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達樂觀，隨緣自適，從其廣泛性來講，無疑是對蘇軾的人生態度最為人所認同的概括。從心理更深層面而言，這樣的人生態度可以說根源於一個“真”字。
商務印書館第二版《古代漢語詞典》中對“真”字有多種解釋，第一、第二義項分別是：“本性，本來面目”“真實，真正”。
縱觀蘇軾一生，宦海沉浮。不論是在得意時，躋身執政之列，太后賜以宮燈引路；還是在失意時，被一貶再貶，在烏臺詩案中甚至有性命之虞。
但他始終不忘初心，秉持內心的真實，從個人的角度對生命的本性孜孜以求，兼收幷蓄，並予以真正的踐行，一生以真面目示人，展現了高遠的生命境界。
這或許與他的家庭環境，尤其與他童年時所受的教育，有著莫大的關係。
蘇軾的兩個叔叔都是通過科舉考試入仕，父親蘇洵起初雖多次應試不順，但“二十七，始發憤”，最終也如願以償，並以傑出的文學成就躋身唐宋八大家之列。母親程氏知書達理。
無疑，蘇軾的家庭（族）是一個具有濃郁的傳統文化氛圍，富有進取精神的家庭（族），這樣的家庭（族）和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想必然保持高度一致。在耳濡目染中，傳統的濟世思想早早地在小蘇軾心中紮了根，從而對先賢早早地多了一份仰慕的情懷，因而多了一份思齊的敏感和執念。
蘇軾的祖父是位好酒天性樂觀的農民，他的性格相比對蘇軾有著潛在的影響。
蘇軾八歲時進入鄉校讀書，一個偶然的機會旁觀了一本《慶曆聖德詩》。書中主要歌詠了韓琦、范仲淹、富弼和歐陽修等先賢忠君愛民的偉大事蹟。
這本書對其他孩子而言可能根本引不起絲毫的興趣，但引起了小蘇軾強烈的好奇心。
他不僅在短時間內能背誦書中的一些詩句，而且還大膽地問老師：“書中歌頌的十一人都是什麼樣的啊？”老師不以為然地說：“你小小的孩童，用不著知道。”
小蘇軾理直氣壯的說：“這些人如果是天人，那我就不敢問了；如果是世間常人，那為啥不可以問。”
人小言壯。老師十分驚歎，就一一向蘇軾介紹了書中的人物，並特別指出：韓琦、范仲淹、富弼和歐陽修這四個人，是人中之傑。
老師這番介紹對渴慕先賢的小蘇軾影響深遠：“時雖未了了，則已私識之矣” “自以八歲知敬愛公（范仲淹），今四十七年矣！”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其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
後來，母親程氏親授《後漢書·範滂傳》時，蘇軾內心受到強烈觸動，脫口而出：“如果我要成為像範滂那樣的人，您會答應嗎？”母親回答：“你能成為範滂，我怎麼不能成為像範滂母親那樣的人呢！” 母子對答，金石齊鳴，慷慨激昂。
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偉大抱負，尤其是範滂為官清廉，不避刑禍，主動投獄就死的壯舉，給童年蘇軾強烈的心靈震撼和深遠的影響。童年是天真純潔的，沒有名韁利鎖。在面對老師，面對母親這些可敬可親的人面前，在那特定的情境中，小蘇軾的言行完全出自肺腑。“奮厲有當世志”，像先賢那樣有補於世，這種健康的積極向上的追求，便是蘇軾的赤子之真。
從小定八十。他據此獨立不依，即便後來流放江湖，精研佛老，但其內心從未背離這條道路。他在《序》中說：“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這是他對范仲淹的評價，事實上也正是這樣的赤子“天性”，這樣的至真之誠，使他“不得不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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