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何欣顏 李栩然
首發 | 栩先生（公眾號ID：superMr_xu）
1
1919年5月初。
天空微露曦光，北大學生郭欽光起床了。
這一年他才剛滿24歲，正是風華正茂，書生意氣。
雖然出生寒門，但郭欽光自小成績優異。
在這之前，他已經在廣東讀完了師範學校。
22歲那年，在兄長和鄉親的資助下，郭欽光北上求學，進入北京大學預科。
在那個文盲率超過90%的時代，如果沒有意外，一個北大畢業生，無論是從政還是經商，都將大有前途，光耀門楣足可期。
但是，意外就在兩年後發生了。
郭欽光平時沉默寡言、苦志力學，談起國事來卻滔滔不絕。
他每天都在關注著青島與山東的局勢，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心憂如焚。
於是，當巴黎和會的消息傳回國後，心繫國家的他強忍住一陣陣劇烈咳嗽，第一時間跑上街，買來當天的報紙，急切尋找關於青島形勢的報道。
看完了。震驚了。
4月29日巴黎和會召開英美法三國會議，討論關於中國山東問題。
奇怪的是，這個決定中國命運的會議，沒有讓中國參加，卻讓日本列席。
一天後謎底揭曉，和會決議明確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力讓予日本。
這意味著，作為戰勝國的中國，不僅分享不了任何勝利果實，甚至連自身的權益都無法維護。
然而，僅僅就在幾個月前，所有人都還沉浸在戰勝國的欣喜中。
1918年11月,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戰勝而結束。
中國雖然參戰，其實只派出一些勞工，卻因此而成了戰勝國，頗有些“人在家裡坐，喜從天上來”的意外感。
從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各校放假慶祝，由半天而延長到數天。
北洋政府更是自我加戲，不僅決定11月28日在總統府舉行歐戰勝利慶典，還將舉行閱兵式。
這裡有一個小細節，北大對當時參加慶祝活動的規定很有意思：凡參與閱兵式和慶祝大會的學生, 缺課均“不記曠課”，而不參與的人, 則反“以曠課論”。
這類稍顯反常的規定, 與一再停課的舉措，既體現出師生們對戰勝的興奮和熱情，也顯露出因好消息來的突然而有些不知所措。
當然，清醒的人不是沒有。
李大釗曾經反思：這種慶典，有拿“人家的歡笑當自己的歡笑, 把人家的光榮做自己的光榮”的意思 。
而陳獨秀則明言不準備參加活動，因為他覺得“此次協約戰勝德國，我中國毫未盡力, 不便厚著臉來參與這慶祝盛典”。
一直到巴黎和會召開前。
大部分人都還是一副“戰勝國”心態，學生們更是天真地認為這次和會召開，中國就可以“挽百十年國際上之失敗”，就能“與英法美並駕齊驅”。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從巴黎和會一開始，中國就沒有得到過任何作為戰勝國之一應得到的尊重。
中國政府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王正廷說：“我們只被給予了三等國家的待遇。戰勝國中，英、美、法、意、日，每個國家都被授予五個席位，而中國是唯一一個只被分配到兩個席位的國家。”
事實上，中國從出席巴黎和會的開始就處於尷尬甚至屈辱的地位。
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出包括廢棄勢力範圍在內的七項提案和廢除二十一條的提案，均遭到拒絕。
最後，中國人對巴黎和會寄予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夠廢除二十一條，收回被德國侵佔的山東主權。
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天經地義的正當要求，竟然也遭到大會的斷然拒絕，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
日本將繼承德國在山東攫取的各項權利，竟然在和約中明確規定下來。
