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心的立方

崇禎上臺是在1628年，死在1644年。在位共16年。

萬曆登基在1572年，死於1620年，在位48年時間。

傳統上我們喜歡談政治和社會等人類內部的問題，但實際上氣候影響哪怕對現代國家也影響很大，更別提古代農業國家了。

崇禎皇帝時期的君臣當然在應對朝政和軍事方面犯下很多錯誤，但我們要明白的是，這個17歲登基的年輕人，運氣非常糟糕，他遇到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七年特大旱災。當時華北各省的氣候，和今天內蒙古一樣乾旱。在當時條件已經完全不適應耕種經濟。

俗話都說“天時地利人和”，天時的重要性是擺在人和前面的。最終摧毀明朝的明末農民起義，是從陝西開始的，李自成，張獻忠，高迎祥，都是陝西人。

為什麼是陝西呢？因為陝西是明末自然災害最頻繁的省，在明代最後幾十年裡，幾乎每一年都遇到災難，僅僅以崇禎年間來說：

崇禎元年八月，陝西出現雨霜災，把田裡的莊稼毀了。

崇禎二年，米脂沒下雨，大旱

四年，榆林旱了兩年，西安旱災

六年，陝西出現大饑荒

七年,全省出現蝗災，啃沒了剩餘的莊稼，大饑荒，這還不算完，到冬天出現大地震。

十年，陝西鳳翔的蝗蟲遮天避地。。。。

而到了 1637-1643年，華北地區出現了特大旱災，這七年裡，華北地區的降雨量下降到歷史罕見的水平。華北各省的年降雨量只有300-400之間，1640年的夏季更是年降雨量只有210MM，嚴重程度超過新中國時期1959-1960.

要知道，戈壁沙漠的年降雨量也不過是250。

1637年，這次大旱災從陝西北部開始，到1638年乾旱擴大到安徽，江蘇，一直到1646年才最終結束，全國乾旱重災區連成一片，影響了當時明朝一半人口。

而我們看明末的農民起義，其實起義的起伏，也和旱災有很大關係，明末農民起義開始於陝西，從天啟七年（1627年）開始，1630年李自成張獻忠加入。到1640年農民軍幾乎被明軍殲滅了，可遇到旱災，大批在饑荒和苛政面前活不下去的農民加入了李自成軍，給李自成軍源源不斷的兵員。

所以當皇帝，運氣是很重要的。不僅僅需要有名臣和名將輔佐，老天爺賞飯吃也是必不可少的。

閉家鎖的紅楓

這個問題，應該是明朝人自己最有感覺，體會最深，最真切。我們後人說什麼，是無感的。

顧炎武在晚年回憶他自己小時候的社會觀感，覺得總體感覺還不錯，他生於1613年，他小時候正是萬曆時代的後期。他在明朝亡國後回憶，“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為，四海少事”。一人無為，就是皇帝懶，四海無事，就是天下太平。

他說他小時候大家都生活在鄉村，村裡的人，有很多人一輩子都沒見過“官長”的。因為當官的住在城裡，老百姓住在鄉里，大家基本上沒有交集，不往來，老百姓安心在村裡種田，基本上不會去跟當官的打交道，當官的也不會來找老百姓的麻煩，大家相安無事，所以天下太平。朝廷不折騰老百姓，當官的也基本上不會到鄉下來視察什麼工作啊，指揮農民搞這搞那的，大家可以安心生活。

他又回憶說，到了後來，也就是明朝末年，就是崇禎時代，官府事情越來越多，一會兒說遼東有事，要召募天下人才，一會兒又說國家困難，要求各地官員積極工作，多幹政績出來。結果鄉里的老百姓，一年有半年都在官府裡面跑，有錢有勢的在跑官，無權無勢則被官府天天折騰，村裡的老百姓還編了一句順口溜叫做“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就是說，到了崇禎時代，老百姓家裡有點資產的，就別想過上安生的日子，官府天天都有麻煩來找你。

他最有意思的觀察是，他說萬曆時代的大路上，除了去定期去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和押送全鄉的糧食進城去繳稅的人外，平時基本沒什麼人在走，路況好得很，根本不堵車，甚至是根本就沒什麼人走，跟古時候所說的“道路罕行，市朝生草”的情況差不多，可是後來崇禎時代，大家都在路上忙，特別是各地去京城的路，那更是堵得慌，結果人人把時間都花在奔走之上，無心做事。

