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以2017年期刊發表的《紅樓夢》研究文章為研討對象，在概述期刊文章現狀的基礎上，將之分為家世與版本研究，文本研究，紅學學術史研究，成書、續書與評點研究，翻譯、傳播與改編研究等五個學術專題，結合部分相關文章，就各專題研究的特點重點以及存在的問題進行彙總評述，以期呈現出本年《紅樓夢》研究文章的基本面貌和發展趨勢，為今後研究工作的開展提供借鑑。
一、概況
根據對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維普中文期刊數據庫等國內重要期刊數據庫的搜索統計顯示，截止2017年12月初，本年度各類期刊、報紙、雜誌以及碩博論文上發表的《紅樓夢》研究文章共約1000篇，其中在期刊上發表的約800篇，數據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所以總體來看2017年《紅樓夢》研究文章在數量規模上保持了穩定態勢。在重要文摘轉載情況方面，2017年《紅樓夢》研究文章轉載量不高，《新華文摘》轉載1篇，《人大複印資料》全文轉載2篇，《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與《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則均無轉載，這一令人遺憾的情況與過去幾年類似，未能得到改觀，也提示我們在保證了文章數量的前提下還要更加追求文章的學術質量。
就《紅樓夢》研究文章的發表平臺來看，創刊於1979年的研究專刊《紅樓夢學刊》依舊佔據了主力位置，全年共發表文章177篇，《曹雪芹研究》共發文70篇，居於次席，而《明清小說研究》、《中國文化研究》、《北方文學》、《名作欣賞》、《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學術期刊和大學學報亦是《紅樓夢》研究的傳統陣地，雖然每年刊發的文章數量都不算多，多時不過6、7篇，少則只有2、3篇，但貴在多年堅持，具有較強的影響力。今年還有很多期刊尤其是大學學報刊發了研紅文章，這一情況反映了《紅樓夢》研究在高校師生中擁有較高的關注度，但其持續性依然有待觀察。我們希望今後有計劃地持續地刊發研紅文章的期刊會越來越多。傳統主流學術期刊和學報方面，《文藝研究》、《北方論叢》、《文藝理論研究》各發1篇紅學文章，其他如《文學評論》、《文學遺產》、《北京大學學報》等刊物依然遺憾地未有《紅樓夢》研究文章的身影。而《外語教育與研究》、《外語與外語教學》、《國際漢學》、《海外英語》、《民族翻譯》、《外文研究》等語言類期刊今年依然不斷有《紅樓夢》翻譯類文章出爐，顯示出《紅樓夢》翻譯類研究的熱度。另外，各省市紅學會發行的各類不定期內部刊物也繼續發揮著有益作用，為《紅樓夢》的普及和推廣以及研紅隊伍的培養和壯大提供了助力。
在圍繞主題編髮專欄或專輯方面，《紅樓夢學刊》發行了“紀念馮其庸先生專輯” 。2017年1月22日，馮其庸先生在北京去世，社會各界紛紛緬懷，《紅樓夢學刊》先後發表了一系列悼念消息和追憶文章，並將2017年第四輯定為“紀念馮其庸先生專輯”，李希凡、張慶善、孫遜、呂啟祥、二月河、陳煕中、朱淡文、張書才等人都撰文以寄託哀思。李希凡先生深情回憶了與馮其庸先生相識相交相知的五十年，總結馮先生一生學術歷程，最後說“在其庸同志已赴仙界的今天，我認為再次‘標榜’一下馮氏研究‘紅學’之路，不只是寄託自己的哀思，而且有益於糾正當前紅學的亂象”。