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武口述 祁 婷整理）
劉建武，1959年11月生，陝西省澄城縣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現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曾任湖南科技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中國中央文獻研究會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會副會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湖南省121人才工程"第一層次人選"、湖南省首屆優秀青年社會科學專家。主要從事中共黨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和教學。先後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等數十項。已出版的主要學術專著有：《中國特色與中國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由來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的思想淵源與歷史條件研究》《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改革開放論：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總結與發展趨勢研究》《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在《求是》《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共黨史研究》《抗日戰爭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刊物發表論文200篇。
時光流轉，甲子輪迴，再過一年，我就到了花甲之年了。之前，我幾乎沒有公開談過個人成長髮展中的心路歷程。我還在努力地工作著，還有很多事要做，還沒有到坐下來談功論道的時候。你們編輯部基於工作需要，讓我談談自己成長過程中的一些點滴，我們就隨便聊聊吧。
求學路上的小故事
我的祖籍在河南。1938年，為了阻止日軍的進攻，國民政府扒開了黃河花園口大堤，河南大部頓成澤國，百姓流離失所，為尋求一線生機，父親三歲時隨爺爺奶奶從河南溫縣逃難至陝西渭南。碰巧的是，我的母親也因1958年那場大饑荒從河南鄢陵來到了陝西。自此，父親與母親成家，雖然當時的條件異常艱苦，但大家對未來仍然充滿著希望。
1959年11月，我出生在陝西渭南澄城縣的一個偏僻的小山溝裡，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我是家裡的老大，我們共有六兄妹，算是個大家庭，孩子多勞動力少，生活比較困難，玉米、紅薯、青菜是常見的飽腹之物。父母白天在地裡幹活，晚上還要在生產隊開會。在我的記憶裡，父母親從來沒有閒下來過，他們在生產隊起早貪黑地幹活，為的是多掙點工分。特別是母親，回到家裡除了做飯，夜晚還得無休止地為我們縫衣補鞋，沉重的生活擔子壓在父母雙肩，使得他們沒有多少時間照顧我們，我就是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俗話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在自己還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幫著家人幹一些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及的活。快八歲開始上學以後，我漸漸有了自己的嚮往和追求，讀書成了我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事情。
1978年夏，我高中畢業參加了當年的高考。考試前一晚，我睡在全縣唯一考點縣城中學的窯洞裡，半夜感覺身上奇癢難耐，起身一看，身上不少的小紅腫塊，是被木板床下的臭蟲咬的。我的皮膚生來較為敏感，懼怕臭蟲一類。在難以入睡的情況下，半夜時分我裹著被子來到校園露天泥磚磊成的簡易乒乓球檯上，捲縮一團，渾然睡去。翌日清晨，我迷迷糊糊睜開眼，只見人群熙熙攘攘，才知曉自己睡過頭，暈乎乎走進教室，參加考試。這一年，我落榜了。
為了減輕家裡的生活壓力，高考結束後我成了生產隊的一個勞動力，繁重的農活壓抑不住我對學習的渴望，我下決心要復讀。於是，我一邊勞動一邊尋找可供復讀的學校。當時家裡既沒錢也沒有關係，找個復讀學校並不容易。我常常蹲守在不同學校的門口，直到學生晚自習下課，才悻悻離開。一天，尋找學校無果，在半夜回家的路上，為了走近路獨自一人走進了一片墳地，許久走不出來，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想起來這件事就有點發怵。經過了許多的曲折，我終於爭取到了去原學校復讀的機會。就這樣，半年後我又參加了1979年的高考。這年夏，我在生產隊幹活的地頭收到了郵遞員送來的陝西師範大學的入學通知書。當時本科錄取的比例很低，好像不足百分之五。一個幾百人參加考試的學校僅有幾個學生能被錄取。我是我們那個村裡恢復高考後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當時在農村是件天大的事，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農家窮孩子，能夠通過不懈的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是很多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所以，我很感謝鄧小平，感謝改革開放，感謝這個時代。沒有高考，我是不可能上大學的，也是不可能走出農村的。