所以萬曆時代老百姓的體會是“閒”，所以天下太平，崇禎時代老百姓的體會是“忙”，所以天下大亂。從老百姓的角度來講，懶皇帝萬曆，真是比勤快的皇帝崇禎要好。

只愛潘多拉

這個問題問的不對。我就打個比方，一戶家庭本來有一個億的財產，被爺爺輩敗光七千萬，再被下一輩敗光三千萬，然後再下一輩就沒錢了，然後一群人就說這個第三代真是沒出息，理由是他的爺爺和父親花天酒地，生活過得不差啊！這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這第三代很冤啊！

崇禎就是這種情況，儘管他有志大才疏、剛愎自用、愛甩鍋的一面，但是他對明朝算是盡心盡力的，從他的工作態度上來講無可挑剔。他一上位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所以餓殍遍野豈能怪他？他的情況就是典型的祖宗造孽報應在子孫身上了，而造這個孽的就是萬曆皇帝。

話說在張居正去世之後，神宗皇帝得以親攬大權，起初也想有所作為。但從萬曆十四年開始，他對政務的關心程度呈現每況愈下的趨勢，直到變成不朝、不批、不答的怠政行為。要知道明代的大小事務均要請旨而行，內閣和六部、都察院都無最終的決策權，神宗不批奏章，勢必會使政務陷入停頓。

而官員的這些錢財從何而來，無非就是剝削百姓、當地豪強賄賂所得，而那些官吏在收受賄賂後當然對豪強包庇。那些貧弱小戶不僅要承擔沉重的賦稅，而且富戶所逃的賦稅，必然是以隱秘的方式壓在貧弱小戶身上，這就會造成社會危機的激化，事實上早在萬曆十五年，當時的百姓就已經掙扎在死亡線上了。

明神宗越來越無心處理政務，但是他本人以及整個皇室生活卻越來越腐化。當時的採木、燒造、織造，採辦等項目，名目是越來越多，數目越來越大，光是織造一項就已經“二三年間，費至百萬”，其費用從戶部和工部調撥，“取給戶、工二部，搜刮庫藏，扣留軍國之需”。萬曆十一年年底，戶部尚書王遴就緊急奏上十年和十一年的會計錄，張居正去世才一年半，透支已經達到230餘萬兩。王遴對此不寒而慄，指出“計十餘年之資，不足償二年取補之資”。

這項政策對民間經濟破壞極大，就以遼東為例子，經過高淮的荼毒，遼東的經濟秩序受到很大的破壞，大量的中小商戶被搜刮直至破產逃離，或者陷入貧困。

而大量的百姓乾脆逃入建州女真地界避禍，所謂“家戶受災，情見魚駭鳥驚，相率投虜”。

而且所謂的礦稅根本就是得不償失，萬曆二十五年戶科給事中程紹統計，其所謂採礦費用，居然超出所得的十倍。

礦監稅使還傷害了明朝正常的財稅體制，損壞了地方徵收額定賦稅的能力。地方政府有時不得不使用正常的稅源，來滿足稅監的派賦。所謂“其間雜課不敷，誅求無藝，百姓不得不以應徵之銀錢暫免箠楚，有司不得不以現完之正稅量為挪移”。

尤為駭異者，努爾哈赤的崛起也與萬曆皇帝的怠政，息息相關。早在萬曆三十六年，努爾哈赤反狀已露，比較有遠見的大臣多次警告萬曆，可是萬曆仍然昏聵如故。

萬曆三十七年，薊遼總督王象乾奏報，“而努酋則甚猖狂，近且向撫順挾討參價，擁眾五千，該道雖已諭之而去，而謀為不軌已畢露矣”。

萬曆三十六年，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上奏努爾哈赤“通貢年久，一旦生心，託辭阻貢，招降納叛，併吞海西，勾連北虜，道路宣傳，將有睥睨遼左之意，臣等不勝私憂”。

所以，《明史》裡說的“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這個論斷基本沒錯，萬曆皇帝得承擔主要責任。

