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考古圖》解題
《考古圖》，(宋)呂大臨撰。
呂大臨，1040～1092，河南汲郡人，字與叔，為程頤門下四大名弟子之一，曾任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兄弟四人：大忠、大防、大均、大臨，皆當時名士。
一函五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9/9。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23268～23272。無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四周單邊。白口。寬17.6釐米，高29釐米。
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善764406-10、線善19861-66、線善773377-86、線普362685-96、線普378383-88、線普435536-41、線普長624446-54、線普長019796、線普長311526-27、線普長345845-46、線普長096782-91、線普329669-780。
書名頁題字用隸書：“考古圖”，無落款。有書牌頁：“乾隆壬申年球月，天都黃曉峰鑑定，亦政堂藏版”。正文目錄為：“亦政堂重修考古圖”。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亦有部分秦漢器。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有榻片。
呂大臨在序中雲：
觀其器，誦其言，形容彷彿，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觀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製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
陳子翼序中又明言之“考古非玩物也”也道出瞭呂大臨的用心。
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八如是評價此書：
前有焦竑序、陳才子序、與叔序、黃晟重刊序。後有吳萬化跋，呂公輯御府以外三十六家所藏古物，繪圖摹銘而成茲編。圖後所附辯證系出羅墨齋補集。
此書另有明寶古堂刻本、明刻黑字本、明萬曆鄭樸考正巾箱本等。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善本部收藏一函五冊十卷，為明萬曆三十一年寶古堂刻本。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222。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392585～392589。白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四周單邊。白口。寬18.5釐米，高30.2釐米。書名頁題字用篆文：“考古圖”。卷前有歐陽修篆文序《刊考古、博古二圖序》。有“漪園珍藏”、“曾經新安汪子清處”、“修竹山房”、“洪履中印”等八枚收藏者印章。目錄頁上書：“寶古堂重刊考古堂”。
呂大臨出身於一個世代書香的官宦之家，兄弟四人皆登科及第，唯獨呂大臨氣質剛強，尊橫渠先生教誨，不留意科舉，更無心仕途，一生追求學術研究。張載去逝之後，他便奔洛陽拜程頤為師，涉採眾長，博覽群書，在當時眾多的二程門徒中，呂大臨因其淵博的學識與謝良佐、遊酢 、楊時三人一起被時人稱為“程門四先生”。元佑中，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後範祖禹薦其充任講官，未及用而卒。
呂大臨和蘇軾十分友好。呂逝世後，蘇軾曾寫有悼詩一首如下：“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終日，未識魯山空此生。議論凋零三益友，功名分付二難兄。老來尚有憂時歎，此涕無從何處傾。”
呂大臨通曉六經，尤精於三禮，與兄大防等同居時即切磋古禮，自謂所施冠、昏、喪、祭諸禮一本於古，當時有“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之稱。呂大臨晚年開始對青銅器的收集與研究和文字註解。著有《考古圖》十卷，他將青銅器銘文做為一門學問系統地進行研究，並對文字加以考證。《考古圖》共十卷，收錄了當時秘閣、太常、官廷內藏和民間青銅器一百五十八器。大多是價值極高、造型精美的精品。每器先摹畫器物圖像，定以器名，然後又寫短文敘述出時間、地點、大小尺寸、容積重量，流傳經過及收藏情況。《考古圖》該書不僅收錄銘文，而且摹寫銅玉器圖像及尺寸大小、註明收藏之家及出土地點，堪稱我國現存最早的古器物圖錄和金石學、中國文物考古學的奠基之作。