一戰勝利後，知識界、輿論界一片歡欣鼓舞，曾經最流行的一句話便是“公理戰勝了強權”。
到了巴黎和會，大家才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強權即公理，弱國無外交。
很多年以後，毛澤東將這種屢受屈辱的原因總結成了精闢的幾個字：
落後就要捱打。
但對當時的人而言，更多的卻是深入骨髓的失望與悲憤。
外交失敗的消息傳來，群情激憤，甚至有人當眾熱淚盈眶，乃至嚎啕大哭。
無法抑制的愛國救國熱情，如沸騰不止的火紅巖漿，從華北平原的腹地深處迸發了。
北京大學的學生們第一個站了出來，他們在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書裡憤而寫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 同胞起來呀！至今讀來仍熱血沸騰，振聾發聵。
1919年5月4日，北京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衝破軍警阻撓，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並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
隨後，學生遊行隊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燒曹宅。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
2
就在5月3日晚，已經患上嚴重的肺部疾病郭欽光，不顧同學勸阻，抱病參加了北大法科大禮堂集會。
5月4日，他又參加了集會及示威遊行。
當天，郭欽光參與遊行呼號，勞累過度，肺病加重，吐血不止。
3天后，郭欽光抱憾離世，享年24週歲。
他留在老家的孩子才剛剛2歲。
不知道他在最後一刻，眼前有沒有浮現出兒子那張稚嫩而充滿希望的小臉。
關於郭欽光之死，報紙有一段報道，如今翻起來看，也令人動容。
“四日之役，奮袂先行。見當局（北洋軍閥政府）下令逮捕學生，憤然大痛，嘔血盈鬥。送至醫院已有不起之勢。時有人告以賣國賊之狼狽相，尚能大笑以答。乃太息曰，國家瀕危……不圖乃見於生斯長斯之祖國，事可知矣。因益嘔血。延至七日，溘然逝世，英年僅二十有四…… 求仁得仁，君或無恨。然國賊不死，山東不復，君之目，是終不瞑也。”1919年5月18日。
北京學界5000餘人在北大法科大禮堂召開郭欽光追悼會。
會場氣氛悲憤激昂，正面供奉著郭欽光烈士的遺像，兩面懸掛著“力爭青島”、“死重泰山”條幅，以及社會各界輓聯3000餘幅。
學生領袖先後登臺演說，慷慨淋漓，掌聲不絕。
時任全國學聯會長段錫明也發表了演講：
“郭君之死，由爭青島而死，由討賣國賊而死。故我輩尊敬他，信仰他……若我輩只管唸書，則終無爭回青島之日！若群起力爭，或有達到目的之日……就當拼命去做，不要徒問結果。望同人本此犧牲，堅持到底！”一位女士登臺演講時，因激動過度，竟放聲大哭，引發全場悲慟。
5月24日，山東濟南女子師範學校為郭欽光舉行追悼大會，不僅數百名學生悉數到齊，全體教職員工亦均列席。
各班女生都為郭欽光烈士制就了大氣磅礴的輓聯：
“捐軀報國，殺身成仁。”
“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痛烈士已死，恨國賊還生。”
“舍個人生命，爭國民權利！”
天津、上海等地也相繼為烈士舉辦追悼會，各界人士無不熱淚盈眶，慷慨激昂。
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追認郭欽光為革命烈士。
北大也於1998年5月4日將郭欽光的英名補刻進“北京大學革命烈士紀念碑”。
3
就讀於清華大學的“90後”青年徐曰哲，出生於1899年。
他是江西官宦子弟，家世優越。
“天資聰穎，得天獨厚，為人和藹可親，慷慨好義，同學數百，無不親善。”
按照現在的眼光來看，怎麼著也應該是一個每天吃吃喝喝、泡泡妹子的標準“富二代”、“官二代”。
1919年5月，就讀於清華高等科的他，由於在烈日下接連發表愛國演講，憂思勞碌過度，感染風寒，不顧休息發展成疾。
