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儿子不行?从官二代的表现看蜀汉政治有别于魏和吴的地方

有人说过志同道合,终能遇见。即使一期一会,也会是别样的烟火。而昭烈帝与孔明的相遇就印证了这句话——那是一场绚烂至极,不甘于平淡的绽放。

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这一年可以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几乎按捺不住的浪头即将被拍打在东风骤起的赤壁战场上,但这场算得上三国时期全明星大赛的因缘际会却要从南阳的那次相遇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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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刘备46岁,诸葛亮26岁,两人相差整整二十岁,在那个人寿不过四五十的年代这差距就好比某视频网站对标Netflix,中间却还差了好几个HBO,然而即使年龄的代沟如此之大,也不妨碍他们之间的一见如故,毕竟眼缘,哦不对,内涵才是最重要的。

当下的我们习惯于给人贴上标签,而诸葛亮的思想也可以浓缩为三段名篇,分别是《隆中对》、《出师表》和《诫子书》。其中《隆中对》浓缩了孔明的政治军事思想,《出师表》写尽了鞠躬尽瘁,匡扶汉室的理想,而《诫子书》则表达了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的求学为人之道,合在一起就幻化成了堪称人杰的卧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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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顾茅庐

在南阳初遇前,先主先后依附于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自带克主天赋之强,足以号称中国版夜神月,揣着死亡笔记把主君克的死死的,唯有坚信“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曹阿瞒幸免于难,征战十余年,空有仁名,而未有尺寸之地,简单说来就是一事无成。直到隆中问答,诸葛亮占据荆益,三分天下,连吴抗曹,静候天下之变的战略思想一举打开了刘备的视野,皇叔这才在卧龙的辅佐下执行了赤壁改命,占据荆南;西征刘璋,吞并两川;北伐曹操,虎步汉中一连串的神操作,最终实现了三分天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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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对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居功至伟的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之后夷陵战败,白帝托孤,是刘备对诸葛亮的最大信任,而他也没辜负昭烈帝的信任。南和诸夷,东联孙吴,政治清明,赏罚有据,六出祁山,北伐曹魏,以一州之力而撼动中原,这是他交出的答卷。虽然未能克复两京,却也是时代的无奈,三国名臣中首屈一指的人物绝不是谬赞。人们常说虎父无犬子,那诸葛亮之子的是否当得起这种论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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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至234年诸葛亮攻魏之战

诸葛亮有三子一女,幼子幼女不见史册这里不做讨论。长子诸葛乔其实是兄长诸葛瑾之子,因为诸葛亮早年无子,为延续香火特过继给诸葛亮,这一情形其实在动乱的三国并不少见,近的有刘备之子刘封,远的也有司马攸成为司马师嗣子的故事,诸葛乔来到蜀国以后随军驻防汉中,早殁,死时年仅二十五岁并未留下太多实绩。嫡子诸葛瞻是诸葛亮老来所得,言简意赅,高风亮节的《诫子书》正是公元234年诸葛亮临终前写给当时年仅八岁的他的,诸葛瞻其后仕途畅通,十七岁就出任骑都尉,迎娶公主,历任中都护,卫将军。

公元263年,邓艾自阴平突袭,此时姜维远在剑阁与钟会相持,并没多少实战经验的诸葛瞻迫不得已率成都守军迎击邓艾,这一仗诸葛瞻尽忠国事,奋战致死,大节上并无指摘之处,然而也正是诸葛瞻基本军事常识的匮乏,导致了他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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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立国以来,国小民寡,一直秉持着以攻代守获取战略主动的方针,面对曹魏不多的进攻则以崇山险关为阻,拒敌于关门之外,蜀汉前期面对曹真、曹爽的两次进攻也正是凭借这个战术使得魏军知难而退。但是诸葛瞻却一反常态,面对邓艾偏师的突袭,他否定了黄崇、李球抢占险要的建议,而是扎营涪县,放任邓艾进入平原,魏军长驱直入后气势大振,顺利挫败了蜀军前锋,诸葛瞻迫不得已退守绵竹。在最终的绵竹决战中,诸葛瞻父子甚至一度逼退邓艾,然而最终力战不敌,父子一道以死尽节,于个人品德来说无愧先人,但也正是诸葛瞻的难以弥补的错误让邓艾的一次军事冒险获得了远超预期的成果,诸葛瞻战前感慨:我于内不能除去黄皓,于外不能制衡姜维,领军又不能守护国土,我有三罪,还有什么面目回去呢?在笔者看来,诸葛瞻这个评价稍微过了点,黄皓乱政,但刘禅并没有杀姜维,只能算误事而不能算误国,姜维主战也是延续诸葛亮的策略,至于兵败涪县也是因为他少有实战,经验匮乏。诸葛瞻是个忠臣,是个孝子,然而仅此而已,他不能如同孔明转世,再造国家,他只是一个中人之姿的名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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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年魏攻蜀之战

