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和丈夫钱钟书一生作品众多，杨绛的译作《唐·吉诃德》、长篇小说《洗澡》和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然而，在自传《我们仨》中，杨绛却直言：女儿钱瑗才是她和丈夫此生的唯一杰作。言外之意是，相比女儿，他们的所有作品都相形见绌，属于次等品。
一次采访中，提到女儿钱瑗，一向低调的杨绛竟高调夸赞道：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的‘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钱钟书眼中的“可造之材”、杨绛口中的“杰作”钱瑗，确实是足以让天下父母骄傲的存在。
钱瑗1937年5月生于英国牛津，是钱钟书与杨绛此生唯一的孩子。钱瑗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24岁这年，因为成绩优异，从小立志教书育人的她被留在了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来，精通英语、俄语的她还成了该校第一批外语系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
在大众眼里，她的名气并不比父母大。也正因此，大众对钱瑗并未有过多的了解。很多人熟悉钱瑗，乃是因为杨绛晚年的自传《我们仨》（杨绛、钱钟书与钱瑗）。
然而，在学界，她的名气和影响力却相当惊人。
钱瑗在校任教期间，一直严谨治学，她还开创了英语“文体学”。今天，那本被英语专业本科生奉若经典的参考教材《实用英语文体学》，正是出自她之手。
钱瑗的理想是和父亲一样做一名优秀的教书匠，她也将这一理想践行到了最后。在校任教期间，她对学生关怀备至，因着这层缘故，钱瑗辞世8年后，即2005年，曾受过她恩施的学生还回北师大捐款了一百万港币，设立了“钱瑗教育基金”。
今天，距离钱瑗离世已经20多年了，但缅怀她的文章却从未停歇。这些被发表在《香港文学》等刊物上的缅怀文章，均出自钱瑗的同事、好友、学生和继子女之手。
相比这些成就，钱瑗更让普罗大众感动的，是她的为人和在磨难面前的永不屈服。
很多现世的教育学家都普遍认为，真正检验一个人能力强弱的，从来不是他取得的成就大小，而是他在跌入谷底时的反弹力。
有人形象地将这种反弹力叫做“逆商”，也就是面对逆境时所表现出的坚忍力和对抗磨难的能力。
在这一点上，一生命途多舛的钱瑗无疑是成功的。钱瑗虽出生书香世家，却曾多次因体弱多病而休学，成年后还曾在工作上遭受过不公，特殊年月里她还遭受了丈夫含冤自杀的厄运.....
但在种种磨难面前，她终将一手烂牌打出了惊世俗的漂亮。
相比现今随处可见的“高分低能儿”和“一受挫就要死要活”的孩子，能在层层磨难中取得成功钱瑗，赢在了钱钟书和杨绛给她的家教上。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话，放在任何年代都成立。钱瑗比其他人幸运的是，她人生的第一任老师，本身就是教育界的翘楚，自然，他们比寻常父母更懂得如何育人。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钱钟书和杨绛却并未像多数父母那样给女儿制定种种家规。钱家从来是没有家规的，相比用各种条套框框“管束”女儿，钱钟书和杨绛更倾向于“身教”。
在书里，谈及教育子女的种种时，杨绛只谈了六个字：“身教大于言传”。
这六个字，也是始终贯穿钱钟书与杨绛教育理念的核心所在。
钱瑗喜欢看书，但她的这一爱好却并非遗传，而是钱钟书和杨绛刻意“身教”的结果。
杨绛和钱钟书爱读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杨绛曾在描述她与钱钟书留学法国时的读书生活时说：
“他（钱钟书）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锺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此间，杨绛自己也是在牛津旁听之余为自己定下课程一本一本地从头到尾细读。