1919年5月22日，徐曰哲不幸病故於清華醫院，時年20週歲。
“80後”廣西青年周瑞琦，1909年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平日溫順敦厚，有禮有節。
他也參加了五四運動的大遊行。當目睹“還我青島”、“取消21條”、“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目標難以實現後，為激勵學生群體與北洋軍閥政府抗爭到底，他竟憤然投水，殉義而死，並以北大學長的身份留下一封愛國遺書：
大學諸學友並轉學界諸君鑑：我聞得諸君開會力爭，決一死以作諸君之氣。勉為一語，為諸君及國人告：‘此次毋再貽譏五分鐘熱心是幸’。餘不多言。瑞琦絕筆。據資料記載，除郭欽光、徐日哲、周瑞琦三位青年外，還有多名愛國學生為爭取五四運動的徹底勝利，以不同方式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00後”山東青年劉運增，得知周瑞琦殉國殉義身亡的消息後，悲慟流涕，大為感慨：
“人家身為廣西人，卻捨得為保全我山東而為國捐軀，而我身為山東人，青島都要被日本割去了，難道卻還不知道痛癢哉？”
遂投海自盡。
16歲的他留下8字遺書：“命投渤海，為國盡忠！”
數百年前，顧炎武曾奮筆寫下一首詩：
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顧炎武
百年後，終得到了迴響。
隨後又有汪世衡、李鴻儒、張儒林、胡書農等青年學生為國捐軀。
至於“咬指、割指、斷指等方式寫血書以表達愛國、救國之熱切心情的學生，更是難以盡數。”
北大預科一年級的劉仁靜，在5月3日北大法科大禮堂，拿出一把菜刀當場想要自殺，想要以此激勵國人，但立即被勸阻。
北大法科學生謝紹敏當場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書“還我青島”四個鏗鏘大字。
這讓我想起，五四前發生清政府向外國屈辱妥協的教案時，已不算年輕、但仍血氣方剛的徐特立在學校講到激憤之處，熱淚如傾，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著血寫了抗議書，寫完當場暈倒。
什麼是年輕人？
不是因為學歷，不是因為年齡，不是因為時代。
有那麼一腔孤勇，有那麼一身正氣。十年飲冰，難涼熱血，就是年輕人。
4
然而，年輕人的激憤行為，在腐朽的北洋政府和那些頑固、守舊的人眼裡，卻只是一種“叛逆”。
5月8日，北洋政府發佈大總統徐世昌慰留曹汝霖指令，汙衊學生的愛國行動“流言詆譭，致釀事端”、“擾害秩序”。
在北洋政府的施壓下，支持學生的北大校長蔡元培無奈離職。
山東軍政兩署於5月27日下戒嚴令，明令“凡屬學生所撰論說，如主張激烈及排斥日貨等類概不準登”，同時派部隊分住到各學校，稽查學生出入。
不僅當時的北洋政府，就是很多長輩，也將學生們的行為視作“大逆不道。
有人認為五四運動是目無師長，此端一開，做官也做不來了，做校長教員也做不來了， 做父母也做不來了。
《大公報》上甚至認為青年學生是受人鼓惑利用, “自誤其終身”，“名曰愛國，適以禍國”。
千言萬語，像極了那些頑固長輩們每每“恨鐵不成鋼”時說的話：年輕人們，看看你們都幹了些什麼？！
是啊，作為年輕人們，都幹了些什麼呢？
不安於學習，偏要去關心國家，偏要去救國。
不安於現狀，偏要去大聲疾呼。
不珍惜身體髮膚，偏要去自毀自傷。
但在那個時代，個人的命運和國家早已休慼相關。
國都要亡了，還能獨善其身嗎？
看看當時的口號：“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打倒賣國賊”、“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據理力爭”、“保我主權”、“頭可斷青島不可失”。
有哪一句是為年輕人自己說的？
不衝動，不熱血，難道就仍由青島被日本割去麼？
不犧牲，不抗爭，就任由列強繼續瓜分中國麼？
最怕的，不是年輕人們幹了什麼；而是他們一個個精緻利己，瞻前顧後、貪名圖利，什麼都沒幹。
蔡元培被迫出走後，臨時接替校長的蔣夢麟花了很長時間來思考五四運動。