从天资看,他孩童时就获得了聪慧的评价;从军事看,初次临阵就能击退邓艾,似乎也继承了一些父亲的天赋。如果诸葛瞻能够早早离开虚职受到足够的历练,他或许能够成为国之重器,再现汉军威名。很可惜历史没有重来的机会,这种缺乏培养锻炼的情况不止出现在诸葛瞻身上,放眼蜀汉集团的第一代创业者的继承人们,大多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刘备之子刘禅,关羽之子关兴,张飞之子张苞,蒋琬之子蒋斌、费祎之子费承他们有的早早离世,有的平庸普通,甚至有些表现极为拙劣,与之对比,曹魏政权中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合称建安三杰,一门三杰,文名之盛只有后面并列唐宋八大家的苏洵、苏轼、苏澈可以比拟,钟繇之子钟会号称子房再世,作为主帅率军平定了连司马懿都没能征服的蜀汉,贾逵之子贾充虽然历史评价较低,却也是魏晋时期权利中枢绕不过的存在,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司马昭甚至直接夺走了曹魏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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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二代大放光彩的景象在孙吴政权也不少见,诸葛瑾之子诸葛恪虽然死于政治斗争,却也执掌多年吴国军政,陆逊之子陆抗与羊祜在荆州的斗智斗勇更是传为一代佳话。

为什么同一时期的割据政权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呢,这就得从三国的政权性质说起。