張慶善先生談到馮其庸先生的貢獻，認為“馮老是新時期紅學第一人”，並且進一步解說馮老在新時期紅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豐富的學術成果；二是主持完成一系列奠基性的學術工程；三是創建中國紅樓夢學會；四是組織中國紅樓夢學會、《紅樓夢學刊》、紅樓夢研究所。孫遜先生講述了1975年自己借調到北京參加《紅樓夢》校勘註釋小組工作，並由此與馮其庸先生相識共事的經歷，總結了馮其庸先生在紅學、戲曲學、西域學、古代文學以及詩、書、畫、文物鑑藏等多方面的學術成就。呂啟祥先生撰文《大處落墨 曹紅兼容——馮其庸的大紅學》來觀照馮先生的學術貢獻，她說“本文標舉‘馮其庸的大紅學’是從先生的學術素養、學術視野、學術氣概、學科建設以及紅學的凝聚力出發的，也是立足於‘大’、全局而觀的。筆者深深服膺先生‘大處落墨、曹紅兼容’的風範，並以身處這一學術年代為幸。”二月河的追思文章題為《吾師雖離去，恩緒永緬懷》，主要寫的是馮其庸先生與自己的交往事蹟，以小見大，平易感人。陳熙中先生重點談了馮其庸先生在《紅樓夢》版本方面的貢獻，朱淡文先生講述了馮先生對自己的提攜和愛護，張書才先生則談到與馮先生在學術交往中的幾件小事。由於撰文者甚多，筆者在此不再贅述，馮其庸先生的離去是紅學界的重大事件，《紅樓夢學刊》組織刊發的這批文章既多角度地梳理總結了馮先生的學術成就，從而引發學界的進一步深入思考，也生動記錄了馮先生的生平事蹟，是彌足珍貴的紅學史資料。
《曹雪芹研究》2017年第4期就《石頭記索隱》發表100週年這個主題發表了陳維昭的《蔡元培與清史敘事》、苗懷明的《最是平生會心事——蔡元培和他的》、樊志斌的《蔡元培評論——寫在發表100週年之際》三篇文章。
《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圍繞主辦的“周汝昌與現代紅學”專題座談會發表文章：張慶善《周汝昌是紅學繞不開的話題——在“周汝昌與現代紅學”專題座談會上的發言》、高淮生《“周汝昌與現代紅學”專題座談會綜述》。
以上是2017年期刊發表《紅樓夢》研究文章的基本概況，下面將分為家世與版本研究，文本研究，紅學學術史研究，成書、續書與評點研究，翻譯、傳播與改編研究五個部分來介紹其特點、趨勢等。因文章數量甚眾，不可能一一盡述，每一部分只能略舉一二，如有疏漏處，請各位讀者諒解。
二、家事與版本研究
在家事版本研究方面，今年大多數文章呈現的特點是，立足於現有資料和版本，向材料整合與辨正的方向發展，因為此領域研究者大多功底紮實、學風嚴謹，研究的整體深度和學術質量依然保持了高水準。
在家事研究方面，學者們基本還是圍繞著曹雪芹生平和曹寅時代的相關史料，做一些考察增補的工作。李軍借考察《楝亭圖詠》佚詩，增補曹寅當年的交友往來情況，並略述了《楝亭圖詠》的流傳過程。胡鐵巖從曹寅《楝亭集》提供的信息出發，結合清代史料，推測曹家的祖塋在北京西南郊。沈治鈞對《種芹人曹霑 畫冊》的面貌及相關人物背景資料做了介紹，並對此畫冊表明態度，即“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向彪查閱有關天主教會方面的材料，刻意查找李煦與西洋人接觸的史料，查得三條資料，並認為李煦接觸西洋文化的經歷對曹雪芹的創作有間接影響。在作者研究方面，張雲對比了敦誠、敦敏兄弟和張宜泉寫曹霑的詩，認為雙方詩中曹霑應為同一個人，還回顧了1955年尤其1992年以來關於《春柳堂詩稿》著作權以及作者生活年代的研討，旨在強調當前紅學研究中新材料的發掘固然重要，紅學觀念、紅學方法的不斷超越同樣不容忽視。當然對於材料的解讀也有著爭論和辨析，比如蔡義江認為一些研究者對敦誠的《挽曹雪芹》存在誤讀，對輓詩的修改原因，曹雪芹與其子誰先死以及曹雪芹的卒年問題都做了分析，堅持曹雪芹卒年在甲申。黃一農通過對《遂初堂未定稿》《梅石犬戲》《蝶仙圖》上的裕瑞題跋等材料的考察比對，力圖印證《棗窗閒筆》非偽書的論斷。
