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观点之争变成意气之争——从古代党争说互联网时代的辩论

关于党争,历史上有很多段广为人知的故事,如晚唐的牛李党争、宋神宗时期的新旧法党争以及明朝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党争形成的原因,大抵可以从几个人之间的冲突开始追溯,比如同朝为官的张三和李四政见不和,或者因为李四的某些行为触犯到了自己的利益,便联合意见相同的王五、赵六来排挤、攻讦李四,而此时的李四则又联合了孙七和周八进行反击。于是,在互相的争斗中,他们各自拉来自己的亲党好友,不断壮大声势,互相倾轧,便形成了以张三为首的张三党,和以李四为首的李四党。由于牵涉广泛,斗争持久,他们到最后早就忘了一开始是因为意见或者观念的分歧,而陷入盲目的团体攻击当中。

别让观点之争变成意气之争——从古代党争说互联网时代的辩论

纵观中国历史,党争一旦形成,就往往会失去理性的判断,进而夹杂大量的情绪。他们并不需要客观的分析情况,因为排斥的情绪已经根植于内心。在争执当中,原本不属于两派之间的无辜人员亦被卷入,黑与白之间不能允许有意见的存在,界限这个词在朋党心中清晰不已:但凡不是我张三党之人,就一定是李四党,则张三党必群起而攻之。

赵剑敏先生在《细说隋唐》中总结“牛李党争”时说道:牛李党争,争的是意气,以私愤互相排斥,毫无余地地极力排斥。李党执政,牛党必卷铺盖走人;牛党当朝,李党必被逐出中央。

听起来特别可怕,于是乎很多人庆幸:现代人获取信息手段之多,思维之广泛,早已不似古人狭隘,则必然不会再发生党争之祸。

这话说的有点道理,社会日益发达,政治格局也日渐透明,自然不会再出现朝堂的上的党争。但另外一个问题是,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表达的渠道也越来越多,思考的余地却越来越少,进而逐渐演变成了互联网时代,因为观念而引起的畸形“党争。”

别让观点之争变成意气之争——从古代党争说互联网时代的辩论

所以,在很多敏感或不敏感的话题下,双方因为持不同的观点而展开辩论,辩论的出发点是对事情的认知不同,但到了最后,却成了对人的不认同。

于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在某个微博或者新闻下面,凭空多出一句又一句恶毒的脏话,去诅咒对方的全家,去鄙视对方是键盘侠,全然忘记了初衷仅仅是因为意见不同而想说服对方。

当辩论的双方升级成对骂后,他们就已经脱离了一开始的“意见之争”,彻彻底底的变成了“意气之争”,大有把你骂不服气,今天决不罢休的气势。

别让观点之争变成意气之争——从古代党争说互联网时代的辩论

辩论是个需要理性的东西,而普罗大众最为缺乏的就是理性。一旦有了自己认同的观点,他们便会不断的跟随和效仿。尤其当声音越聚越多,争执愈演愈烈之时,他们会变得的更加盲目。

如果说古代党争涉及政治,尚不足为我们后来者作前车之鉴,那么生活中的道德观念之争、喜好之争,到了互联网中,竟也成了奇特的“党争”。

别让观点之争变成意气之争——从古代党争说互联网时代的辩论

比如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案件、一些热门的话题之下,往往就会分成好几拨不同观点的人进行骂战,甚至一部电视剧、一个演员的演技好坏,都能轻易引发众人的口水战。而很多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满口的道德同情心,正义感十足,却在恶毒诅咒别人的时候丝毫没有半点迟疑。更让人疑惑的是,始终没有人就观点之争出来辩论,除了谩骂,还是谩骂。

余秋雨先生在《行者无疆》的自序中对这种行为的概括一针见血:中国人追求了上千年的“中庸之道”,至今还经常为“非此即彼”的极端性思维互损互耗。

古人说得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党争为狭隘意气之争,而为祸尤甚,当人们以为“党争”的概念已经随着历史逐渐消失时,在互联网时代,它竟找到了全新的土壤和生存方式,而且植入了多数人的内心之中。

这不得不说是悲哀,也是一种恐惧。当社会的绝大部分声音都陷入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盲目倾轧当中之时,还有多少能够独立思考,敢于提出不同观点的人,能堂堂正正的将其说出来呢?莫非这个世界,真的就要非黑既白?在这种盲目和偏执的大舆论环境里,在冷静思考后,还能以常识去得出结论之人,虽说越来越少,但毫无疑问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

最后,我想还是以《中庸》中的话来做结尾: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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