奔赴湖南任教
上大學時，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當時對於讀什麼學校和選什麼專業，我完全沒有概念。現在想來，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也是一種緣分使然，這還得從小時候的經歷說起。
從我懂事上學開始，在偏僻的農村，接觸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就是聽村裡的大廣播。村裡的喇叭每天都會宣讀毛主席語錄，那時課堂上老師所傳授的知識也是與毛主席有關。所以，從我懂事開始，就從內心由衷敬佩毛主席，跟著一起學習毛主席的語錄。上中學以後，由於毛主席著作學得好，我便當上了學校的團委書記，身為學生幹部，不僅自己帶頭學習毛澤東思想，還時常帶領同學們一起學習《毛澤東選集》，其實當時那個年齡是讀不懂毛澤東思想的，或者說對其認識是非常淺薄的，只是表明一種積極上進的態度而已。我常受到學校和老師的表揚，成為了全校學《毛澤東選集》的先進分子。
記得那時候發給我們的課本的封面上，印著革命聖地延安的寶塔山與延河橋的圖案。每每拿起書本，看著這些圖案，心中就充滿嚮往。受此影響，我考大學時填報的第一個志願就是延安大學。根據當時的高考錄取政策，按分數高低由重點院校到一般學校的次序錄取。我被陝西師範大學錄取了。也正是因為受到毛澤東思想的薰陶，我自然而然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
大學期間，國家不僅不收學費，還向學生髮放了生活費，雖然每月生活費不到20元，但對我來說十分重要，這不僅給家裡減輕了負擔，也為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條件，真正是國家培養了我。大學期間，我學習認真，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讀書和學習上。當時我最喜歡學的是中共黨史，看了很多這方面的書，我的畢業論文寫的是“五四”時期的陳獨秀。
1983年，我大學畢業，那個時候學生畢業不需要自己找工作，由國家按需要統一分配。到了分配工作的時候，老師把學生召集到教室，開始一一分配工作去向，我被分配到湘潭師範學院任教。湘潭是毛主席的家鄉，雖然路途遙遠，但心裡是極為嚮往的。
我從小體質就不太好，身上溼氣比較重。來湖南以後，最初對溼熱氣候是不太適應的。特別是到了夏天，那時沒有空調，風扇吹出來的風都是熱烘烘的，到了晚上總是熱得睡不著，我便將背緊貼牆面，從而得到一絲涼感，隨即牆面上便汗溼出一片，整個人感覺總是提不起精神的樣子。湖南還以吃辣著名，大多數菜裡都會放辣椒，對於我這個不吃辣的北方人來說，也是一個考驗。為了適應，我硬起頭皮吃辣椒，吃過飯之後，往往嘴巴四周又燙又燒，全身出汗。為了解辣，我常把嘴巴伸到水龍頭下，用涼水直接衝辣。漸漸地，我適應了湖南的氣候，適應了湖南的辣，由此我也成了一個真正的湖南人。
走上學術研究之路
來到湖南任教後，為了提高我的教學水平和能力，我仍然一如既往地認真學習，認真讀書。1985年，我考取了東北師範大學中共黨史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師從知名學者鄭德榮教授，在鄭教授的指導下，開始了我的學術研究生涯。
我的研究以1993年為界，大體可以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主要研究20世紀30年代的中日關係，第二階段是主要研究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先說說我研究的第一個階段吧。我讀書的東北是曾經被日本侵略者長時間佔領過的地方，當年偽滿洲國的所在地就在長春。到那裡讀書後，學校圖書館也有一些日本侵華時期的資料，我就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確定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日關係方面。當時，有一件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天在翻閱30年代出版的《國聞週報》時，看到一張照片，有一對老夫妻身體廋弱，衣衫破爛，蔫蔫一息，相互依偎在一條山路上。圖片下邊就四個字：“坐以待斃”，意思是再也走不動了，就在這裡坐著離開這個世界吧。看了讓人心酸，這大概就是當年不少普通中國人的命運。共產黨之所以要革命，不就是為了解救處於苦難深淵之中的中國人民嗎？我當時翻閱了不少30年代抗戰時期的文獻資料，漸漸地發現了一些問題，就是過去我看過的一些著作甚至教材對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敘述，為什麼與原始文獻的記載不一致呢？到底誰對誰錯呢？這就成了我感興趣的問題。為此，我先後撰寫了《有關日本侵佔東北後國際聯盟調處的幾個問題》《九一八事變與國際聯盟》《從“九一八”到“七七”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宋哲元與抗戰前的華北政局》《對一文中幾個問題的思考》《關於張自忠在七七事變前後的幾個問題》《一·二八事變後國際聯盟調處活動評析》《國民黨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等多篇論文，先後在《抗日戰爭研究》《東北師大學報》等刊物發表，還被邀請參加了中國社科院等單位1991年在瀋陽舉辦的“九一八事變6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在研究30年代中日關係的過程中，我逐漸形成一些比較深刻的認識，一是覺得日本這個國家可能是世界上最缺乏信義的國家，它的官員整天就幹著顛倒黑白、子虛烏有的事，而且還振振有詞。受此影響，我很長時間對日本人有一種莫名的厭惡。二是意識到“國弱無外交”這句話的含義，中國多大呀，可是就是因為貧弱，所以總是受人欺負，有理無處說，處處受氣。三是懂得了只有自強才能強人的道理，國家內亂，人民遭殃，國家必須統一，必須團結，必須強大，人民才不會受苦受難。這期間的研究所形成的一些觀念，對我的影響還是蠻大的。
