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海峽，作為中東和歐洲巴爾幹半島之間、黑海和地中海之間的重要交通樞紐，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發生在公元前五世紀的波希戰爭，強大的西亞霸主波斯在第二次入侵時，其陸軍就是從這裡進入歐洲的。如此關鍵的戰略要地，卻從中世紀開始被奧斯曼帝國佔據，時刻威脅歐洲的安全。
不過奧斯曼興起的迅速，衰落同樣迅速，被基督教世界，尤其是奧地利帝國阻擋，始終難以挺進歐洲腹地。1618至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爆發，中西歐基督教世界原先對統一帝國的重塑理想破滅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的均勢體系。各國不再謀求恢復羅馬帝國時代的榮耀，轉而尊崇威斯特伐利亞合約中的國家主權平等原則，這給了衰落中的奧斯曼帝國喘息的機會。
然而當蒙古人的潮水從東歐褪去之後，沙俄崛起了。為了爭奪出海口，開拓對外貿易和擴張的海路途徑，俄國人北擊瑞典、南伐奧斯曼，先後打通了南北兩個出海口，而其中地處溫帶水域的黑海更成為俄羅斯的最佳海港。克里米亞半島、亞速海周邊、黑海沿岸等大片奧斯曼領土相繼被俄國人佔據。另外在1683年第二次圍攻維也納失敗後，奧地利人同樣不斷攫取原先臣服於奧斯曼帝國的匈牙利領土，奧斯曼的頹勢盡顯。
19世紀上半葉拿破崙戰爭後，歐洲維也納體系建立。以四國同盟、神聖同盟和大國一致原則為核心的歐洲均勢格局重新出現。沙皇俄國為了維護歐洲君主國的統治四處奔走，俄軍成為實質上的歐洲憲兵，並協助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鎮壓了匈牙利的起義。俄國在拿破崙戰爭後的一家獨大局面顯然也威脅到了比鄰而居的奧斯曼土耳其，然而克里米亞戰爭改變了一切。
維也納體系之中的諸國，英法兩國的國內啟蒙思想氛圍相對濃郁，而俄普奧三國則較為保守，所以實際上是由這三國維持歐洲君主制度的合法性，三國之間的同盟關係非比尋常。俄國亦出出於此種考慮而幫助奧地利鎮壓了匈牙利民族運動。然而隨著奧斯曼勢力的褪去，俄奧兩國在巴爾幹地區出現了激烈競爭。當沙俄南下準備對地處巴爾幹半島末梢、比鄰土耳其海峽的伊斯坦布爾進行入侵之時，遭受了英、法、奧三國的激烈反對。
如若是在三十年戰爭前，沙俄的行為還能被看做是恢復羅馬故土的光復戰爭。然而經歷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維也納體系的漫長薰陶，俄國的行動被視作了破壞歐洲均勢的表現。
當英法聯軍站在沙俄的對立面，同奧斯曼軍隊協同作戰之時，沙俄獨霸歐洲的野望就已經宣告破產了。保留一個擁有較強實力的奧斯曼帝國可以有效的幫助英法普奧等國從南方制約俄國，進而維繫整個歐洲的均勢。不過在這其中，奧地利帝國的邦交行為最為短視。面臨英法土三國聯軍的圍攻時，俄軍在克里米亞力有不逮，於是想到了向自己曾經幫助過的奧地利帝國求援。然而奧地利不僅拒絕了俄國的救援請求，反而在外交上大力配合英法，俄奧同盟由此破滅。
此後不管是法國協助意大利擊退奧地利在亞平寧半島北部的勢力，亦或普魯士為統一德意志而排斥奧地利的普奧戰爭，俄國均坐視一旁，再也沒有像當初鎮壓匈牙利起義那般積極了。不過也正是俄奧交惡，以及英法等國對奧斯曼帝國的需求，給了土耳其苟延殘喘的機會。奈何奧斯曼自身實力不濟，在一戰前的數次巴爾幹戰爭中損兵折將，最終被德國海軍恐嚇而加入了同盟國陣營，慘遭肢解。
一戰後的奧斯曼帝國瓦解，喪失了70%的領土，但卻保持住了土耳其佔據多數的小亞細亞和千年故都君士坦丁堡地區。當時的希臘為了收服拜占庭故都，甚至出兵干涉。但英法兩國不僅不給予軍事上的支持，在外交上同樣選擇了與凱末爾的土耳其媾和，最終獨立不久根基不穩的希臘戰敗。
英法兩國留存土耳其的原因在於1917年沙俄的變天。為了應對蘇俄的威脅，扶持一個親西方的、政教分離的土耳其政權符合歐洲戰後重建均勢體系的訴求。凡爾賽體系雖被歷史證明是脆弱的，但在當時卻廣泛被歐洲精英階層認為是理所當然之舉。
總之，正是三十年戰爭後歐洲所形成的均勢體系，給了土耳其得以延續下去的政治空間。而俄國則在這場均勢遊戲中屢屢受挫，始終未能突破西歐諸國為其在南線設置的阻礙，限制了其由陸權擴展為海權國家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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