除了資料性的考證工作之外，有些研究者將相關史料或家事材料與曹雪芹創作進行對照分析，將文獻與《紅樓夢》文本有機地聯繫起來，形成了互動，從而使研究的方向更靠近《紅樓夢》本身。董志新的文章《南酒南味與曹雪芹飲食習慣——合讀偶得》就是通過三本書的對讀，將曹雪芹所描寫的南酒南味與史料記載相印證，“可證曹雪芹擁有《紅樓夢》的著作權，也可證曹雪芹的現實主義描寫是文學創作，而非作自述傳”。劉上生通過分析小說對土番家奴、焦大的描寫，結合清代包衣及曹家包衣歷史，認為“土番家奴隱含俘囚為奴和不得其用；焦大隱含為主建功而不得其酬”，“其藝術方法，本人謂之雙向投射。它反映了《紅樓夢》復調敘事的特點”。朱嘉雯爬梳了清初蘇州的相關歷史資料，著力呈現當時蘇州的風土人情、風雅賞玩，並與《紅樓夢》文本的相關內容兩相對照，探討清初蘇州的審美娛樂生活對《紅樓夢》創作所產生的影響。
版本研究方面，在努力補充新材料的前提下，研究者做了不少辨正工作，使學界對現有的各種版本的認識更加清晰、細緻。張俊先生的《程本詞語校讀札記（四）》一文就程甲本中一系列詞語與其他版本中的異文進行比較，分析其使用的合理性。劉世德先生在《紅樓夢學刊》發表的兩篇版本文章《賈義 袁氏 方春——皙本研究之一》、《她叫紅檀，還是叫檀雲、香雲？——皙本研究之二》都是對皙本中人物姓名出現的一些矛盾現象進行分析，從版本的傳抄過程、小說的創作過程等角度尋求合理的解釋。劉世德先生在《曹雪芹研究》發表的文章《“黛玉聽豔曲”：皙本保留曹雪芹初稿文字痕跡初探》也是研討皙本的問題，認定皙本中的“黛玉聽豔曲”一段是曹雪芹的初稿，從初稿到改稿、定稿的過程清晰可見。沈治鈞調閱了存於哥倫比亞圖書館的甲戌本縮微膠捲，將之與影印本細加校讀，記錄了各種異同，中肯地評價了此膠捲的文獻價值，認為縮微膠捲記錄了1950年“這個時間點上甲戌本的原始形態，影像大體上真實可靠，具備文獻價值。缺陷是顏色黑白，拍攝差錯造成大量文字扭曲變形，殘手殘腳甚至完全消失”。張雲對《庚午老人修改本紅樓夢》做了考察，指出這“並不是可以獨立閱讀的本子，而是從第一回到第八十回，逐回列出異文的記錄本”，並對其中醒目的回目修改進行了細緻比對，對吳克岐的修改原則、修改方式、修改得失進行分析，進而考察吳氏的紅樓文本觀和批評觀。張雲在《曹雪芹研究》發表了另一篇討論吳克岐修改《紅樓夢》的文章，認為吳克岐先後以《犬窩譚紅》和《庚午老人修改本紅樓夢》兩次對《增評補圖石頭記》的回目和正文進行了細緻修改，其修改的著眼點受到了前人評點的影響。這兩篇文章實際解決了一個問題，即周策縱先生的《所記殘鈔本辨疑》、呂啟祥先生的《所記 殘鈔本蠡測》、喬福錦先生的《所記殘鈔本考辨》，所探討的犬窩本實際並非一個獨立存在的本子。詹丹則考察了語言描寫中的斷裂現象在脂本、程甲本、程乙本中的不同處理方式，並特別注意到程乙本將脂本和程甲本中本來不存在言語斷裂的地方處理成斷裂，指出這種做法的缺陷，“由斷裂這一藝術處理帶來的所謂含蓄效果，不過是暗示了一條朝向男女曖昧發展的單一的狹窄之路”。
三、文本研究
文本研究一直是《紅樓夢》研究的重點，也是每年文章中佔比較重的一部分，因為此類文章的研究方向較為多元，所以特分為綜合研究、人物論和文化研究三部分來討論。今年的文本研究文章相較去年有所減少，筆者粗略統計，今年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以“《紅樓夢》文本”、“紅樓夢人物”、“紅樓夢文化”為主題的期刊文章約在300篇左右，三類文章數量較去年都有不同程度減少，當然鑑於距離年底還有近一個月的時間，文章數量與去年的差距還有可能縮小。
1、綜合研究