研究鄧小平理論科學體系
1988年研究生畢業後，我回到了原來供職的學校繼續任教。其實，當時碩士生畢業是有很多選擇的，可以去北京工作，也可以去其他地方，但我還是回到了湖南。
畢業回湖南後，由於缺乏資料，我對中日關係的研究就無法繼續下去了。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講話對我的影響很大，覺得很震撼。隨即對鄧小平思想產生了濃厚興趣，我的研究方向開始轉到了這個方面。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動搖過，一直圍繞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行學習和研究。
從我一開始學習和研究鄧小平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時候起，就有一種感覺，應當從整體上理解和把握，而不能搞成支離破碎的東西。當時也確實存在這個問題，似乎一講“解放思想”和“敢想敢幹”，“實事求是”就變成了僵化保守的代名詞;一講擴大開放和學習外國，就好像自己什麼都落後，把自己說的一無是處；一講要搞開發區，從中央到地方就一哄而起，連一些村裡也劃出一片地搞起了“圈地運動”等等。所以，從學習和研究鄧小平理論一開始，我就把研究的目標確定為“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
1992年秋，我撰寫了關於鄧小平理論的第一篇文章是《論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特點》，明確提出“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這一觀點。1993年，我組織成立了“湘潭師範學院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這是湖南高校中成立很早的一個研究機構（1998更名為湘潭師範學院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
從1993年初開始，我著手撰寫《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一書，經過兩年的努力，1994年底完稿。1995年初（春節）的時候，在省委宣傳部工作的一位我岳父的朋友知道我寫了這麼一本書時，熱心推薦給時任省委宣傳部部長的文選德，出乎我的意料，與我素昧平生的文部長看到我的30多萬字書稿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部長不顧煩勞，把那麼厚的書稿隨身帶著，一有時間就仔細翻看，對一些觀點甚至錯別字都一一標明，最後還寫了序，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年5月，我獨立撰寫的《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正式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可以說這是國內系統研究鄧小平理論科學體系的第一本著作。書籍出版以後，引起了關注和好評，還參加了十五大前夕中央舉辦的五年輝煌成就展。這本書之所以受關注，主要是在理論界比較早地提出了“鄧小平理論”及“鄧小平理論科學體系”的概念並對其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大約在這本書完稿三年後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鄧小平理論”的科學概念。所以，有人說我是最早提出“鄧小平理論”概念的學者。其實，正確地說我寫的《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是第一本出版的研究鄧小平理論體系的著作。
之後，我把自己的研究精力主要集中在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學習和研究方面，先後在人民出版社、學習出版社等出版了《時代的豐碑——鄧小平理論產生的思想淵源與歷史條件》《改革開放論—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總結與發展趨勢研究》《中國特色與中國模式—鄧小平社會主義特色觀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由來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的思想淵源和歷史條件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等研究著作，算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盡了一個理論工作者應盡的責任。
在組織的培養下成長