从政权建立的时间维度来看,曹操早早挟天子而令诸侯,确立了扎实的根据地,官渡之战后更是鲸吞青、冀、并、幽四州,政权稳定。而孙权作为魏晋时期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二代,可谓是根红苗正,获得过过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至高评价,一早就继承了父兄在江东的事业。可以说无论是曹魏,还是孙吴,他们都在发展历程中拥有稳定的地盘与后方,这不仅便于权力中枢的人物能放心的将子嗣安置后方进行有效的教育,加深与当地世家大族的联系,使得权力中枢的接班人从少年时期就建立起联系,而且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也因为政权稳固,容错率更高而有更多实践历练的机会。反过来看刘备这边,刘备前期颠沛流离,从黄河以北到长江以南都留下过皇叔的败绩,哦不对,是仁义,直到赤壁之后才开始兑现潜力拥有相对稳定的后方,不仅后辈鲜有一个良好的环境研习学问,甚至因为长期被动作战,长期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导致根本没有给年轻人锻炼的机会,毕竟历史不是日本漫画,真要拯救世界时大家愿意信任的很少会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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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政权所代表的的利益群体来说,曹魏尤其是司马家族当政以后的政权与孙吴政权类似,均是地方豪族的代言人。其中孙吴政权作为江东文化豪门顾、陆、朱、张等大姓与世代出仕吴郡而负有勇力的孙氏联合产生的政权,其政治的基础源自江东的强宗大族。而在北方自东汉以来,服膺儒教的世家豪门在地方上涌现,他们世代研习儒学经典,其中司马懿就属于河内司马氏,起家于其高祖征战西羌。汝南袁氏,四世三公,袁绍、袁术都是出自其中,一人雄霸华北,一人盘踞东南,巅峰时掌握了半个天下,此外弘农杨氏,琅琊王氏也是个中翘楚,在这个大环境下,魏晋时期的士大夫,其出身大多为地方豪族,因此当时的朝堂礼仪繁多,外宽而内忌,用人多疑,只好任人唯亲。这也是门阀世家政治的一个典型特点,九品中正选取人才多以“品”为标准,这里面的品指的是儒家体系下的道德标准,而控制着儒教舆论的正是这些地方豪族,因此九品中正的推选变成了门选,门选出来的接班人又反过来起到了巩固门阀统治的作用,统治阶层为了更好的巩固家族地位,对于子嗣的教育更多的在于政治才能上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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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蜀汉来说,世家统治的基础却非常薄弱,境内缺乏强大的门阀,从君主的情况来看,刘备幼年丧父,长期作为北方手工艺人代表混迹市场贩卖凉席草鞋,也不喜欢读书喜欢结交游侠,排除史书的美化说白了就是当地小混混,这出身比之高祖刘邦,光武刘秀都大大不如,即使有宗室身份加持,也与寻常寒族无异了。而最早跟随刘备创业的关羽早年因为犯罪潜逃混迹于幽州的黑市,张飞家境殷实,但也只是涿郡一富户,与世家门阀断然是粘不到边的。而随着刘备的发迹,蜀汉的政权成分也逐渐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中本土势力是指在刘焉父子统治之前就出仕的本地精英,第二类东州集团大致包括跟随刘焉、刘璋入蜀的老部下,第三类才是刘备一直以来的核心团队,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这三者之间有一个先来后到的关系,本土势力长期扎根益州,自然和后来的统治者东州集团有着利益瓜分上的矛盾,然而这种矛盾随着刘备入蜀,荆州集团成为统治势力而演化成东州集团以及本土势力与权力中枢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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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集团作为刘备势力的支柱无疑是政权主体,但光靠这个外来征服者还不能做到蜀人诚服的目标,那么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东州集团自然成了团结对象。夷陵战败,蜀汉的政权基础遭到动摇,危急存亡之秋,刘备白帝托孤,托孤对象除了荆州集团中为我们熟知的诸葛亮以外,还有东州集团的李严。这表面上是为了调和双方矛盾,一起对实际上在野的本土势力形成压制,但本质上还是蜀汉政权不走士族统治道路的权宜表现。后来诸葛亮废黜东州集团代表李严,挥泪斩杀荆州集团青年才俊马谡都是为了让蜀汉的政治避免出现门阀统治,以公平执法换取政权稳定,消除三方矛盾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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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泪斩马谡

后主刘禅在位四十二年,前十二年诸葛亮执政,中间二十年蒋琬费玮相继执政,最后十年,姜维主掌兵权,蒋琬费玮一直是诸葛亮的得力助手,姜维是诸葛亮军事上的关门弟子,蜀汉立国四十余载,诸葛亮的治国治军思想一直在延续。

诸葛亮治国一直贯彻公平两字,陈寿说诸葛亮用心平而劝诫明,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说的就是蜀国政治虽然刑罚严峻,但是诸葛亮却没失去民心,原因就在于他的法令执行公平而又公开,真正做到了有理有据,令行禁止。也正是因此,虽然有马谡,魏延这种为了平衡利益而不得已产生的牺牲品,但却没有大将朝臣因为激烈的权力倾轧而丧命,对比魏晋、孙吴动不动就夷三族的血色恐怖,蜀汉绝对算得上仁义立国。黄权作为镇北将军在夷陵战败以后归国无路,迫不得已投降曹魏,然而蜀汉依旧厚待其家属,其子就是上文所提到的黄崇,作为领军将领在蜀汉的最后一战中奋战至死;糜芳作为国舅,投降孙吴,是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的最大推手,然而刘备对于他的哥哥糜竺却大加宽慰,毫无株连的打算;姜维即使被黄皓所污蔑,躲到了沓中屯田避祸,但就事实来说刘禅却也没干预他的北伐,夺走他的兵权,甚至还主动宽慰姜维。试想千年以后岳飞作何感慨,如果临安的君主如同刘禅一般,直捣黄龙府是否不再只是壮志未酬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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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岳飞将光复中原,迎还二帝作为理想,诸葛亮心中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也一直未曾改变,虽然天下明知汉室不可复兴,但对于蜀汉来说,这却是不可丢弃的旗帜,如果没了光复中原这个大口号,三国中最弱的蜀汉政权就失去了北伐的依据,考虑到蜀地东有长江三峡之险,北有汉中剑阁之阻,很容易演化成一个安乐自保的地方性政权,被征服也就是迟早的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是蜀汉绝境求生的最佳出路,也因此唯有不问出处,唯才是举才能获得北伐中原所需要的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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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蜀汉的人口基数却撑不起这个需求,蜀汉亡国时口数才将将过了九十万,人口瓶颈的制约相当明显,唯有诸葛亮依法公平治国的理念才能获得外来人才的信任,夏侯霸、姜维投奔蜀汉,当然不是因为成都一直高举着匡扶汉室这个旗帜,而是因为蜀地政治清明,并无强宗大族垄断人事任免,自己的才华有兑现的可能,姜维甚至作为诸葛亮的接班人,成为了蜀汉军武第一人,客将当国,无论是在魏国,还是吴国都是难以想象的。