就在五四前夕, 蔣夢麟還認為“吾國青年最大之惡德有二：一萎靡不振，一依賴成性”。
但現在他則明顯感到“五四以後青年的態度，和從前大變了。這個態度的變遷，和中國將來的事業很有關係”。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面前，有無數人的愛國之心被喚起。
當時的一本叫《太平洋》的雜誌上，曾有人這樣寫道：“為什麼我們作壯年父老的不先直接行動，反要那些青年子弟來發起呢? 所以，我對於這回的運動, 第一種感覺就是我自己應該愧死。”
5
就在北京的大學生們群情激憤的時候，徐特立的一個學生也在密切關注著北京發生的一切。
他就是這年春天剛剛離開北京回到湖南的毛澤東。
1919年，湖南青年毛澤東26歲。
在聽聞五四運動爆發的消息後，毛澤東立即召集新民學會的眾人開會，決定響應五四運動。
2個月後，毛澤東在湖南創立了《湘江評論》。
在創刊詞中，他大聲疾呼：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寫下這幾句話的兩年後，毛澤東乘船到了上海，參加了一次重要的會議。
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這是一場年輕人的會議，13人平均年齡28歲，最年輕的只有19歲。
遙想當年，他們何等熱血沸騰，要以年輕人的心氣，去改天換地。
幾年後，已成為中央領導同志的毛澤東，決定放棄大城市生活，去廣闊農村，上山結交綠林。
並從此幾乎在高山深溝、草莽密林中奔波了半生。
在江西，他們建立了中央蘇區。
蘇區著名的“少共國際師”就是那時由共青團員和青少年組成的。
全師一萬多人，平均年齡只有十八歲。
大家血氣方剛，高唱《少共國際師歌》：“我們是少共國際師……堅決地果敢地上前線……最後的一滴血為著新中國。”
又過了數年，毛澤東和老師徐特立一起踏上了二萬五千里長徵。
和他們一起行進在路上的，幾乎都是年輕人。
王稼祥，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29歲；林彪，紅1軍團軍團長，28歲；左權，紅1軍團參謀長，30歲；楊尚昆，紅3軍團政委，28歲；鄧萍，紅3軍團參謀長，27歲……而少共國際師師長肖華，這一年才19歲。《苦難輝煌》中曾這麼寫道：
“那是一個年紀輕輕就幹大事、年紀輕輕就丟性命的時代。無一人老態龍鍾，無一人德高望重。無一人切磋長壽、研究保養。需要熱血的時代，便只能是年輕人的時代。”
這一群年輕人從中央蘇區走到了延安，又從延安走到了抗日前線，從抗日戰場下來後轉戰南北，一路走到了西柏坡，走到了香山，走進了北京城。
最終走到了歷史的大門前。
1949年，已經不再年輕的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從1840年以來，一切不平等條約終於被徹底終結，屢次加之於中華民族的屈辱終於被徹底洗刷。
年輕人們，終於幹成了那件開天闢地的大事。
6
寫到這裡，我心裡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悲慟。
閉上眼，似乎又能夠感覺到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們憂心如焚、報國無門，以死明志、犧牲前行的倔強神情與姿態。
那一次次奮不顧身、前赴後繼的熾烈與悲壯，如黑白電影幕幕回放。
你要問我“以死明志”這件事到底好不好？
不好，不好。
不論何時，生命都是獨一無二、最珍貴的。
但面對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他們只能挺身而出，寧可放棄這條血氣方剛、風華正茂的生命。
正因為他們義無反顧地去幹了，才有了我們今天的一切。
100年後的我們，可曾還記得他們曾經青春鮮活的臉龐？可曾還記得他們漸行漸遠的姓名與生平？
1922年，北京大學入學考試的預科國文試卷作文題是“述五四以來青年所得的教訓”。
有個學生問監考老師：“五四運動是個什麼東西，是哪一年的事?”。
等到走出試場，其他監考的老師都在議論：“竟有十幾個人不知道五四運動是什麼”。
