够赚到大钱，就提议这批珠宝为“伙货”。当时他就给十家较大的金店、古玩店报信，见到这批货物的估价不超过六万元，不论哪家成交，都作为“伙货”，所得利润大家平分，结果万昌古玩店顺利成交。事后，肖麻子得到了这十家古玩店、金店的报酬共计3000元。怕上当的溥仪还是上了当。溥仪对这两次的卖价都不满意，后来他又拿出一批古玩、珠宝卖给了法国古玩商人罗森泰，售价总计60余万元。
伪满洲国，疯狂的禁卫军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9日中午时分，神情沮丧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人来到伪满皇宫向“皇帝陛下”通报重要情况。他们通知溥仪：即日带领家属离开“新京”迁往通化。
此时的溥仪异常惶恐，但他感到和他同行的家属、用人以及行李等物甚多，特别是伪满洲宫中所藏的那批国宝怎么办？当天实在是无法动身，于是溥仪向山田乙三等人苦苦哀求，结果总算得到了“缓限三天”的“恩准”。山田乙三刚走，溥仪就把随侍和内廷学生找来，慌慌张张对他们说：“要上通化大栗子沟了，赶紧收拾东西。”接着，又亲自向他们具体布置了收拾哪些东西和怎样分类装箱等事。溥仪还从衣兜里掏出一支枪比划一下说：“情况紧急！你们每人都带上一支，以防万一。”
溥仪亲自带着几个人打开库房，先把一幅幅手卷、字画等打开，由他亲自挑选精品，足足挑了大半天，挑出了一批晋、唐、宋、元的书法名画。为了能多带一些，甚至不惜把原有的楠木盒和所有的花绫包袱皮一概扔掉，塞入长条木箱中，明知此法会使国宝大受损伤，但此时哪顾得上携带、保管中的绝对安全问题，只想着用什么办法能更多地装运带走，为的是增加他将来求生存的保险系数。
对于其他的物品的挑选，溥仪既无心思也无精力一一过目。溥仪的堂侄不知从哪里拾来一个照相机的镜头，对溥仪说：“带着它吧？”溥仪很生气地一把抓过来往地上一扔，很不耐烦地说：“拿它干什么！”是呀，在这种时候，即使是一架高级照相机的镜头又值几个钱？连那些被公认为海内孤本的宋版书还满地乱扔呢！
当溥仪匆匆逃离长春伪满皇宫时，不可能带走全部财物，其中大部分还是在伪满皇宫中散失的。溥仪出逃，伪满皇宫徒有空壳，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已是风雨飘摇。守卫伪满皇宫的近卫军、禁卫军和宫内人员此时感到时机已到，便捷足先登， 首先进行了一番洗劫，尽情抢掠溥仪未来得及带走的宫中宝物，什么好拿什么，什么贵拿什么。
抢劫伪满皇宫中的书法名画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引起的。有个值勤的禁卫军走过小白楼（溥仪存放国宝的地方）时，也许正在想着“皇帝”出逃之后他自己的退路，也许还在想着混乱之中自己怎样才能趁机捞一把。
他望着紧紧关闭的小白楼的门窗，产生了好奇心，平日里总是门窗紧闭、不许人靠前的小白楼里到底有什么东西？他走到窗户前向里面观望，发现有许多木箱叠在一起。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一不做、二不休，竟自破门而入，打开大木箱，发现箱中又叠放着更多的小木匣，打开一个小木匣，里面有黄底白花绫包皮裹着的圆柱形物品。
他以为是一卷绫锦， 再将包打开，发现是色锦作包首的卷子，上贴书签， 带缠于卷中，带上附有白玉撇子，且背面刻有图案、书画名字和作者姓名，并填有赤金， 真是精美绝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又打开卷子一看，上面有字有画， 一连打开好几卷，在他看来差不多都是一个样，倒不如一匹锦缎有价值。
这个禁卫军起初对这些字画兴味索然，只是顺便拿走了几卷，便悄悄地回到了保康门内的警卫室。但这引起了排长的注意，他略知这些字画的价值，便琢磨着要把这一发现暂时隐瞒起来，以便进一步有组织地偷运。可是，另一些禁卫军得知内情后，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几个念过国高的有些文化，而且还有个别曾当过小学美术教员，对古代书画家的姓名多少有些印象，更了解古书画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这千载难逢的偷宝发财的信息无法隐瞒，迅速传播也是无法控制的。很快，小白楼就成了贪婪目光注视的焦点，担任警卫的近卫军、禁卫军都在值勤换班前进入小白楼大肆抢夺，由暗偷到明取，这些国宝立时成为争夺的中心。