有了女儿钱瑗以后，杨绛和钱钟书依旧狂热地保留着爱读书的习惯。为了“影响”女儿，他们总是在女儿面前捧书本。几个月大时，钱瑗便开始对父母手里长期捧着的书本产生了兴趣，为此，她经常动手去抓父母手里的书。
眼看着女儿的兴趣被调得差不多以后，钱钟书和杨绛特地为女儿买来了高凳和一大本《丁尼生全集》。这以后，钱瑗便开始坐在高凳上、摊开书本、手抓铅笔有模有样地学着父母的样子乱画一气。
杨绛在谈起这段过往时，饶有兴致地回忆说：
“我们看书，她安安静静自己一个人画书玩”。慢慢地，钱瑗便开始真正地爱上了看书。十一周岁时，钱瑗便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她还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教导下开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
也正是在父母的身教下， 钱瑗很小的时候便在父母的影响下学会了观察，而观察从来是“格物致知”的开始。
钱、杨两人去动物园能“格物致知”动物吃花生，“猪类动物吃花生，连皮带壳；熊吐出壳儿带皮吃；猴子剥了壳还捻去皮”，圆圆从父亲那里学到了“格物致知”的技能。
三岁那年，小小的圆圆便能看到大人看不到的细节。她能认出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
杨绛在《我们仨》里提到，每次一家三口下馆子看戏时，能和钱钟书在馆子里等上菜时，依据吃客的穿着和言语，剖析出背后的故事来。
原本，每个孩子都有精细的观察力，只是，很多的孩子因为没有父母耳濡目染而慢慢遗失了。钱瑗，恰恰只是在父母的影响下被保留了这种细致观察力罢了。
有位教育界专家曾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先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句话，包含了很多的人生智慧。它也与杨绛和钱钟书那句“言传大于身教”巧妙契合了。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停地说，远不如直接做给孩子看。
杨绛和钱钟书一直想让钱瑗成为一个有理想、有目标、且品性端正的知识分子，这些，钱瑗都在父母身上亲眼看到了，她也真正做到了。
钱瑗在讲述父亲钱钟书时，提到过一件小事。
钱钟书在江苏省高等审判厅任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了上海。该军阀到上海后，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钱钟书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了欢迎者的名单。
这下，钱钟书怒了。怒了的钱钟书做出了一件让天下读书人闻之丧胆却又分外钦佩的事，他不仅公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还在报纸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
上海沦陷期间，钱钟书在路上遇到当了汉奸的有权势的熟人从来都“视而不见”。
所谓“润物细无声”，钱钟书“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形象也因此深深刻在了女儿钱瑗的心里。成年后的钱瑗经常说：
“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也正因此，钱瑗在校任教期间，所有人对她的最大印象竟也是“身正”。任何时候，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钱瑗都始终恪守着父亲“身教”于她的优良品性。
钱钟书和杨绛喜欢定目标定计划，读书是如此，教学更是如此。他们的这一套，全部被钱瑗看在了眼里。早在钱瑗还是个孩子时，她便开始学着父母为自己制定读书计划，上学后，她还立下了要和父亲一样去传道受业的宏志。
偶尔，跟着父亲上课归来后的钱瑗还会煞有介事地学着父亲“上课”。