也正是这种利国不利己,排斥门阀大族,有才者掌实权,名门子弟居幕后的政治态度,使得蜀汉的统治团队从一开始就更注重对子嗣忠君爱国的品德教育,而政治军事才能则更多的是顺其自然,量才而用。所以在蜀汉亡国之际才出现了诸葛亮子诸葛瞻、孙诸葛尚,张飞孙张遵,黄权子黄崇,李恢之侄李球战死绵竹,赵云子为掩护姜维回师剑阁战死沓中,刘禅子刘堪以身殉国,姜维眼看大势已去,诈降钟会,希望逆天改命,最终身死这般数不胜数以死报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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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中,蜀汉虽然最为弱小,却最受推崇,这有三国演义美化蜀汉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后人对于蜀汉君臣融洽,相遇相知的政治环境的向往,更是对刘备集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究没有丢掉英雄志气的一种钦佩,这种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坚韧符合世人对于以弱胜强,以小博大的期许,就好比在火影中我们想看的是鸣人不断修习忍术,翻越一座座大山,而不是动不动就开挂爆种,借着九尾之力打天下,因为哪怕是再成熟稳重的人,他的心中也住着一个热血的少年,渴望着带着巴雷特纵横疆场,而不是一只手按在核弹按钮上面,而刘备和蜀汉的故事无疑更符合国人心中对于事业,对于奋斗的心理美学。

具体来说,蜀汉的代表人物诸葛亮,关羽相继成为武圣,被后世不断追封,诸葛亮甚至为后世的臣子奠定了一个几乎无法超越的标准,且不说刘备、刘禅、五虎大将在后世不断被讨论,就连廖化,周仓,关兴,张苞,诸葛瞻等也小有名气。

如果说贞观前期代表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高峰,那么蜀汉在政治环境、君臣关系上也不遑多让,总的来说曹魏想调和门阀政治,却不成功最终被士族的代言人司马炎所取代,孙吴选择主动借力门阀,寻求江东本土化,最终豪门逐利,政局混乱,唯有蜀汉统治团队,不贪私利,不任人唯亲,坚决的回避门阀政治,然而时代并未走完属于世家的那段历程,士族也最终反扑,重新夺回了统治权,可以说与强宗大族的合作程度的不同也是魏晋、东吴政治与蜀汉政治在本质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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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贤若渴的政治风气

这种不同或许造成了蜀汉核心的子嗣并没有太多才能出类拔萃的精英,在后期甚至因为人才凋零,导致诸葛瞻的悲剧发生,但单纯从政治的优劣出发,蜀汉的依法治国,唯才是举的政治远胜于魏晋及孙吴门选政治,直至灭亡,蜀汉也没有出现过废立天子,权臣当国的情况,更没有刀刀见血的政治大清算,无疑更符合古人心中君臣共济,清廉为民,忠诚报国的政治审美。

诸葛亮的儿子不行?从官二代的表现看蜀汉政治有别于魏和吴的地方

两汉传承四百年,奠定了泱泱中华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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