此類研究文章，一般是通過一定的理論依據去觀照和解讀《紅樓夢》文本。今年研究者大多向內發展，在中國傳統文論和傳統小說理論的內在理路中進行探討，當然也有人在西方文論中尋求支持，但是在具體論述和邏輯思路上都非常注意去適應中國古代文學的傳統和特點。
研究者在中國傳統文論體系中去解讀《紅樓夢》的時候，並沒有將《紅樓夢》獨立出來，而是著意於將《紅樓夢》放置於中國古代文學文化的大背景中，注重文脈傳承，因此在文學文化傳統語境中對《紅樓夢》中的相關命題追本溯源成為了較常用的研究方式。
張傳東將《紅樓夢》第五回“遊幻歷冊”情節放置在古代文學特別是明清小說的歷史語境中，指出了明清之際小說中“遊冥閱冊”情節的普及以及對《紅樓夢》第五回情節建構的深刻影響。甄洪永的文章《“木石前盟”文化溯源的新推測與中林黛玉的“眼淚”書寫》則是將“木石前盟”故事與《詩經》中的《木瓜》聯繫起來，認為前人從《木瓜》中詮釋出的“以情報恩”的敘事模式影響到了“木石前盟”的設定。趙永剛認為《紅樓夢》雖然批評了儒家思想的一些流弊，但是其思想還是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並重點從《紅樓夢》與仁學這個方面來討論《紅樓夢》思想與儒家文化的一致性。劉秀玲、郭小璐從《易經》的哲學思想中汲取營養，認為《紅樓夢》中體現出的對立統一思想、“變易”思想、盛極而衰思想、天人合一思想都來自《易經》的哲學傳統。喬孝冬對黃鶯和紫鵑兩個意象在中國文化傳統所形成的意象進行考察，認為黃鶯具有“解言語”“度結構”和“遷時鶯”的多重意蘊，紫鵑則有“啼血”“代為人言”和“不如歸去”的多重意蘊。卜喜逢從石與玉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意象說起，結合曹雪芹的創作思路，提出“《紅樓夢》中石與玉之間的變幻，既有著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同時也寄託了曹雪芹對世情的感悟”。
從今年借鑑西方文論文章的情況來看，有喜有憂，好處是研究者的借鑑和研究減少了生硬照搬，更加註重適應《紅樓夢》文本的固有特點，不足是理論應用較為侷限，使用頻率最高的還是敘事學領域的理論和概念。相比之下，曾經是大家嘗試熱點的比較研究則顯得相對冷清，而且分析方式趨於單一化。
楊志平從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的說法出發考察聽覺敘事在小說相關敘寫中的意義，文章從聽覺敘述與情節演述、聽覺敘事與人物塑造、聽覺敘事與深度寓意、聽覺敘事與其他問題幾個方面進行討論。劉澤權在敘事學的領域討論王熙鳳的話語方式，又採用了統計學的方式，對王熙鳳的對話對象、話語方式等都進行了頻次統計，從而申明瞭王熙鳳的話語方式在人物塑造中起到的畫龍點睛作用。苗懷明發表了兩篇文章《的敘事節奏及其調節機制》、《論的敘事時序與預言敘事》都是運用敘事學理論框架進行研究，前者討論《紅樓夢》作者如何在緩慢的敘事節奏下進行調節和把控，後者則是針對《紅樓夢》獨特的敘事時序。劉紫雲的《私人空間及相關物象書寫的文化意蘊》一文從“私人空間物象與人物對禮法的依違”，“私人空間物象與人物性別意涵的拓展”，“私人空間物象與人物價值追求的分化”三個方面展開討論，著重體現私人空間作為個人性格的延伸這樣一種觀念。趙毓龍認為手爐是《紅樓夢》物象描寫中“至平，實至奇”這一特點的典型範例，手爐不僅在“摹寫情態、反映氣質性格等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起作用，還要在其所處敘事話語單元的結構組織上發揮功能”，成為“敘事道具”。而姚吉剛則是應用了互文理論，從同性戀書寫的角度出發，討論了《紅樓夢》對《金瓶梅》的繼承和模仿，也認為《紅樓夢》在書寫格調上趨於雅潔，做到了“蟬蛻於穢”。在比較文學方面，文章不多，有曲金燕的《與中的婚戀觀比較》、張小欣的《男權下的女性主義的萌芽探究——以、為例》、劉碩的《多重困境中的女性無望之爭——尤三姐與苔絲悲劇成因比較》等。