參考文獻：《明史》、《國榷》、《萬曆起居注》、《神廟留中奏疏匯要》

論史

明朝這兩代皇帝的情況其實都可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

萬曆時期四十年不上朝，各部、各省、各縣都極其缺乏官員，長期沒有人補缺。在缺乏官員管束的情況下，在江浙地區催生了資本主義萌芽，有的還形成了規模，甚至有的有幾百臺織布機，經濟非常繁榮。

再加上張居正的改革，改變了稅法，改變了過去上交實物的稅法制度，賦稅、徭役以及其他雜項統一按銀兩交稅，加劇了市場的交換，促進了市場經濟的流動。

可以說，萬曆年間一直在享受著改革的紅利，後期還加上自由市場經濟的紅利。

當然把明朝的敗亡歸咎於崇禎一朝也不客觀，明朝很多矛盾是最後累積到崇禎一朝而已。

明朝一直以來依靠只出口限制進口的國際貿易政策積攢了高達數億兩白銀，但是這一政策的缺點是所以沒有去參與到國際大分工，所以歐洲興起的科技革命沒有流傳到明朝，明朝一直沒有新興產業可以發展，體內循環的結果是開始大規模投資房地產行業，房地產行業沉澱著社會的主要資金量。

匯率戰和貿易戰

悄然發生的匯率戰和貿易戰也在逐漸拖垮著明朝，歐洲的黃金兌白銀為20:1，而明朝一直規定的官價為6:1，長期扭曲的匯率價格使得歐洲商人開始大量從明朝兌換黃金，從表面看，明朝通過貨物貿易積攢了大量白銀，卻因為匯率原因失去大量黃金，實質上，國庫庫存的天量白銀鉅額貶值。

與此同時，由於明朝庫存天量白銀，導致歐洲及大明周邊國家白銀硬通貨幣在市面流通減少，各國不約而同地開始了對明朝的貿易戰，葡萄牙國王下令減少對明朝進口，西班牙國王下令停止對明朝進口，日本及東南亞國家也減少了對我白銀的輸出。

而明朝自身對金銀的開採量又遠遠不夠，所以導致明朝後期白銀遠遠無法滿足流通需求，導致糧食兌換白銀暴跌，據顧炎武記載，在陝西豐年，原來兩石大米可兌換一兩白銀，跌到八石大米才可兌換一兩白銀，由於一條鞭法規定需要折白銀交稅，所以越是豐年，百姓越是困苦。

稅收政策失誤

崇禎時期最大的經濟敗筆就是取消了工商稅和礦業稅，太平年間都很難使得國家的財政收支平衡，因為農業本來稅收就不穩定，需要工商稅和礦業稅去有效補充。而加重的農業稅恰恰是加劇了農民的負擔，激化了統治矛盾。

而農業本來就是靠天吃飯的行業，還恰巧遇上了小冰期，還有連續的旱災，活活地把農民逼上造反的道路。

那個時候也沒有通過發國債，把財政困難趨緩。

崇禎時期名將精兵眾多，總之崇禎時期最缺的其實是經濟能人。

我是“天下會會天下”，為您解讀歷史中的經濟學，歡迎您的關注！

天下會會天下

萬曆時期的老百姓就一定好過？我看不見得吧！

萬曆

在萬曆皇帝朱翊鈞執政時，他早年支持張居正的改革行動，推行“新政”（史稱萬曆新政），取得了政治、經濟、軍事上的豐碩成果，但是在張居正死後，萬曆開始躲在宮中沉湎於酒色之中，隨後的“三十年不上朝”的後果是什麼？

• 政府某些官職長期缺人，導致政務運作停滯。

  
  

• 派內監強徵礦稅等苛捐雜稅，導致民不聊生。
  

• 各派黨爭達到白熱化階段。

黃仁宇寫《萬曆十五年》，就是闡述了大明王朝在萬曆手中，由興轉衰的這麼一個過程，把這個轉變的節點細細掰開來給大家看。

《明史·神宗本紀二·卷21》寫道：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這應該就是評價萬曆的共識。

我真不知道某些人替萬曆洗白，吹噓什麼“大明政治制度成熟”，甚至發出這樣“一個國家的皇帝勤政與否，真的無關大局。”真是咄咄怪事！彷彿把龍椅上的皇帝換成一頭豬來坐，整個大明帝國還能正常運作，穩如磐石一樣。這簡直是個笑話嘛！