真正的做学问，从来容不得半点虚假。只有踏踏实实的苦学，方能真正求得学问。这点，钱瑗也在耳濡目染中从父母处懂得了。
和许多的孩子一样，钱瑗的求学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从小体弱多病的缘故，她经常被迫休学。因为病痛的折磨，钱瑗的中学只勉强上了三个学期。
在这种情况下，要升学自然极其困难。
但在父母的陪伴下，钱瑗用自学的方式完成了代数的学习，在俄语落后好几个学期的情况下，她用四个月的补习顺利考取了第一名。
钱瑗去英国进修的两年，学习非常刻苦。为了读懂导师指定的某一诗歌作品，钱瑗不惜找许多同时期其他诗歌作品来读，进而研究诗歌的韵律。
直至躺在病床上时，她也依旧可劲儿学习。她的这种严谨治学和肯吃苦的精神，无疑是父母有意培养的结果。
一位陈姓教授在谈到1996年去钱家探望的经历时说：
“闲谈中，钱瑗捧出一本很厚的辞书——《韦氏英语大辞典》，翻开一看，几千页全是密密麻麻手写的蝇头小字。”不用说，这些，全是钱瑗父亲钱钟书学习时的批注。
榜样的力量从来是无穷的，看到父亲的治学态度，钱瑗自然会深受影响。但作为孩子，偶尔也会有想懈怠的时候，每每此时，钱钟书的处理方式都足以让人叹服。
杨绛在讲述一段他们仨时说，有一次，钱瑗有一个单词不会来求教钱钟书，可他却怎么也不肯告诉女儿，只说让她自己去字典上找。后来，女儿在翻阅了五本字典后才找到这个单词的出处和相关。
而平日里，一旦钱瑗想要试图找捷径而不是踏实苦学，钱钟书和杨绛便会想办法扭转她的这一想法。有一段时间，钱瑗见父亲的评论写得特别好，于是便缠着他教诀窍，甚至想借父亲的稿子来看。
钱钟书发现后，便开始藏稿子，一面藏一面告诉女儿：哪有什么诀窍，就是多读书罢了。
说来，钱瑗最终能在相对枯燥的“文体学”上有如此大的作为，绝离不开她从父母那学来的“苦学、严谨”。
相比以上的所有，钱瑗身上有一个巨大的优点，正是这个特质，让她在多舛的人生里成就了美好。钱瑗的这一特质是“懂爱”，无疑，这也是钱钟书和杨绛身教的结果。
钱钟书和杨绛的恩爱在文化界人所共知，他们用一生将爱情演绎成了无数人羡慕的传奇。他和她，势均力敌，志趣相同，最紧要的是，他们还是“一生一世一双人”的代表。
钱钟书对自己的妻子从来不吝啬表达爱，他曾公开夸赞妻子说：“她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言辞间，满满的爱意和骄傲。
这样的一对，被称作20世纪最完美婚恋典范当不为过。
人说，有爱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会比原生缺爱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更懂爱，这话，在心理学上一次次被佐证了。
杨绛和钱钟书彼此相爱，自然，他们也深深爱着自己的结晶钱瑗。
在那个流行多子多福的年代，钱瑗之所以成为他们夫妻两的“唯一”，是因为钱钟书觉得：
“如果再有一个孩子，会分走我们对圆圆（钱瑗昵称）的爱！”为此，钱钟书和杨绛在私下对话时还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
以“怕分走女儿的爱”为由拒生二胎的，钱钟书和杨绛大约是鼻祖了。显然，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惊世骇俗观念，全是因为他们对女儿太过疼爱了。
从来，世间从来只听说过对爱情专一，为了对子女专一而只生一孩的，在那个年代，大约只有钱钟书、杨绛一家了。
在满满爱的浸润下长大的钱瑗，其爱的能力自然比原生缺爱家庭的孩子更强大。
而爱的能力，是任何个人一生最重要的能力。拥有更强爱的能力的人，其个人成就、对社会的贡献和抗挫能力明显会强于一般人。
钱钟书和杨绛在家里很少有争执，他们的家从来先讲爱再讲道理。这意味着，杨绛或者钱钟书犯错时，等待对方的从来不是责备而是宽慰。
钱瑗刚刚出生时，杨绛尚在住院，期间，钱钟书不得不往来家里和医院并担负起照顾母女的重任。但料理家事从来不是钱钟书的长项，于是，每次来医院，钱钟书几乎都会带来“坏消息”。
“热水瓶被我打坏了！”钱钟书不安地对着尚在坐月子的杨绛说。杨绛看着他赶忙安慰说：
“没关系，我会修！”“我把墨水弄到了床单上！”钱钟书再次带来“坏消息”。杨绛看向钱钟书道：