2、人物論
人物論文章大多可讀性、趣味性強，一直深受讀者歡迎，但經過多年的開掘，人物論的相關話題和資源都漸失新意，從今年人物論文章的整體狀態來看，依然處於尋求突破的摸索階段，有一些文章在內容和角度上能看出研究者著力求新的努力。
朱淡文發表了《王熙鳳形象探源》上下兩篇，從構思、人物性格的不同側面、人物結局等幾個方面，全面地分析了王熙鳳這個人物，是一篇較為傳統的人物論文章。傅承洲從年齡角度入手，認為《紅樓夢》中描寫的賈寶玉的年齡階段在10－19歲這一段，正處於青春叛逆期，而賈寶玉所受的家庭教育，所處的家庭環境加劇了他的青春叛逆，最終導致他一事無成離家出走。“對作者自己而言，《紅樓夢》是一部‘懺悔錄’，對讀者來說，《紅樓夢》則是一部‘醒心編’”。周翎、遊越則是從老莊哲學角度分析賈寶玉這個形象，從秉性、遊世、避世、歸隱几個人生過程來詮釋賈寶玉言行所體現的人生哲學，認為“回到頑石之自由自在，這是生命本真得赤子之心的一種解脫”。夏桂霞的文章《李紈形象的社會意蘊——清朝滿洲貴族節婦苦難命運的真實寫照》將李紈的形象與清代史料中對貞潔烈婦的記述相比較，指出“李紈這種‘枉與他人作笑談’的悲慘結局，正是千千萬萬個受朝廷旌表節婦悲慘命運的真實寫照”，蘊含著豐富而深邃的現實意義。劉陽河借用了心理學理論考察妙玉，認為這個人物“幽居女尼”和“貴族小姐”的雙重自我認知令她成為一個矛盾統一體，這種矛盾又令妙玉動用了“心理防禦機制”，最後還分析了妙玉孤僻型人格的形成原因。
3、文化研究
《紅樓夢》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大多是以《紅樓夢》文本為出發點，但並不停留於文本內部，而是試圖將《紅樓夢》中所蘊涵的傳統文化內容闡釋發揮出來。此類研究涉及的文化內容五花八門，舉凡民間文學、倫理觀念、風俗器物等都可能成為討論的主題，成文也較為靈活，既可做研究類的長文，也能寫通俗易讀的普及性短文。因此文化研究類的紅學文章今年雖然並未見特別突出的熱點，但總體形勢向好，且未來前景值得期待。
今年文化研究類的文章數量不少，涉及的面也比較廣泛。趙雲芳指出“民間文學的介入構築起《紅樓夢》強大的民間敘事語境，並以其獨特的審美內涵制約著全書的人物命運和情節走向”，她將民間文學的介入方式分為“直接嵌入”、“體裁利用”、“題材利用”和“原型的借用與再造”四種。羅立群注意了讖應文化對《紅樓夢》的影響，認為“《紅樓夢》的敘事結構可以看作是一個大的讖應框架”，“從讖應文化的視角分析，《紅樓夢》的美學風格具有三個明顯的特色：虛幻與真實合一，宿命與神秘交融，詩意與幻滅會通”。張淑蓉、楊綠影從宗法社會的擇偶標準出發，考量寶玉的婚姻選擇，認為“從倫理學角度出發，二寶婚姻與金錢權勢無關，與青年男女的個人意願更無關，它完全是宗法制度的產物，是封建家長意志的體現”。劉相雨夜也談《紅樓夢》中的婚姻，卻是關注小說中零散的、不完整的婚姻習俗描寫，縷述小說中的各類姻緣，尤其重點討論“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廖丹丹介紹了文獻中涉及《紅樓夢》的酒令即《紅樓人鏡》，認為“紅樓酒令是清人品鑑《紅樓夢》的一種特殊形式”。黃沚 青則是考察了《紅樓夢》第一〇 八回中的酒令，認為此回所行酒令為“朱窩令”和“骨牌名貫《千家詩》令”。李朝陽《論中的香文化及其美學意蘊》一文將目光放在了中國的香文化傳統上，記述了《紅樓夢》提到的香料、香器，用香場合方式等內容，最後落腳點還是在這些香文化描寫在小說敘事中的作用。