崇禎

至於崇禎皇帝朱由檢的問題，道理很簡單：皇帝再勤政也不能改變天災，氣候。

崇禎時期的天災不斷：旱災、蝗災接踵而至，如此，出現饑荒，饑民就是必然之事了。

大批饑民餓死，無處安葬又會引發瘟疫，給殘存的活人再一次致命打擊，這些是朱由檢的人力不能改變的。所以把饑荒產生的原因歸咎於朱由檢，有點強詞奪理了。若去說朱由檢賑災不力，倒是可備一說，但是面對國家疲敝，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

其次，朱由檢的執政能力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

表面上他勤政有為，勵精圖治，實際上他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在用人方面更是糟糕透頂。朱由檢的性格又反覆無常，猜忌多疑，對大臣多有廢、殺之舉，縱然滿朝文武中有能臣強將，也根本無法為國家出力。

最後朱由檢被自己安排“下崗”的前驛站兵士李自成逼得去煤山上吊，真像是一個諷刺的玩笑。

潯陽鹹魚

陳重山告訴你，明朝的制度很好玩，和後來的清朝，以及之前的唐宋不太一樣。簡而言之，明朝有兩大制度，確保了明朝長盛不衰，破壞了這兩大制度，明朝就要滅亡。

第一個制度、內閣制。

所謂內閣制，那就是皇帝基本上可以不管事，管事的是明朝的內閣。這就好比現在的董事長、總經理制度。皇帝是董事長，是這個國家的所有者，但是日常管理，董事長不必親力親為，自有聘請的總經理——內閣首輔負責。這些內閣首輔還不止一個，互相之間有制約。這就確保了明朝的穩固。

萬曆皇帝雖然不上朝，但內閣大臣們整日忙碌，明帝國的統治機器一直沒有停止運轉。萬曆皇帝唯一要做的就是確保內閣大臣忠誠於他，這一點，設立內閣制度之初就有考慮。內閣大臣雖然有管理國家的權力，但是他們的直接權力很小，凡事還得皇帝下聖旨。從字面意義就可以看到 ，他們只是皇帝的輔助者，皇帝的秘書而已，一般來說，是翻不起大浪花的。

而且，對付這些文官集團，還有明朝的太監製度。

第二個制度、內外朝的制度。

明朝的文臣集團，在於皇帝來看，並不是和自己一心的。所以，對於外朝以首輔為首的文臣集團，皇帝是不放心的，他們特地安排自己身邊的太監監督著他們，為此設立了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所以，外朝的大臣稍有鬆懈，東西廠的太監就報告皇帝，皇帝就立即換人。同樣，太監作惡，外朝的大臣也會報告皇帝，甚至於不報告皇帝，直接把太監當街打死。這兩派爭鬥的很厲害。作為皇帝，看到這兩派爭鬥，是偷著樂的，因為兩派爭鬥，他的皇權就穩固了。

崇禎皇帝即位，本來也可以玩這一套的，但是崇禎卻把魏忠賢給殺了，而且把東西廠給廢了。這下好了，外朝的文官集團一家做大了。文官集團沒有對手，自然把皇權作為對手。文官集團不但沒有幫助崇禎抵抗外敵，而且處處與皇帝作對。最終，崇禎無能不力，明朝滅亡了。

陳重山告訴你，由此可見，權力制約太重要了。

（陳重山告訴你，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歡迎交流）

白虎創業志

萬曆為啥不上朝？

因為他對文官集團感到失望，就連立一個自己喜歡的兒子當太子都不可得，所以萬曆感到自己的意志不能被貫徹執行，文官掣肘啊。萬曆和文官鬧矛盾，文官可以辭職，但是皇帝可以辭職嗎？所以萬曆選擇了不上朝來對抗文官。

萬曆不上朝導致的結果有哪些呢？

1.文官的升遷無望，因為萬曆不會看更不會批這種公文。

2.文官的辭職也無望，因為萬曆也不會批。

其實萬曆之前的皇帝例如嘉靖等早就知道早朝的弊端了，禮儀龐大，效率低下，讓皇帝當朝裁決某件事這個事情本來就極難公正客觀。所以還是日常裡面通過內閣和司禮監的協作，由內閣群體提供問題解決建議比較合適和靈活，因為皇帝早朝說出來的話無論對錯都是很難更改的。