《考古圖》就將考古分成了三種存在方式，即出土、民間與宮藏。《考古圖》是現存最早的較有系統的古器物圖錄，呂大臨對古器物收錄時，除銅器外，把玉器單作一卷，就是從質地不同而分別歸類，再行著錄的。
呂大防、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四兄弟，被時人稱為“呂門四賢”。除了呂大防為北宋大臣外，兄弟三人在考古和文物保護方面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呂大忠移《石臺孝經》於“府學之北塘”，為西安碑林的創始者；呂大鈞是北宋關學的重要學者；呂大臨是宋代著名的金石學家和考古學家。
關於《考古圖》一書所收藏家，容庚在《宋代吉金書籍述評》一文中曾考證：
此書前例所藏姓氏：自秘閣、太常、內藏以外，目列凡三十七家。燃按之本書，東平王氏、京兆孫氏默、廬江高氏三家均無一器。漏列者有河南劉氏、京兆蘇氏、河東王氏四家，共三十八家。
綜合來看，該書大致有以下五大學術貢獻。
首先，該書基本上記載了每件青銅器的出土時間和地點、大小尺寸，為科學的考古學研究奠定了基礎。如，在對《鄭方鼎》考證中就先說明：
元佑丙寅春，新鄭野人耕而得之。高七寸有半，深三寸一分，縮六寸，衡四寸有半，容二升有半。
而對於不知道具體的出土地點的銅器，則大多說明其收藏及其經委。如，卷三對《敦》的說明就是：
右二敦得於扶風，惟蓋存。藏於臨江劉氏。後又得一敦。敦蓋具全。藏於京兆孫氏。制度、款識悉同。高五寸有半，深四寸，口徑五寸九分，容六升一合，蓋徑六寸六分，高二寸四分，銘皆有七字。
其次，該書對銘文中的紀日銘文提出了初步的見解。如，該書在《公誠鼎》銘文中出現的“惟王十有四月”的問題，他解釋說：
按“惟王十有四月”，古器多有是文。或雲“十有三月”，或雲“十有九月”。疑嗣王居憂，逾年位改元，故以月數也。
在這裡，他並沒有認為出現“唯王十有四月”是設置閏月的原因所致，而是因為新王繼位之後，並沒有立刻改元，而是繼續使用老王的年號。比如，老王在“唯王六年九月”時死了，新王繼位，他沒有立刻宣佈從現在開始應該進入“唯王元年一月”，而是繼續使用唯王六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超過了十二月後，他不能說已經進入了“唯王七年一月”了，因為老王在“唯王九月”時已經故去了，所以他就使用唯王十三月、十四月……一直到他開始使用自己的“唯王元年一月”為止。 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呂大臨認為是“嗣王居憂”。這種解釋有著明顯的倫理和親情色彩。這和當時宋代注重倫理和親情的社會大環境是一致的。類似的記載，如呂大臨在《考古圖》中就利用太初曆解讀《散季敦》銘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記載：
乙太初曆推之，文王受命，歲在庚午九年，而終歲在己卯。《書》曰：“唯九年大統未集”。武王繼位之四年，敦文曰：“唯王四年”，蓋武王也。是年一月辛卯朔。《書》曰：“唯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二日也。是歲二月後有閏。自一月至八月，小盡者四，故“八月丁亥朔”與敦文合。
這是呂大臨利用太初曆，結合《尚書•武成》中的相關記載，對《散季敦》銘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記載進行考證的推導過程。從《尚書•武成》中的“唯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徵伐商”的記載，推導到當年的八月，正好在丁亥日、月相是初吉，因此上《散季敦》銘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記載和《尚書•武成》中的“唯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徵伐商”的記載是一致的。
第三，該書注意到了青銅器在禮制研究上的重大作用和學術價值。如，該書在考證《敦》銘文中出現的“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這一祭祀現象時分析如下：
祭及四世，則知古之大夫惟止三廟，而祭必及高祖。武伯、龔伯，其高祖考之為大夫者，以諡配字，如文仲穆伯之類。益公、文公，其曾高之為諸侯者，大夫祖諸侯，末世之僭亂也。
對於沒有銘文的《牛匜》，他也能注意到其禮制價值：
按：《公食大夫》禮具盤、匜，君尊，不就洗也。《士虞禮》、《特牲》、《少牢》、《饋食》，皆設盤、匜，屍尊不就洗也。匜，水錯於盤中南流。流匜，所以注水也。沃屍盥者，一人奉盤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滈沃。此用匜之事也。婦人之事君子，亦用之。晉公子重耳使懷贏奉匜沃盥，今所圖數匜，有季姬、仲姞者是也。有謂之旅匜者。少者、賤者，為所尊貴，執事非一人，共用斯器。故曰：旅足，多象牛順事也。