尽管此时有关国宝的消息已引起了轰动，但在头两天波及的范围毕竟有限。因为按照规定，只有值勤人员才能进入宫内，而值勤有一定的钟点，他们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行事。
小白楼内的空间多为大木箱占去，活动空间有限，开箱开匣需要时间，稍微有点古书画常识的还想开卷看一看，挑选一下，这样一来免不了又要耽误一些时间，势必影响急欲从中抢宝的其他人。争夺的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从开始拿几件就心满意足发展到后来的你争我夺，甚至有人为了争夺一件书卷彼此各不相让，各抢得一半了事，有的书卷被抢夺撕扯成了三段、四段。
苏联官员“以智取宝”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候机，准备前往日本时，被苏联红军空降逮捕。溥仪一行在离开沈阳时，他的随从人员除一般物品外，还带了两只大皮箱。被俘虏后，当时押送溥仪的苏军官员认为，箱子内可能装着皇帝的“龙衣龙袍”， 但当他们第一次检查这些行李时，看见里面价值连城的珠宝后，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去赤塔的途中，溥仪出于一种诚心，把其中的一些珠宝作为礼品送给押送他的官兵，其中有手表、烟壶、领带夹及其他首饰之类的物件。到达哈巴罗夫斯克后，两箱珠宝被没收。1946 年4月2日，当地珠宝收买局的代表发那耶尔斯基当着内务局财政司一处处长库兹涅佐夫上尉和出纳员戈拉西缅诺克的面，对这些财物作出评估，档案记载：111 种珠宝被估价为473975卢布；一只18K金嵌一颗1.7克拉的珍珠戒指，定价为400卢布；一对嵌有四块3.3克拉玛瑙的23K金耳坠，估价600卢布。
在这批明显被低估的珠宝中，确有稀世珍品：重量分别为 213.3 克拉和 596 克拉的两只纯金金盘、用一块钻石和两块红宝石（总重量34.8克拉 ) 装饰的 23K金虫形表、镶嵌有小石榴石装饰的金首饰盒、罕见的中式纯金戒指，形同蜘蛛、上嵌珍珠的纯金发针（蜘蛛的头部是绢玛瑙所做，双翅为玛瑙，眼睛是珍珠，颈部用九颗高纯度珍珠装饰)。苏联国家安全总部官员认为，不经法院审理和正式调查就没收这批珠宝是“不合法的”，故而决定“以智取宝”。
1945年5月10日，第四十五号拘留所所长、克格勃官员捷尼索夫少校，从哈巴罗夫斯克将溥仪接到位于郊区的内务局，于是就有了以下对话：
古得利亚夫佐夫上校：你好， 溥仪先生。我们请你来，不是审讯， 而是随便谈谈。溥仪先生，您打算怎样处置您的珠宝呢？我们苏联现正为恢复国民经济发行公债，假如您同意把自己的财宝献给苏联政府， 那是再好不过了。
溥仪：我自己一直没有机会提出这个问题，既然你们开口了，我很愿意把自己的全部珍宝捐献给苏联政府。说罢，有人已摆上了纸笔，让溥仪留下笔墨。溥仪当时这样写道：“我恳求苏联政府接受我的珠宝以利战后发展国民经济。”苏方签字的人员是克格勃官员古得利亚夫佐夫上校。从此，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携带的这些中国珠宝归属苏联，被运到莫斯科转交国家保管局。这就是溥仪给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声明，要求接受属于他个人的贵重物品，把它们作为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战后基金的实际过程。
溥仪为了达到留在苏联的目的，为了能为他向上说好话，不惜讨好苏联的官员和拘留所管理人员，对他们毕恭毕敬，对他们的各种索取要求有求必应，在恐吓和敲诈面前更是战战兢兢地把身边的贵重物品大把撒出去。
一直到今天，还有大批国宝流落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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