“没关系。”钱钟书依旧有些不安：“是墨水啊”！
杨绛握着他的手宽慰到：
“没关系，我会洗干净！”
平常的生活里，杨绛与钱钟书总是极尽可能地为对方考虑，一次杨绛出了鼻血，钱钟书和阿瑗焦急地拿来纸巾，杨绛却以纸巾不够为由避开他们去了别处清理。原因很简单，不想让他们为她担心。
在那段特殊的年月里，杨绛被人欺负时，手无缚鸡之力的钱钟书竟为了保护妻子举起木板“动粗”。
现实里和杨绛笔下的“他们仨”，从来爱意满满。在爱的氛围里，钱瑗耳濡目染，也学会了爱人。
大学任教期间，钱瑗将满满的爱撒播给了自己的学生。
钱瑗的住所和学校有一段距离，每次讲完课晚上回家，她都得挤车，半路还得倒车，到家该是很累了。
但通常，回到家后，她还要处理学生的课业，晚饭后还经常要接待带着困惑来找她的学生。
一次和友人聊天时，钱瑗不无操心地说：
“我班上的研究生问题最多，没结婚的要结婚，结了婚的要离婚。婚姻问题对学习影响很大，我得认真对待。大约是因着这种操心，凡是学生找她谈的一切问题，她都会耐心而又细致地一一解答，从不厌倦。
钱瑗还经常把其他老师认为的“分外之事”揽上身，有一次，钱瑗发现外语系资料室翁某平时勤奋自学，并抽时间旁听大学课程，她便主动为他批改作业，指导他读书。
这样的指导，一坚持，就是连续几年，钱瑗从未间断过。终于，在她和这位有志青年的共同努力下，翁某最终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民族大学的研究生。像这样的事例，在钱瑗身上还有很多。
也正是父母身教给钱瑗的爱的能力，让她在丧夫后重新站了起来。
说来，钱瑗的第二段姻缘，还真真是因她的爱心而来。
那段特殊的年月里，钱瑗因帮助了一位被“罚”扫街的老太太唐云，而结下了一段良缘。
被钱瑗善心和爱心感动的老太太在了解到钱瑗是丧夫状态后，竭力撮合她和自己的儿子杨伟成，希望他们组成新的家庭。
钱瑗没想到的是，唐云的丈夫杨宽麟先生还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土木界奇才，今天的王府井大楼、和平宾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及北京军事博物館等等著名建筑，均是他设计而成。
唐云和杨宽麟的儿子杨伟成，也是人中龙凤，他知名的建筑设备专家，还是后来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在唐云的戳和下，钱瑗与杨伟成走进了二婚。两人结婚时，杨伟成的儿子杨宏建已经18岁了。在钱瑗的爱的经营下，这个组合家庭满是欢声笑语。
钱瑗继女杨敏和继子杨宏建在《我们的钱瑗》中，深情地回忆了他们与母亲钱瑗在一起度过的二十多年的幸福生活。
在叙述中，他们说，每到周六，母亲都会从北师大到灯市口一路买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除了凉面、上好牛肉、大块羊肉串、牛肉馅饼等传统小吃。他们还不无甜蜜地回忆：母亲钱瑗与他们一起看电视时，提前偷看电视报不说竟还给他们剧透，为此，他们还经常假装嗔怪她“干扰”他们探索剧情。
钱瑗的继子、继女眼里，钱瑗和他们的交往“像大朋友似的”，“不是亲娘胜似亲娘”。
对子女满满爱，对于养育自己的父母，钱瑗也是如此。
特殊年月里，钱钟书和杨绛被批判时，一路支撑他们走过阴霾的正是钱瑗。钱钟书和杨绛被剃成阴阳头以示侮辱时，钱瑗拿出自己剪下来的头发给他们做成假发戴上。
她还偷偷将钱钟书爱吃的夹心糖装进瓶里带给父亲，一来看望父母，她便忙里忙外，有时她一针一线地给他们缝睡衣，有时，她给他们做好吃的，有时，她依偎在父母身边给他们慰藉......
爱，能抵御灾祸，爱，能创造奇迹。这一家子，终闯过种种难关，走到了太平盛世。
杨绛和钱钟书一次次坚强闯过难关的种种，说来，也是给女儿钱瑗的身教，在挫败乃至最后的病痛面前，父母能做到的，她都做到了。
这样的钱瑗，怎不让钱钟书和杨绛骄傲！
什么是好的家庭教育，杨绛和钱钟书用六个字给出了答案：身教大于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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