第四，該書對銘文史料的歷史性解讀對後代學者的商周史研究提供了基礎。如，該書在《商兄癸彝》銘文中考證說：
按河亶甲居相即鄴郡。其文又稱“九祀”，為商器無疑。雲“兄”者，商以兄弟相及之辭也。古祀其先王或稱祖，如《祖丁卣》之類也。故稱父，若《父辛旅彝》之類。或稱兄，若此彝之類。商人無諡，皆以甲乙記之。
再如以銘文斷代之論：
按鼎銘一字，奇古不可識，亦商器也。
又如，殷商銘文上出現“父”字又該怎麼理解呢？對於這個問題，呂大臨在《考古圖》一書中對《父己足跡卣》銘文進行考證時已經考慮到這個問題並給出了答案：
凡稱甲、乙以“祖”、“父”加之者，疑皆商器也。商人尚質，為其祖、考作祭器者。猶稱“父”也。
最後，該書對青銅器的定名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嘗試，雖然有些未必準確，但是基本上反映了宋代學者銅器命名學說的大致概況。如，《孔文父飲鼎》的器型和鼎有明顯區別。可是銘文中出現了“作飲鼎”字，於是，他提出如下見解：
按此器名謂之鼎，而制度乃類尊壺之屬，疑古人制器，規模亦有出入不一者。不然則活文同而音異，皆未可考。
如，他在考證《丁又鬲》銘文時提出了銅器斷代的外形標準：
此器自腹所容通足間，若股腹然三體合為一，丁父所商器也。《虢叔鬲》及密閣所藏二《周高鬲》，有闊足為款者，有自下空為款識者，皆圜而不分之體，與此少異。
再如，呂大臨在《考古圖》中利用太初曆解讀《散季敦》銘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記載：
乙太初曆推之，文王受命，歲在庚午九年，而終歲在己卯。《書》曰：“唯九年大統未集”。武王繼位之四年，敦文曰：“唯王四年”，蓋武王也。是年一月辛卯朔。《書》曰：“唯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二日也。是歲二月後有閏。自一月至八月，小盡者四，故“八月丁亥朔”與敦文合。
這是呂大臨利用太初曆，結合《尚書•武成》中的相關記載，對《散季敦》銘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記載進行考證的推導過程。從《尚書•武成》中的“唯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徵伐商”的記載，推導到當年的八月，正好在丁亥日、月相是初吉，因此上《散季敦》銘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記載和《尚書•武成》中的“唯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徵伐商”的記載是一致的。
當然，該書在青銅器定名的問題上也是錯誤頗多。容庚在《宋代吉金書籍述評》一文中曾指出：
其所定器名多舛：如父己鬲、方乳曲文大鬲、方乳曲文次鬲、父癸方彝乃鼎也。單從彝一乃斷足方鼎也。三牛敦乃鼎蓋也。單從彝五乃甗也。七旅鬲、四足鬲、單從彝四乃盉也。圜乳方文尊乃敦也。中朝事後中尊、象尊乃壺也。單伯彝、龍文三耳卣、三耳大壺乃罍也。商兄癸彝、單癸彝、父辛旅彝、祖丁彝、父己人形彝、主父己足跡彝、壺乃卣也。單從彝二、癸舉乃觚也。從單彝、師艅象彝乃尊也。
日本學者貝塚茂樹在《中國古代史學の発展》一書中特別肯定了呂大臨在考古器形學上的貢獻：
呂氏的《考古圖》在器形學上的重大貢獻也是必須加以說明的。作為宗廟祭器被製作使用的先秦銅器，在宗廟祭祀活動中具有複雜的儀禮上的用途，相應的對其進行器形上的分類以及如何對多種多樣的銅器進行命名和分類成了器形學上最重要的課題。
特別是該書對銅器出土地和收藏經緯的說明更是極其寶貴的考古學資料，為宋代金文學術研究的科學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此書奠定了現代考古學、古文字學的基礎。他將青銅器銘文作為一門學問系統研究，此書以青銅器銘文為材料，對銘文用《廣韻》四部進行編排,系字於其下，對金文的形、音、義三這進行考釋。用於糾正當時人們對古字的形、音、義的一些傳統看法，成為研究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第一部參考書籍，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和推崇。當然，以韻部處理金文文字的編排，更重要的是開啟了後代金文字典的著述體例，他的學術史上的價值遠在其實際應用價值之上。這是不該忽視的。
當然，在對古器物定名上，呂氏時常有把共名當成專名來定名的現象，這是需要注意的。
閱讀更多 IAHLS通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