我這個人不抽菸，不喝酒，不跳舞，看書、寫書、教書幾乎是我生活的全部，可以說是個典型的“書呆子”。1993年我破格評為副教授，1996年又破格評為教授。1997年初擔任了系主任，是個正處級幹部，算是走上了領導崗位。
1999年中央提出推進理想信念教育，我提出要解決好理想信念問題，主要應當從理論上講清楚四個問題，即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怎樣對待資本主義；什麼是封建主義，怎麼肅清封建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怎樣實現共產主義。這個意見得到了當時省委宣傳部主要領導的肯定，隨即由省委宣傳部組織專家集體攻關，出版了《信念叢書》（一套四本），獲得國家“五個一工程”圖書獎。
1999年，學校院領導幹部職位進行調整，我被選拔到院長助理的崗位。2001年，我開始擔任學校黨委副書記，後來又成為湖南科技大學的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我從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到校級領導，我所在的學科也從專科到本科、從二級學科碩士點到一級學科碩士點，到2013年我離開學校前成為省屬高校唯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博士點。
在我成長的道路上，有過曲折，有過迷茫，但總體來說還是比較順利的。作為一個普通的農家孩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在不少人看來算是成功的。我想我能夠有所成就，最重要的還是遇上了好時代，遇到了好政策，一路上有組織的關心和培養，不然很可能走不出那個窮山溝。
師者人梯也
我這個人與“師範”有著不解的情緣。我本科讀的是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讀的是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讀的是湖南師範大學，工作在湘潭師範學院（後改名為湖南科技大學），並且一干就是30年。所以，對“老師”這一稱呼，對“教師”這一職業有很深的感情。
我的成長就是從老師的教育開始的。記得上小學時，根本不知道寫作文是怎麼回事，只是為了應付作業。但每一篇老師都看得很仔細，改得很認真，還時不時加以表揚和鼓勵。老師認為寫得好的時候，還常常把我的作文念給全班同學聽。可以說，這極大地滿足了我的自尊心。正是在老師的循循善誘下，我很早就喜歡上了寫作文，儘管每次寫的自己都很不滿意。還記得在高考前夕的一次作文模擬考試時，寫的是以“談理想”為主題的作文，老師看了後，不僅給全班同學說，而且在全校講，“如果今年高考是寫‘理想’的題目，劉建武這篇文章不僅能夠得高分，而且可以登到《陝西日報》上”。這對我是多大的鼓舞呀！在我成長的路上，遇到了許多讓我受益終生的好老師，有小學、中學的老師，有大學和研究生時候的老師，也有不少工作生活中的老師。古人講一個人的成長要有貴人相助，老師就是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貴人。
在我從教的歲月裡，我盡力向我的老師們看齊，向他們學習，儘自己最大的努力，為學生的成才墊石鋪路。
講個小故事，記得大約十年前的一個五一小長假，我陪北京來的幾位客人到南嶽衡山，住在了山頂賓館，傍晚時分，看見幾個年輕人有說有唱，其中一個女孩歌聲響亮，在小路上相遇後我隨口說了句“你的歌唱得真好”。女孩高興地問道：“是真的嗎？我再給你們唱一首《小揹簍》好不好？”我們在聊天的時候知道這個女孩正是我所在的學校裡的學生，隨後，她在向我們講述其經歷的時候，深深地震驚了在場的每一個人。
這個女孩來自瀏陽，家裡父親因傷癱瘓，母親是個精神病患者，年幼的弟弟骨瘦如柴，渾身是病，正跟著她一起上學。為了生活，她邊讀書邊打工，一天兼職做七八份工等等。這次到南嶽，這是她第一次出門遠遊。聽了這個孩子的講述，我內心久久不能平靜。隨後，我派人進行了詳細瞭解，可以說，實際情況比她講得更為嚴重。問題是，這麼困難，學習成績卻一直非常優秀，各方面表現也很突出，很樂觀，很上進。瞭解這些情況後，我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七千多元，以幫其解燃眉之急。同時，由學校幫助其解決了她本人及其家庭的一系列困難。後來，這個學生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得到了學校、政府和社會的幫助和支持，先後被評為了湖南省優秀大學生、全國優秀大學生等。在本校研究生畢業後，回到家鄉瀏陽工作。可以說，個人的命運和家庭的命運都發生了根本改變。這個學生叫何平。
從教幾十年，類似這樣的例子並不少。我對“教師”的理解是“人梯”而已。我的老師是這樣做的，我也盡力這麼去做。看到自己的學生一個個成長成才、成名成家，成了對國家對社會對家庭有用的人，是老師最開心的事！我最喜歡對“師範”這兩個字的解釋：“學高為師、身正為範”。在實踐中，也盡力這麼去做。
我深感我們這一代人是幸運的，短短几十年，經歷了從幾乎是原始的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信息社會的大跨越，感受到了我們的國家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飛躍。個人的命運從來都是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我個人能夠進步，有所成績，應當感恩這個時代，這是一個無比偉大的時代。
本文轉自《名家故事——湖南優秀社會科學專家憶事》（第3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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