四、紅學學術史研究
紅學學術史研究是近年紅學領域一個新興的增長點，研究者們通過不斷開掘新材料和對紅學史材料的多角度精讀細解，更深入地體味前人的思想精華，為當下的研究帶來啟發。當然，在個案研究之後，我們也更期待今後能出現多一些具有大局觀和學術高度的學術史文章。
今年，不少緬懷追思類文章，在表達思念之情的同時也作為紅學史資料留存了下來，比如曹立波錄入和研讀了1981年上半年馮其庸寫給夏麟書的九封信，這九封信是圍繞一篇長文《關於當前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而撰寫的，反映了馮先生為學的積極嚴謹，以及當時《北方論叢》的“紅樓夢專欄”的影響力。孫偉科也發文《馮其庸：平生夢阮是知音》追憶的馮其庸先生的生平，表達自己的哀痛之思。李虹和趙建忠分別撰文緬懷離世不久的林冠夫先生，追憶林先生的生平事蹟，情誼真切感人。
另外，李希凡先生撰文就當年藍翎、李希凡寫文與俞平伯先生商榷是受到王佩璋的文章《新版校評》影響這一說法做了否認，並敘述了當時的寫作想法和理論思路。值得重視的是，這是當事人親自記述的第一手資料，非常珍貴。
還有不少文章都是對前輩學人的紅學成果進行總結和研討。杜志軍的文章《吳克歧與》，介紹了吳克歧的生平籍貫以及他的紅學活動，系統地概述評價了吳克歧在紅學方面的學術貢獻。趙苗以漢學家鹽谷溫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為基礎，對其中關於《紅樓夢》的評論進行縷述和分析。夏薇在翻譯普安迪的《紅樓夢的原型與寓意》一書後，對這本書進行了深入研究，對普安迪的主要觀點進行了述評，指出“這本著作從多個層面對《紅樓夢》的藝術特性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考察和研究，其研究思路、手段和方法是前所未有的”。 高淮生關於現當代學人學案的專題研究仍在繼續，他今年在《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和《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分別發表了《重讀知史傳虛話，細按乃大旨談情——餘國藩的紅學研究述論》、《知人論學：情性氣質與為學格調——周汝昌的紅學研究述論》、《從來考辨見功力，研紅何懼費精神：伊藤漱平的紅學研究——港臺及海外學人的紅學研究綜論之十》三篇文章。
歐陽建的《論紅學文獻的空白與缺失》一文提出應追究材料何以“迷失”“隱晦”，因為緊要材料有可能被刻意“迷失”“隱晦”。歐陽健特意指出胡適對甲戌本來歷敘述的模糊以及胡適日記在這段時期的記載缺失，又分析了高樹偉發現的胡適談得到甲戌本經過的材料，其指向還是對甲戌本真實性的懷疑和否定。不論作者觀點為何，對學術文獻的重視和辨析是值得肯定的研究方向。苗懷明也關注了紅學文獻研究的進展，從重要文獻的發現、相關目錄索引的編制、作品的整理出版、紅學資料的整理彙編以及相關辭書的編纂幾方面進行了總結，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幾年紅學文獻研究呈現良性發展態勢，未來仍有進一步發展的學術空間。
當然，今年依然有一些《紅樓夢》研究的新材料被補充出來，為進一步的理論總結提供文獻基礎。李根亮的文章《清人日記與》記述了嘉慶至光緒間清人日記中所反映出的當時人對《紅樓夢》接受研讀的各種信息。張天星蒐集了民國時期《新聞報》刊載的《紅樓夢》研究文章，並做了統計和分類。胡欣裕收錄了《錢鍾書手稿集》中一部分關於《紅樓夢》的筆記內容並簡單分析，提供了一條發掘研究資料的途徑。
