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第一次坐火車是2009年上大學，從山東菏澤到山東煙臺，綠皮火車開了12個小時。從山東菏澤出發是晚上的八點，早晨八點到達煙臺。從山東煙臺出發是早晨八點，晚上八點到達菏澤，正好是一個對發車。那個時候與其說是坐火車不如說是站火車，從菏澤到煙臺，從起點到終點，一路從魯西南到魯東北，幾乎走了大半個山東，路線之長，站點之多，也就導致了大多數時間都是買的站票，所以就是站火車了。
不過，我印象最深刻的坐火車卻不是大學的幾年，而是2009年的寒假從蘭考去太原，然後太原到霍州。我清楚的記得，2009年的寒假父親說伯父病重，讓我坐火車去看看伯父，可能就是最後一面了。以現在回頭來看，那一次確實是最後一面。老家比較窮，沒有什麼能拿的出手，父親琢磨了一夜也沒有想出拿什麼好。最後，父親說家裡新下來的花生米拿去吧。臨走的前一天晚上，父親說帶殼的不好，剝了殼就沒有多少花生米了，乾脆將殼剝了能多拿些。那一夜，父親剝了一夜，早晨我起來的時候看著半袋的花生米，約莫有五十斤左右。
第一次從蘭考坐火車，我不知道發車的時間，所以只好提前去。從東明縣劉樓鎮坐大巴到蘭考，然後到蘭考火車站。到的時候是下午三點左右，我開始買票，火車票是晚上九點的火車。我坐在候車室的大廳看著周圍，蘭考畢竟是一個縣城，所以候車廳面積不大，比較簡陋，也有些老舊，稀稀落落的幾個人候車。
蘭考對於我而言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對於陌生的地方有強烈的戒備心理。出門的時候，母親再三交代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所以，我就坐的離人群遠一點，不說話，不吃東西，不喝水，也不上廁所。我一雙眼睛緊盯著腳下的尿素布袋，那裡面是我給伯父帶的花生米，我生怕丟了，其實不是什麼主貴東西。
轉眼就是下午六點多了，冬天的天黑的早，候車室的燈亮了，昏黃的燈光照著不大的候車室。候車室的人也逐漸多了起來，似乎一瞬間就擠滿了。這個時候，我看見一個乞討者，穿著破舊的棉襖，棉襖露著棉絮，不知哪裡撿來的帽子，髒兮兮的，一雙黑的乾的龜裂的手，一隻手拿著一根木棍，一隻手拿著一個老式的搪瓷碗，腳上是一雙破舊的黑的發亮的老棉鞋。他顫抖的手拿著碗挨個要錢，轉了一圈又一圈，有人扔裡面一個一元的硬幣，有人扭過頭去視而不見，有人急匆匆的去上廁所，有人直接回絕沒錢，有人只是揮一揮手讓其走開。我看了半天，想著自己棉襖內兜裡的不多的幾張鈔票，到底給不給他，想著家裡說的“騙子”，要錢的時候穿的破爛，出門後就換一身光鮮亮麗的衣服去瀟灑揮霍，所以我決定不給他。可是，這個乞討者轉了幾圈愣是沒有向我伸手要錢，然後他就走了。
大約摸又過了一個小時左右，又進來一個乞討者，穿著打扮和前一個差不多，似乎是一個老師教的一樣。這個時候，我才想起母親說的騙子都不是一個人，都是組團的，有組織的。不過，這個乞討者也是轉了幾圈沒有向我要錢。我百思不得其解，難道我的穿著打扮真的那麼寒酸嗎？難道我真的掏不出一塊錢嗎？為什麼就不向我要錢呢？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就是晚上九點了，乘坐火車的時候，我不經意的回首，看到我剛才坐的地方上面寫著“老弱病殘孕專座”。這個時候，我才醒悟過來，原來我是被當做老弱病殘孕患者了。
後記，自2014年之後我基本上再沒有坐過火車了，也不知道現在的火車站候車室內外是否還有這樣的“乞討者”，是否還是這樣組成團伙的輪番要錢。我真想說一句，任何時候乞討得來的東西都不如自己辛勤的雙手掙來的花的舒心，玩的開心，吃的稱心。年輕的朋友，一年之計在於春，奮鬥起來吧，幹起來吧，擼起袖子加油幹，幸福都是奮鬥出來的！
2019年3月17日星期日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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