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达乐观，随缘自适，从其广泛性来讲，无疑是对苏轼的人生态度最为人所认同的概括。从心理更深层面而言，这样的人生态度可以说根源于一个“真”字。
商务印书馆第二版《古代汉语词典》中对“真”字有多种解释，第一、第二义项分别是：“本性，本来面目”“真实，真正”。
纵观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不论是在得意时，跻身执政之列，太后赐以宫灯引路；还是在失意时，被一贬再贬，在乌台诗案中甚至有性命之虞。
但他始终不忘初心，秉持内心的真实，从个人的角度对生命的本性孜孜以求，兼收并蓄，并予以真正的践行，一生以真面目示人，展现了高远的生命境界。
这或许与他的家庭环境，尤其与他童年时所受的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
苏轼的两个叔叔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父亲苏洵起初虽多次应试不顺，但“二十七，始发愤”，最终也如愿以偿，并以杰出的文学成就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母亲程氏知书达理。
无疑，苏轼的家庭（族）是一个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富有进取精神的家庭（族），这样的家庭（族）和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必然保持高度一致。在耳濡目染中，传统的济世思想早早地在小苏轼心中扎了根，从而对先贤早早地多了一份仰慕的情怀，因而多了一份思齐的敏感和执念。
苏轼的祖父是位好酒天性乐观的农民，他的性格相比对苏轼有着潜在的影响。
苏轼八岁时进入乡校读书，一个偶然的机会旁观了一本《庆历圣德诗》。书中主要歌咏了韩琦、范仲淹、富弼和欧阳修等先贤忠君爱民的伟大事迹。
这本书对其他孩子而言可能根本引不起丝毫的兴趣，但引起了小苏轼强烈的好奇心。
他不仅在短时间内能背诵书中的一些诗句，而且还大胆地问老师：“书中歌颂的十一人都是什么样的啊？”老师不以为然地说：“你小小的孩童，用不着知道。”
小苏轼理直气壮的说：“这些人如果是天人，那我就不敢问了；如果是世间常人，那为啥不可以问。”
人小言壮。老师十分惊叹，就一一向苏轼介绍了书中的人物，并特别指出：韩琦、范仲淹、富弼和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人中之杰。
老师这番介绍对渴慕先贤的小苏轼影响深远：“时虽未了了，则已私识之矣” “自以八岁知敬爱公（范仲淹），今四十七年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其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
后来，母亲程氏亲授《后汉书·范滂传》时，苏轼内心受到强烈触动，脱口而出：“如果我要成为像范滂那样的人，您会答应吗？”母亲回答：“你能成为范滂，我怎么不能成为像范滂母亲那样的人呢！” 母子对答，金石齐鸣，慷慨激昂。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尤其是范滂为官清廉，不避刑祸，主动投狱就死的壮举，给童年苏轼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深远的影响。童年是天真纯洁的，没有名缰利锁。在面对老师，面对母亲这些可敬可亲的人面前，在那特定的情境中，小苏轼的言行完全出自肺腑。“奋厉有当世志”，像先贤那样有补于世，这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追求，便是苏轼的赤子之真。
从小定八十。他据此独立不依，即便后来流放江湖，精研佛老，但其内心从未背离这条道路。他在《序》中说：“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这是他对范仲淹的评价，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赤子“天性”，这样的至真之诚，使他“不得不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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