萬曆雖然不上朝，可是其他的奏章題本，還是有專人送到內閣那裡處理的，重大事件都經過萬曆首肯的，給事中那裡也留有備案。重大的人事調整，例如選某人進入內閣，一般是通過廷議的方式，這種比早朝那種龐大的儀式要有效率的多。

所以萬曆性格懦弱但是聰明，他像鴕鳥一樣把頭埋進沙子裡面，但他自然會時刻關注著周邊的環境，關注並處理著國家大事。所以國家雖然有諸多問題，例如稅收，但總體上經過張居正的改革，行政為之一新，百姓負擔也有降低，老百姓生活還可以。

等到了崇禎，明朝積弊已經積重難返。王爺們侵佔大量土地，國家北部戰事吃緊耗費大量錢糧，加上宦官專權，官員集體腐敗，任憑崇禎想有為也來不及了。

明史林泉

明朝採用內閣制度，皇帝把國策權自己獨攬，而議政權分給內閣管理，行政權為六部執行。這樣，內閣作為一個國事諮詢、商議機構存在，能為皇帝提供建議，把國家治理的井井有條。

所以，永樂年間，內閣形成後，明朝的皇帝其實已經不需要過分勤政。當然，作為一個皇帝勤政會起到良好的表率運用，但是由於有一批人才為國家分憂，皇帝的壓力和負擔已經不是那麼大了。

萬曆雖然不上朝，但是國家大事還是需要他來進行決策的，這就相當於有的人喜歡一群人一起開會，而有的人只喜歡看PPT，萬曆就是這樣的人，上朝便相當於開會，只是當年沒有網絡，不能群聊。如果可以，萬曆可能就會組織大家直接在群裡說。

而崇禎時代，明朝滅亡的原因跟皇帝勤政沒有關係，因為這要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來分析，兩個時代國家實力和發展一個天上一個地下，肯定會有不一樣的結果。如果崇禎時代，沒有這麼多戰亂，也沒有小冰河時期，那麼百姓過的未必會比萬曆差。

歷史密探

萬曆朝與崇禎朝相比，老百姓的日子相對好過，這是肯定的。原因千條萬條，但最根本的有兩點:

一是萬曆朝政治社會大局相對穩定，而崇禎朝內外戰爭不斷社會極度動盪民不聊生。明神宗萬曆在位48年，有兩件大事是載入史冊可以說彪炳千古的:第一件事是張居正一條鞭法的經濟改革，很成功，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的發展，出現了短暫的“中興”局面。萬曆皇帝雖三十多年不上朝，但不等於不理朝政或放棄朝政，恰恰相反，他牢牢地控制著朝局；第二件事是對外軍事的勝利，即對朝鮮用兵打擊倭寇打出了氣勢打出了風骨氣節打出戰績振奮了國人！反觀崇禎朝，內外動盪連年用兵三面作戰，後金八旗已成大氣侯，不但蠶食東北大明疆土，還幾次縱兵南下河北濟南打劫，北方九邊烽煙四起。塌房偏逢連夜雨，老天爺連年大旱，中原顆粒無收，各地農民揭竿而起，高迎祥李自成的闖字大軍也成了大氣侯，縱橫大半個中國建立政權直間威脅大明江山。農民義軍與明軍交戰所過之處，田地荒蕪，餓孚遍野，流離失所，十室九空……

二是萬曆朝農民的負擔較輕，而崇禎朝農民負擔十分沉重。大明自開國以來，賦稅一直維持在三十稅一。張居正實行的一條鞭法的核心內容就是攤丁入畝，按擁有土地的實際畝數徵收賦稅，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減輕了農民負擔，張居正還對商品流通領域免徵稅收，促進了商業的繁榮。但自明朝天啟年間開始，由於對東北(薊遼地區)軍事部署的加強，朝廷額外開徵“遼餉”“邊餉”，之後隨著農民起義軍的形勢發展，又加徵“剿餉”。這“三餉”極大地加重了農民的負擔，→_→(讀圖下內容)

