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场惊魂
□ 清 茗
我的父亲张尊民生于1921年。15岁那年，他跟人学会做木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1940年，父亲和母亲结婚后不久，一个叫刘祝生的人来到我家。从此，父亲便不再像以前那样为家里拼命地干活了。他常背着草篓或粪兜出去，也不知在做些什么。
一次，祖父作为农救会会长召开会议，不少人反映自家的尿壶不见了。祖父觉得奇怪：“难道有人偷尿壶？”后来，郑谭口战斗告捷，父亲才道出实情。原来，尿壶都是被父亲组织人秘密收集起来，送前线作战用了——给尿壶或小猪戴上军帽，漂在水面迷惑敌人，引诱敌人开枪。父亲说：“大家放心，上面说会给予补偿。”乡亲们说：“多亏你们支持前线打鬼子，要什么补偿！”此时，家里人才知道父亲已是党组织地下交通员。那个刘祝生，就是县武工队的地下联络员。
194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父亲突然被一帮人秘密带走。同时被带走的，还有替伪军做事的顾通辅、张尊达二人。第二天，有村民说，晚上听到西南方向乱坟坑有枪声传来。听此消息，母亲急得直哭。顾通辅、张尊达的家属说：“别哭了，赶紧一起去收尸吧……”母亲从床上拖下柴席，哭着来到乱坟坑。别人一眼就找到了亲人的尸体，而母亲找遍了坟坑，也不见父亲的踪影。当天夜晚，医生张尊衡忽然来到我家，低声对我母亲说：“组织上派我来通知你，张尊民没有死，还活着！”张尊衡的公开身份是医生，其实也是地下党。
父亲为什么会被抓走？他为什么还活着？
原来，那时父亲从乡里领来抗币（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准备救济灾民。可还没发放，鬼子就侵占了南禄乡，市面上停止抗币的使用。父亲就把抗币藏起来。同父亲一起去领款的人，却要父亲将抗币给他，说是附近黄营乡可以使用。父亲说：“这是救命款，如果你拿去花掉了，那我怎么交差？”拒绝了那人。那人是当地民兵中队长，也是党小组组长，他怀恨在心，再开党小组会议时便不再通知我父亲。时间长了，父亲觉得不对头，找到组织去问，回答是：“你已经3次未参加会议了，按规定将取消你的党员资格。”父亲委屈地说：“从来就没人通知过我啊。”
那天，父亲被当成阶级异己分子，被带至淮阴丁梁区政府。他并不知道自己正面临被杀头的危险。区中队长薛玉香见他被带来了，吃惊地对区委书记梁玉峰说：“张尊民是自己人，他怎么也被带来了？”梁书记非常震惊，但决定顺水推舟，安排父亲以“陪斩”破坏分子的身份回到家乡，继续秘密收集情报。父亲为此受了不少委屈，他曾回忆过在刑场“陪斩”时子弹从耳旁穿过的恐怖情景。那个陷害父亲的人，因为破坏党组织，后来被开除党籍并被判刑3年。
建国后，父亲曾任过贫农团团长、乡长等职，199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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