考試中把五四運動當作“五月四日開運動會”解釋的，也有好幾位。
這還僅僅在五四運動過去後的第4年，這還是在北大！
今天是五四運動整100週年。歷史需要銘記，更需要珍惜。
站在100年後的今天往回看，共和國先驅們走過的漫漫長路，一路上充滿各種自我奉獻與慷慨犧牲。
風平浪靜、歲月靜好可不是憑空得來的。
起碼有整整2代人，在五四前後長達30年的時間內，為國家、為民族獻出了寶貴的熱血與生命。
他們如果還活著，應該也有了第3代，第4代後人了吧。
但作為後人，很多時候我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抖音、快手、鬥魚、王者榮耀……節衣縮食地為自己喜歡的日韓偶像、國產小鮮肉應援，刷榜刷單衝專輯銷量，在評論區聲嘶力竭地集資、捐款、撕*、罵戰。
屹立於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還沒有斑駁，但已經有很多年輕人開始“精日”、“美分”，開始嘲弄著自己的國家，嘲弄著自己的英雄。
沒有這一路走來的歷史，沒有一百年前那些年輕人的決絕和犧牲，哪有我們現在和平安定的生活？
之前，一名來自土耳其的“網紅”Ugurgallen在網上分享了他拼貼的照片，刺痛無數人。
同樣的年齡，有的孩子在幼兒園裡無憂無慮地搭建樂高；而這個阿富汗的兒童在賈拉拉巴德的煤場工作，他嫻熟地揮動榔頭的樣子，儼然對這份苦工習以為常。
左邊的新聞圖片曾獲得2015年法新社年度圖片獎，一名敘利亞男子看著他在空襲中喪生的女兒欲哭無淚。而右邊的圖片，是和平國度的孩子，在睡一個安穩覺。（完整版可以點擊今天的三條，或者關注栩先生，回覆“真實”查看推送）。
從來就沒有什麼和平幸福的生活是理所當然，有的只是“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
7
1918年，曾任清朝內閣中書的梁濟，在決定投湖自盡前3天，問只有25歲的兒子漱溟：
“這個世界會好嗎？”
梁漱溟想了想，回答：“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
梁濟最終還是選擇在60歲生日前夕投湖自盡，它留下了一封《敬告世人書》，遺書中說：
“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後來，梁簌溟成了一代國學大師，他一生都在思考和踐行自己給父親的答案：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
100年過去了，這個世界沒變，但我們已經變了。
這個世界並沒有變得那麼好，在阿富汗、在敘利亞、在埃及、在巴勒斯坦，在那些不能民族自決的國家裡，連好好活著都是一種奢望。
但今天的我們，再也不會有這樣的擔心和憂慮了。 再也不會擔心，有人來北京城尋找走丟的士兵了； 再也不會擔心，有人指責我們“妨礙自由貿易”並且把軍艦開進長江了； 再也不會擔心，有人以“保衛使館”為理由在我們的首都駐紮軍隊了； 再也不會擔心，有人以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炸燬了鐵路為藉口向我們發動進攻了； 再也不會了……我們不要忘記了曾經的歷史，更不能辜負了那些曾經的犧牲。
學術界一直有一個說法，叫“沒有晚清，何來五四”。
但在我看來，真正更應該強調的是：沒有五四，何來今日？
一百年前，這些年輕人的熱血，他們的犧牲，他們的精神，開創了新中國的未來，成就了我們今天的生活。
100年前的青春之歌，原來是這樣寫就的，原來是如此經天緯地，慷慨激昂。
100年前的年輕人，可能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但是眼神炯炯如炬。
在“國將不國”的危難時刻，他們終日思考的，不是一走了之，也不是鴛鴦蝴蝶、偶像崇拜，而是領土完整、民族大義、國家未來。
他們與腳下的每一寸土地、國家的宏觀命運緊緊聯繫，時代的風雲變幻、世界的博弈格局，都與他們休慼相關。
“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
梁啟超的這段文字，至今讀起，仍讓人心生激情與責任。
