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德國政府發佈了《國家工業戰略2030》草案（以下簡稱《戰略》）。這個草案是由德國經濟部長阿特邁爾主持制定的。
《戰略》的開頭便是一個大問號：當今世界最關鍵的問題之一，是在全球化趨勢不斷髮展、創新進程極大加快、其他國家擴張性和保護主義工業政策日益抬頭的背景下，如何可持續地維護及發展德國的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的高度繁榮？
幾年前，《德國工業4.0實施建議》的開篇第一句話，就是信心滿滿的：“德國是全球製造業中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裝備製造行業全球領先。……因此，德國以其獨特的優勢開拓新型工業化的潛力：工業4.0。”
然而《戰略》卻流露出重重憂慮：“如果德國失去了關鍵的技術技能，我們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將因此嚴重受損，這會給我們的生活方式、國家在幾乎所以政治領域採取行動的能力和行動的空間帶來重大影響，並最終會波及德國國家機構的民主合法性。”
《戰略》分析產生憂慮的原因：“世界市場正處在一個快速而深遠的變革之中。一方面，全球化和創新進程不斷加快，而另一方面，國家干預卻在日益增加，放棄多邊協定的趨勢也日益顯現。這場變革同時影響著企業與國家。過去的利益相關者正在消失，而新的利益相關者出現。貿易流動也正在發生改變。有許多贏家從中湧現，也有人滿盤皆輸。整個世界正在經歷一場重新洗牌。而我們僅僅處於這場變革的開始階段。”
《戰略》分析了一些德國失去的機遇：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德國失去了在消費電子行業長期以來的領先地位，而日本、韓國等國家迎頭趕上；歐洲無法在電信技術、計算機和消費電子（包括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等新領域站穩腳跟；創新型碳纖維材料主要在德國境外生產；全球聞名的平臺經濟互聯網公司幾乎被中國與美國獨攬；在人工智能技術的實際應用和商業化領域明顯落後；歐洲有可能無法趕上新生物技術的國際發展，或者如果確實趕上了，也有可能再次掉隊；德國在創新領域新的大趨勢中缺席了。
甚至在德國一直引以為傲的汽車產業也面臨著尚未成功克服的重大挑戰：越來越高的減排要求、替代性交通工具與電動汽車快速發展、自動駕駛技術取得重大創新、全新的移動出行理念也可能造成顛覆性的營運模式。
就自動駕駛而言，如果人工智能自動駕駛的數字平臺來自美國，未來汽車的電池來自亞洲，那麼德國和歐洲在這一領域的損失將達到50%以上。而且這些影響，遠遠超出汽車行業的本身。
因此，德國的憂慮是必然的。
《戰略》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是否需要加強政府幹預？
《戰略》一開始說“自路德維希·艾哈德時代以來，德國始終肩負著創造與維護繁榮的重任。……今天，路德維希·艾哈德對繁榮、自由和安全的承諾，成為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國家利益，由產業界、社會夥伴以及整個德國共同保障。社會市場經濟促進了德國的高度繁榮，也因此成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經濟模式。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一模式都優於任何形式的計劃經濟。”
路德維希·艾哈德（1897—1977），是德國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戰後曾任德國經濟部部長、副總理、總理 。作為聯邦德國戰後經濟政策基礎的是他的“社會市場經濟”理論。艾哈德的理論強調四個最基本的原則：自由原則、社會平衡原則、向社會負責的原則、中庸原則。
但是其中中庸原則表明，艾哈德並不絕對否定政府幹預。艾哈德認為：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不同於十九世紀以前的漫無控制的自由放任，而是一種輔之以必要的國家調節的市場機制。他既反對帶來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漫無邊際的傳統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自由主義”，也明確反對實行計劃經濟和導致“平均主義”的蘇聯模式的僵化的社會主義。他認為，只有充分吸納兩者的長處，擯棄兩者的弊端，才能找到一條新的不偏不倚的道路。政府的責任在於運用必要的手段，為市場經濟的順利運行創造必要的條件和適宜的環境。
艾哈德享有“德國經濟奇蹟之父”的美譽。但他本人始終反對將當時德國經濟的發展稱為“經濟奇蹟”，他認為世界上沒有奇蹟，德國經濟發展是成功的市場經濟政策的必然結果。
我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往往反對任何形式和程度的政府幹預，比如張維迎表示，“政府不應該隨意的去幹預市場，尤其是在產業發展的問題上”。
但是《戰略》指出：“如果有更高層面的經濟考慮需要國家干預，則可以賦予其合法性。”
《戰略》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發現一個國家的企業各自做出的商業決策的總和不足以阻擋和防止力量和經濟實力的轉移，其原因就是企業僅僅著眼於自身的發展，而不是整個國家的發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激活、推進保護性工業政策才有了正當理由。只有當一個國家經濟中的市場力量無法保持其創新能力和競爭力時，國家才有責任去介入。”
“‘德國工業戰略2030’選取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方法。該戰略界定了國家干預行為可以視為合理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情況，以避免國家經濟和全民族繁榮陷入嚴重的不利之中。這種方法也有助於塑造一個符合未來發展方向的市場經濟，併為必要的政治辯論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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