五、成書、續書與評點研究
今年關於成書、續書和評點方面的研究文章數量不多，此類研究具有一定的難度，對研究者的資料把握能力、邏輯分析能力等都要求較高，近年此類型研究相對平淡，缺乏熱點。不過今年依然有一些文章出現，保持著研究的持續性。
鄒宗良對於《紅樓夢》中賈蘭這個人物的形成過程進行了細緻地考察，認為“《紅樓夢》裡先後出現過兩個賈蘭。一個是早期稿本中舊有的賈蘭，另一個是曹雪芹在增刪修訂書稿的過程中新增的賈蘭”，“早期稿本中的賈蘭，身份是賈府族人”，“新增的賈蘭，身份是賈珠、李紈之子”。“曹雪芹在增刪修訂書稿的過程中，把兩個賈蘭整合為賈珠、李紈之子賈蘭”，而夢稿本、程甲本、程乙本的整理者注意到存在兩個賈蘭的文本現象，但忽略了曹雪芹的整合意圖，將第九回、第十三回中的賈蘭改成了“賈藍”，因此導致劉世德先生根據版本現象，做出了存在兩個賈蘭的判斷。陽達、徐彥傑關注了有關科舉的描寫在《紅樓夢》續書中的呈現，指出雖然《紅樓夢》中描寫科舉的篇幅不多，但從中可以體會出曹雪芹對科舉制度的暗含批判，不過續書作者卻大多肯定科舉取士，而且這些續作還有大量相關描寫，最後補充說科舉之風的影響和“當時文人們追求‘圓滿’的審美傾向，都是促成續書中出現大量科舉情節的重要原因”。何紅梅的文章《清代評點論晴雯及其“屈夭風流”》綜合了脂硯齋、王希廉、張新之等清代評點家對於晴雯這個人物的評價，細分成了各種相關話題，從而見出在清代評點體系中對晴雯這一形象的研究程度。
六、翻譯、傳播與改編研究
《紅樓夢》翻譯和域外傳播研究是在翻譯學與《紅樓夢》研究的碰撞之下發展起來的交叉領域，近年一直保持了蓬勃的發展態勢。2017年該領域研究者的表現依舊活躍，雖然方法簡單、話題重複，內容空泛的翻譯類文章依然存在，但情況有所好轉，研究者們較多地去注意從各種角度對翻譯者和譯本的翻譯策略、翻譯方法進行深入的探討，研究主題趨於細緻，問題意識也在加強。
王金波對庫恩德文譯本中的誤譯進行細緻考察，分出誤譯的種類和原因，嘗試更為全面地評價庫恩譯本。唐均、薛傲霜研討了張心滄翻譯的《紅樓夢•花冢》片段，從增譯、誤譯、串譯三方面進行比對，以期反映張氏譯文的特性和價值。呂世申以林語堂英譯本為例，說明了林譯本的“他者視角”在幫助中國文化經典走出去中的價值和意義。宋丹回顧了林語堂翻譯《紅樓夢》所面臨的六大選擇，以此描述林語堂的翻譯歷程，指出最後以日文轉譯的形式與讀者見面，其實是情非得已，出版商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影響。韓裴從翻譯者的角度談了將《紅樓夢》翻譯成保加利亞語的緣起和體會，尤其是在翻譯過程中對中文與保加利亞文兩種語言特點的把握和翻譯思路。李晶關注了三種英文全譯本所採用的底本，縷述了各譯本底本的差異以及譯者的相關處理，認為邦索爾神父譯本的底本為程乙本系統的廣益書局本，霍克思譯本的1964年人文本，楊憲益—戴乃迭譯本的底本則是以脂本為基礎又經多種版本對校修訂過的版本。王麗耘、胡燕琴也關注了底本問題，在認定霍克思譯本底本的基礎上又辨析了霍克思在翻譯過程中可能參閱過的版本種類，認為霍克思至少參考過13種底本，其中7種可以確定版本信息。
在《紅樓夢》的域外傳播方面，更多的細節資料被髮掘補充出來。鄭中求介紹了1893 年《華北捷報》上一篇《紅樓夢》譯文，此早期譯文一直未被收錄研究。馬紅軍考察了吳宓翻譯的英文獨幕劇“寶玉探晴雯”，以及其中體現出的吳宓翻譯觀。宋丹通過實地調查村上《差出帳》，並藉助江戶時代的貿易文獻《通航一覽》的記載，最終認定《紅樓夢》最早抵日時間為寬政五年。另外，《紅樓夢》當代域外傳播的情況也得到了一些關注。吳昊介紹了《水彩紅樓夢》這一2006年在《世界》雜誌連載的特殊編譯本，並指出其“用慾望敘事統轄全篇”的致命侷限性是其最後停刊的根本原因。
