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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說的“明朝開國第一功臣”通常指的是魏國公徐達。但實際上，在朱元璋最早封賞的“開國六公”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韓國公李善長，後來因為李善長獲罪被處死，徐達才替補晉升為第一。
李善長，字百室，濠州定遠（今安徽定遠縣）人，明朝開國宰相，文臣中的絕對領頭羊。歷史中赫赫有名的“明初三傑”指的就是劉伯溫、李善長和徐達，他們對於大明王朝的歷史作用分別對應的是“漢初三傑”中的張良、蕭何和韓信。
同為文臣，李善長與劉伯溫雖然都位列“三傑”之中，但二者的真實歷史地位卻不能同日而語，這一點從朱元璋對二人的封賞中就可輕易看出。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劉伯溫的待遇是封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而李善長的待遇是封韓國公（比伯高兩個檔次），祿四千石，世襲，另賜丹書鐵券。這個丹書鐵券就是我們常說的免死金牌，其作用是李善長本人可以免死兩次，其子亦可免死一次。獲此殊榮者只有徐達和李善長。
再看朱元璋對李善長的評價。朱元璋曾說：“當年蕭何有饋晌之功，千載之下，人人傳頌，與善長相比，蕭何未必過也。”也就是說，在朱元璋看來，李善長的才能與歷史功績是在蕭何之上的。
作為首功之臣，大明王朝建立後李善長可謂是享盡殊榮，不僅當上了百官之首的宰相，而且深受朱元璋的信任與器重。但是，洪武四年，處於巔峰期的李善長卻早早地提出了退休，奇怪的是，朱元璋竟然也欣然應允了。
李善長退休後的待遇還是相當不錯的，金錢土地朱元璋一樣也沒有虧待他的。而且，李善長退休前還向朱元璋推薦了自己的同鄉胡惟庸，不久後，胡惟庸就代替李善長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左丞相。可見，朱元璋對李善長的眼光也是十分認可的。
但是，洪武十三年卻爆發了歷史上著名的“胡惟庸案”，宰相胡惟庸因“謀不軌”罪被株連九族，前後有三萬人受牽連慘死其中。難得的是，李善長竟然沒有因此獲罪，而是繼續過他的退休生活。
胡惟庸死後，李善長的太平日子又過了10年，直到洪武二十三年。這一年，李善長已經77歲高齡，可能真的是老糊塗了，他竟然向老朋友信國公湯和借用300士兵幫他修房舍。雖說300人並不多，但是借兵向來是朝中大忌，朱元璋得知後大為惱火，這也成為朱元璋忌憚李善長的導火索。
真正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棵稻草也隨之而來。同年四月，李善長的親戚丁斌獲罪，李善長不顧自己已經告老還鄉多年的事實貿然上疏為丁斌求情，因此引起朱元璋的強烈不滿。朱元璋非但沒有饒恕丁斌，反而對其嚴加審訊，最後在刑訊逼供下，丁斌竟然供出李善長也涉足了當年胡惟庸造反一案！
據丁斌交代，胡惟庸造反前曾去徵求過李善長的意見，而李善長的回答是：“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為之。”如此看來，李善長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胡惟庸造反一事，但他也是事先知情的。知情不報也是死罪。於是，朱元璋將李善長一家70餘人全部誅殺，丹書鐵券唯一免不了的就是謀反之罪。這就是李善長的最終結局。
但是，回看李善長被殺一事，其中卻是漏洞百出，疑點重重。仔細想想，李善長真的有必要幫助胡惟庸謀反嗎？
從親疏關係上看，李善長與胡惟庸確實有姻親關係——李善長的侄子娶了胡惟庸的女兒。但是，李善長與朱元璋也是親家啊——李善長的長子李祺娶了朱元璋的長女臨安公主。這天下從來沒有侄子比兒子更親的道理，所以李善長與朱元璋的關係，實則比與胡惟庸更親近，更莫提他們還有多年的君臣情分。
而且，李善長在朱元璋手下已經是位極人臣，官職上是群臣之首的宰相，爵位上已經封了排位第一的韓國公，死後封王也是慣例，這樣的待遇在歷朝歷代已經到頭了。即便胡惟庸造反成功當上皇帝，李善長也最多也不過是這樣的待遇，所以他萬萬沒有參與造反的可能，更何況李善長已經是垂暮之年，他更沒有冒險的理由。
朱元璋是何等聰明之人，以上這些他不可能想不明白，那麼，朱元璋又為什麼非要安一個罪名把李善長處死呢？
首先明確一點，李善長雖然早早就退休了，但他一直是淮西集團的絕對領袖。何為淮西集團？所謂淮西集團，就是指朱元璋賴以建立明朝、統一南北的核心力量，其在朝中的影響力絲毫不遜色於唐朝時的關隴集團。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淮西集團能幫朱元璋建立起大明王朝，也就有能力將其推翻，這才是朱元璋最忌憚的。
李善長雖然已經老了，但淮西集團的力量依然強大，朱元璋殺李善長就是要殺雞儆猴，徹底消除淮西集團的威脅，這才是他的終極目的。
參考文獻：《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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