書生腳短

首先，關於提問裡崇禎執政年間，明朝“餓莩遍野”的原因，已早已是史家公認：經過從萬曆皇帝親政起，明朝幾代皇帝瞎糟，交接到崇禎皇帝手裡的，本身就是個內憂外患的爛攤。又趕上持續不停的天災，越演越烈的八旗入侵和農民戰爭，簡直是裡外一道折騰。外加崇禎皇帝本人，更是個決心堅定卻能力為零的主兒，別看工作勤快，卻是越忙越亂，以至於國家“餓莩遍野”，直到悲情淪亡。

但比這更值得商榷的，是提問裡的前半句，萬曆皇帝“不上朝”的那些年裡，老百姓真的“日子要好過”？

如果看明朝同時期的中外史料，就可見萬曆年間的明朝百姓，日子過的著實滋潤。比如那些萬曆年間造訪明朝的歐洲傳教士們，他們筆下的明代東南民生，就是各種詳和美好。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國志》裡，就繪聲繪色記載了明朝的城市，杭州等大城市，不但經濟發達生活熱鬧，清潔程度更超乎歐洲想象。利瑪竇的《中國札記》裡，更滿是花園般的明朝農村，“寧靜與安詳”的明朝生活，外加一句羨煞歐洲人的好評：遠比歐洲富裕得多！

而明代許多學者的記載，也是生動見證。生於萬曆元年的明朝學者陸應暘，就形容萬曆年間嘉興的生活“數口之家，每日大魚大肉，所費不過二三錢”。明代學者陳舜筆下，萬曆四十八年左右的廣東，也是鬥米不過二十錢，一斤肉才六七文錢。生活“百般平易”。

如果說這還是經濟發達的南方，那麼經濟相對不發達的北方呢？生於萬曆二十八年的山東諸城文士丁耀亢，有一句名詩形容：神宗在位多豐歲，鬥粟文錢物不貴。生活也是相當好。

以這些史料說，萬曆年間的民生，確實非常不錯。那三十多年不上朝的萬曆皇帝，豈不是個治國手腕強大的“神人”？事實上，這看上去強大的“民生成就”，很大程度上，都是萬曆皇帝坐享了之前十六年“隆萬大改革”的成果。

從萬曆皇帝的父親，即隆慶帝朱載垕登基起，面對當時“豈有異於漢唐末世”的困局，明朝堅決的改革就此啟動：軍隊得以整肅，零容忍的肅貪全國鋪開，封閉已久的海上貿易大門，正式向全世界敞開。到了萬曆皇帝登基後的“張居正輔政”時代，這場改革更到了白熱化階段，一條鞭法貫徹全國，考成法叫舉國官員不敢糊弄，嚴厲的清丈土地，更充實了明朝國庫。幡然振興的大明朝，重新蒸蒸日上。

於是，到萬曆皇帝親政後，雖然嘔心瀝血的改革家張居正，在去世後遭到清算。但享受這場改革的明王朝，依然保持著發展的勢頭，甚至打出明朝國威軍威的“萬曆三大徵”，也都是憑著“隆萬大改革”積攢的錢糧打贏。中外學者記錄下的“萬曆年間繁榮”，更是以這場改革為家底。

但是，自從萬曆皇帝選擇了“懶得上朝”的統治模式後，已然提速的大明王朝，就開始無奈地減速。雖然明末內憂外患的困局，主要發生在明朝天啟崇禎年間，但就是在“日子要好過”的萬曆晚期時，就已露出了動亂的端倪：萬曆十六年時，安徽太湖就有數萬饑民起事，萬曆二十七年時，徐州地區也爆發動亂。萬曆三十四年，南京險些爆發“無為教起事”。表面繁榮下，已經暗流湧動。

在《明神宗實錄》裡，更留下了當時明朝有識之士們，對國家前景的憂思：黃巾赤眉之禍，再見於目前，變生呼吸，可為寒心。

遺憾的是，這一類的憂思，在萬曆年間亂哄哄的朝局下，終於被無情淹沒，直到晚明大動亂爆發。所謂“明亡於萬曆”，誠非虛言。

參考資料：《亂離見聞錄》《明實錄》《中國札記》

關鍵字: 在位 崇禎 餓莩遍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