除了域外傳播，《紅樓夢》在國內的傳播問題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樊志斌以《論清代的傳播與部分江浙士紳和旗人官運的禁紅行為——兼談王文元所謂的“紅學非學術”》為題，考察了清代《紅樓夢》的地方傳播，認為清代集中於江浙地區的禁紅行為並不代表中央態度，中央從無查禁《紅樓夢》之倡議或行為，因此“在論及曹雪芹的思想，《紅樓夢》的主張、技法時，不當再以籠統的‘文字獄’三字作為學術環境使用。因為這種說法既不符合歷史的史實，亦未將曹雪芹、《紅樓夢》的寫作、流傳情況與江浙地方個案相區分，籠統使用極大地誤導了《紅樓夢》的研究與深度賞析。”許苗苗的文章則把目光投向當代《紅樓夢》的傳播與接受，透過“同人小說”這種網絡小說的熱門形式，去考量當代網絡媒體中《紅樓夢》的特殊傳播方式。認為“作為文學經典的《紅樓夢》自身帶有超越時代的魅力……網絡時代，它跨越媒介邊界，超越文本範疇，轉化為具有活力的當代話題，活躍在摻雜著感性與理性的討論和再創作中”。陳陽雪也注意到了《紅樓夢》在網絡文學中的作用，指出《紅樓夢》誘發了紅樓主題同人小說的繁榮，也為網絡小說創作提供了更多視角，更重要的是《紅樓夢》的悲劇主題給崇尚熱鬧圓滿的網絡文學市場帶來了啟示。
在《紅樓夢》的改編方面，研究者主要關注了《紅樓夢》被改編成其他藝術形式時的得失及其原因等問題。在影視改編方面，何衛國今年有六篇關於影視改編的學術論文，其中：《試論影視改變對紅學研究之影響》研討了大眾傳播時代，《紅樓夢》影視改編怎樣成為紅學研究的一個新陣地；《紅學研究對影視改編之影響芻議》則是探討了學術研究熱點對影視改編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論影視劇中的賈寶玉形象》和《論影視劇中的王熙鳳形象》兩篇文章是個案研究了《紅樓夢》改編中人物的形象塑造問題；《影視劇與寶黛愛情主題簡論》是討論了各個影視改編版本對寶黛愛情主題的不同處理；《影視劇服飾論略》從“古裝與時裝的選擇”、“古裝與戲裝之關係”、“關於服飾的色彩”三個方面縷述了近百年《紅樓夢》影視改編史上關於服飾問題的論爭以及幾個重要影視劇版本在服飾選擇方面的特點和得失。王蕾、劉晨暉也談影視改編的服飾問題，不過是以《紅樓夢》文本和87版《紅樓夢》電視劇的人物服飾進行對照，以王熙鳳、薛寶釵、林黛玉三個人物的服飾為個案去說明影視改編中服飾語言的藝術表現方法。劉淑麗關注了《紅樓夢》的戲曲改編，她考察許鴻磐的改編之作《三釵夢》，指出“《三釵夢》保持了原著的悲劇主題，很好地體現了經史學家對紅樓戲曲的接受與改編”。胡淳燕則以《中國故事的異域講述——英文版歌劇論》為題，介紹了2016年、2017年分別在紐約舊金山、中國北京和香港上演的英文版歌劇《紅樓夢》，並簡述其改編亮點、不足和誤讀。
本文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長期科研項目“紅樓夢研究年度發展報告”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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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之變
從移動互聯網世界的劇烈媒介迭變，觀察未來世界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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