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五四運動，我覺得首先有一個問題必須澄清：我們談論的是哪種意義上的五四運動？有兩種不同含義上的五四運動，狹義的和廣義的。狹義的五四運動，主要是指的是從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開始的，以北京為中心隨後在中國各大城市蔓延開來的一連串的愛國主義的示威遊行運動，從性質上來說，這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而廣義的五四運動則是指的在一九一九年前後的幾年中，由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中國知識分子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民族主義雖然也是這場運動的組成部分，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反映出的知識分子的強烈啟蒙關懷，更使這場運動具有了一種胸懷天下以人為本的世界主義的性質。一般情況下，我們所談論到的五四運動就是指的是廣義上的五四運動。在我看來，無論何種語境下只要涉及到五四論題的著作，首先對五四運動做出區分都是十分有必要的。這種區分本來是一種常識性的認識，但是中國的思想界中鮮有提出這種區分的，不是不知道，而是避而不談或者籠而統之的就把一場狹義上的政治運動和廣義上的文化啟蒙運動混淆在一起。這種主要源於政治上的高度敏感性的模糊態度就很值得我們玩味把摸。
讀美國漢學家舒衡哲的《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以下統稱《中國啟蒙運動》），在書中，舒衡哲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稱之為一種“不完善的啟蒙運動”，並考察了這種不完善的啟蒙運動對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產生的巨大影響：第一，救亡與啟蒙之間長期存在著一種緊張關係；第二，啟蒙運動在現代中國的命運同知識分子的命運密不可分；第三，啟蒙運動未能根除舊文化和舊思想的根基。對照中國思想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舒衡哲的這三點結論其實已經不能稱之為深刻的洞見，它們大都已經成為了學界的公論。但是我覺得問題就在這裡，往往一些觀點成為一種公論的時候也就意味著我們對此的認識已經躑躅不前，至少覺得沒有再深入探討的必要了，這才是我們認識中最可怕的地方。對五四運動而言，近些年的學界的主流是批判和否定。因為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對西方文化的極力擁護，是一種極端的、偏激的、不完善的做法。德先生和賽先生並不能解決中國所有的問題，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也並非一無是處。儒家文化的復興所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對五四運動進行重新的認識和清算。其實對五四的批判自從運動肇始就一直沒有停止過。五四運動所提倡的啟蒙精神和理性認識中就已經暗含了自我批判的精神。正如舒衡哲開篇引用康德的話所言，何謂啟蒙？“啟蒙係指人擺脫自身造就的矇昧。矇昧係指如果未有他人引導，他自身就無法運用其理解力……敢於認知！遵從自我的理解力！這便是啟蒙的格言。”簡單來說，啟蒙就是一種理性的認知。而理性是一種能力和力量，卡西爾曾言，理性的力量並不在於使我們能夠衝破經驗世界的限制，而是在於使我們學會在經驗的世界中有賓至如歸之感。啟蒙的理性並不是萬能的，只不過是運用其認識事物的時候，通過事物之間的相互觀照，使這種理性的認識能力逐漸的完善強大而已。也就是說，對五四啟蒙運動的批判是必要的，這種批判精神本來就是五四運動蘊含的一種特質，也只有對五四運動進行不斷的批判才能領悟其中深刻的洞見，但是問題是批判五四的結果不是去為了否定五四運動，而是為了更好的繼承五四精神：這才是我們認識中的誤區。
其實對五四運動的批判現今主要就是集中在文化反傳統主義上。有評論者曾經預言說，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儒學要全面的復興。儒學如何復興，什麼時候復興我是一點都不知道，也不敢這樣妄言。但是從這種草率而且具有極強殺傷力的言論中可以嗅出一些對五四的文化反傳統主義大力撻伐的意味來。但是設身處地的想，在一九一九年的四面楚歌的文化語境中，文化上的反傳統主義是否有必要呢？舒衡哲在《中國啟蒙運動》中借周策縱先生1971年在臺灣地區發表的紀念五四精神的文章給出了答案：“長期以來，‘五四’知識分子被指責為致力於否認中國的傳統文化。我認為這種對中國文化的嚴厲批判，從強化傳統的時代的角度來看是必要的。他們的懷疑精神有利於糾正過去的盲從，……我們不能為中國的懦弱怪罪他人。（‘五四’式的懷疑精神）能夠揭示中國軟弱的根源。因此我相信，‘五四’式的尖銳批判，實際上是一種自我批判。……如果中國要全面實現現代化，今後的任何救國運動都必須從這種自我批判開始。”
讀美國漢學家舒衡哲的《中國啟蒙運動》一書有頗多的感慨，其中最大的感慨就在於：為什麼一個美國人能對我們的五四啟蒙精神看的這麼透徹？事實上，現在研究五四運動多數精彩的論著產在臺灣和海外，而不是國內。像臺灣已經去世的自稱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以及他後來的弟子林毓生和張灝等，美國以費正清為表的漢學家，他們對中國以及五四問題的關注證明了他們才是五四啟蒙精神流風餘韻的真正繼承者，而不是我們這些所謂的問題中人。讀舒衡哲的《中國啟蒙運動》，印象最為深刻的不是那些深刻的洞見，而是她為了研究五四運動，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期間利用在中國進修和訪問的機會，採訪到了八位1919年“新青年”一代的知識分子，他們分別是許德珩、俞平伯、葉聖陶、朱光潛、馮友蘭、金嶽霖、張申府和梁漱溟，“他們仍舊深切地關注西方文化，並且受之啟發，同時，還繼續對中國的過去進行徹底的批判。‘五四運動’型塑了他們之間互異的觀點，但是，在其後60年的現在，他們卻堅信著，中國直至今日仍必須要去實現一個能真正與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和諧一致的現代化理想境界。”他們的存留以及他們的精神才是中國五四運動最為寶貴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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