為什麼我會選擇在5月4日這一天，寫下如此這樣一篇文章？
因為年輕人才是國家的未來，年輕人如何，國家就如何。
希望每一代年輕人都不要過早失去那一身不苟且、不妥協的銳氣，或主動丟掉熱血沸騰的翅膀。
這個世界，恰恰就因為年輕人們不那麼聽話，不那麼世故圓滑，還有一些理想和熱血，才會越來越好。
就像幾天前，共和國的領導人曾說的：
要保持初生牛犢不怕虎、越是艱險越向前的剛健勇毅，一切視探索嘗試為畏途、一切把負重前行當吃虧、一切“躲進小樓成一統”逃避責任的思想和行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成不了事的，也是難以真正獲得人生快樂的。
8
最後，多說一段。
金一南在《心勝》一書中，寫了俄羅斯人在衛國戰爭中犧牲的無名烈士墓前的場景：
一位邊防團長給我講了這樣一件事：到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市訪問，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在該市無名烈士墓旁，看見幼兒園老師領著一群孩子，老師給孩子們講故事，老師哭了，孩子也哭。這位團長告訴我，那場景使他深受震動。 我與那位團長討論：3到5歲的孩子，懂得多少事情？竟然會在烈士墓前流淚。進而又想：一個民族，從幼兒園的孩子開始就知道在烈士墓前流淚，其未來之精神素養該是何等強大。蘇聯解體了，俄羅斯至今沒有完全走出低谷，但他們那些珍貴的東西並沒有完全丟失，仍然在構成他們的精神內核。幼兒園的孩子在無名烈士墓前流淚，新婚的夫婦聯袂向無名烈士墓獻花，這樣的民族怎麼可能墮落，怎麼可能被黑暗吞沒，怎麼可能被其他民族征服。金一南最後寫道：我們不能想象一個精神衰落的民族會是一個強大的民族，不能想象一個不能構成自己核心精神內核的民族，會是一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
“五四”青年節，謹以用此文獻給100年前的年輕人，也獻給我們這一代的所有年輕人們，希望我們都能繼承百年遺志，不要忘了這個民族曾有過的精神內核。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今天的文章比較長，因為查的資料太多，無法一一羅列。文後僅例舉有記錄的部分參考文獻資料：
《“五四”前後中國學生運動之考察》；社會科學評論 嶽謙厚
《五四運動中獻出生命的年輕學生》 史海鉤沉 王文佳
《政治與“五四”：從外交鬥爭到群眾運動》 開放時代 馮筱才
《“六個月樂觀”的幻滅：五四前夕士人心態與政治》 歷史研究 羅志田
《五四時期青年社團的楷模——新民學會》山東省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 杜秀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群體行為分析》 人文天地 劉一皋
《五四運動及意義》 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沙健孫
《學生與國家：五四學生的集體認同及政治轉向》 近代史研究 馬建標
《一枝獨秀前的百花爭妍——論對“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誤讀》湖南工程學院學報 曹露丹
《關於五四運動若干問題評析》 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楊軍
《“悲觀”與“絕望”：一個真實魯迅的五四姿態》武漢大學學報 宋劍華
《地方歷史中的五四——民國時期湖南的五四紀念》 現代中文學刊 凌文嵐
《蔡元培：力挺愛國，進退有據》 新京報書評週刊 葉勝舟
《100年前，年輕人在幹什麼？》雲掌財經網 水木然
《“五四”思想論戰：瀰漫在紙上的火藥味》 新京報書評週刊 林賢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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