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美國發生了許多事，宇航局實現了首次載人環球飛行，白人歌手“貓王”演繹的黑人布魯斯音樂成為熱門單曲，青年人剛剛把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奉為公路聖經，不久之後，他們就將相聚在伍德斯托克歌唱“愛與和平”。
還有一件不太起眼的小事 —— 一名上流社會的黑人鋼琴家謝利博士（Don Shirley），僱了一名底層意大利裔白人司機大嘴託尼（Tony Lip），從紐約出發，踏上了南方巡演的道路。
直到50多年後，這段歷史才被託尼的兒子寫成劇本，一舉斬獲了奧斯卡最佳影片。
謝利博士，住在卡耐基音樂廳樓上，貴族一般的男人，是個天才鋼琴家，兩歲學鋼琴，18歲時與波士頓流行樂隊首次亮相。來源：《綠皮書》截圖
大嘴託尼，混跡於紐約意大利裔社區，特長是能忽悠，能打架，而且特別能吃。來源：《綠皮書》截圖
按照劇本設定，一場跨種族、跨階級的珍貴友誼就這麼發生了。他倆需要共同應對的，是上世紀60年代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南方。
這意味著，縱使高貴如謝利，也不能在自己演出的餐廳用餐，不能使用正常的廁所，不能在白人開的高級西裝店試衣服，不能去受歡迎的酒吧喝酒，而這一切，僅僅是因為他的膚色。
然而，這一切如今看來如此“政治不正確”的經歷，比起當年的現實只是冰山一角。
在《綠皮書》背後，是上世紀無數美國人的一部種族隔離血淚史。
我們的口號是，隔離但平等
在電影裡，當謝利和託尼在南部行駛被警察攔截的時候，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但交警一臉“義正言辭”：
“這是一個日落城鎮，”他說。
這個臭名昭著的名詞意味著，非白人必須在日落前離開，否則可能會被警察逮捕，或者遭到憤怒民眾的攻擊。
1942年，底特律某社區宣佈了自己的入住規則：“我們想要白人租戶來我們的白人社區。”
對於現實中的謝利博士來說，這樣的情節並不陌生。
1963年的一個週末傍晚，謝利帶著他的樂隊在美國北部的威斯康星州演出。
據當地報紙報道，這次爵士樂和古典音樂融合的節目“非常精彩，令人興奮，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
但這位黑人鋼琴家知道，他受到的歡迎只持續到日落之前。
因為在城鎮入口，赫然寫著一個邪惡的標誌：“黑鬼，別讓我們鎮的落日照在你們身上。”
與電影裡一樣，唐·謝利確實是個天才型鋼琴家，但因為黑人身份，沒當成古典鋼琴家，被唱片公司包裝成爵士鋼琴家。
而電影並沒有告訴我們的是，“日落城鎮”的傳統其實發源於美國北方。
在美國，人們普遍認為北方更開放，更少歧視黑人，而南部則更保守，更歧視，同時也是奴隸制的故鄉。
原因其實很簡單，並不是南部民眾更仁慈，而僅僅是因為，天黑以後，許多美國南方人依然需要黑人僕人在家幹活，就像當初奴隸制盛行時那樣。
比起北方的“日落城鎮”，南方的殘酷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19世紀的南北戰爭以後，雖然美國的奴隸制名義上被廢除，但是在美國南部，“像對待奴隸一樣對待黑人” 的觀念從未消失，只是用另一種形式被寫入了法律，並有了一個臭名昭著的名字 ——《吉姆克勞法》。
吉姆·克勞（Jim Crow）最早是一個白人演員的藝名，他因模仿、醜化黑奴而走紅，後來“吉姆·克勞”就變成了美國白人藐視黑人的常用詞。
《吉姆克勞法》的口號是“隔離但平等”，最基本的做法是，把一切公共設施都根據種族隔離。
種族歧視最嚴重的南部州，一口氣就規定了黑人和白人吃飯、坐車、上學、住院、娛樂、上廁所、買東西，統統都不能在一個區域。
在任何檯球室裡，黑人只要跟白人一起打檯球，都會一不小心就被扔進監獄。
飲水機也要隔離：左邊是“有色人種”，右邊是“白人”。
除了這些最基本的隔離，南方各州都發揮想象力，讓《吉姆克勞法》變得無孔不入，包括但不限於：
有色人種的理髮師不能為白種女人理髮；
啤酒商人和葡萄酒商人不能同時把酒賣給黑人和白人；
在任何精神病院，黑人和白人病人都不能混在一個病房。
有色人種墓地不能和白人墓地離得太近。
總之，從出生到死亡，一刻也不能打破種族的藩籬。
就連宣傳平等觀念也被視為是“大逆不道”，比如密西西比州就明文規定：
所有印刷、出版或流通或公然展示有關支持社會平等或跨種族婚姻的資訊、論據或建議是有罪的，應被處以不少於500美元罰款或不少於6個月的刑期或兩者一起。
1955年，阿特金斯夫婦和他們的兒子望向車站的“黑鬼候車室”（“黑鬼”一詞因侮辱性太強已被停止使用）。
逼仄如公廁一樣的黑人專用餐廳。
在“人人生而平等”被寫入憲法的美國，為什麼這些歧視性法條，在當時能公然通過州議會表決，成為正式法律呢？
因為表面上，《吉姆克勞法》依然宣稱自己“雖然隔離但是平等”，沒有違背憲法精神。
那麼所謂的“平等”到底體現在什麼地方？
一是在公共資源上，既設立白人專用設施，也設立黑人專用設施。二是在某些定罪上，白人打破隔離同樣犯法。
偶爾，動物園有幾天會向黑人開放，這時白人便不得入內。
但實際上，“隔離但平等”當然只是一紙空談。越是高級的資源，越是缺乏相對應的黑人設施，即便存在，條件也遠不如白人的優越。
其中最為致命的，是醫療種族主義。
1931年，一位有非洲血統的美國老人出了車禍。由於膚色較淺，他被所有人都錯認成了白人，並被立馬送入了亞特蘭大醫院的豪華大樓。
可是當膚色較深的家人前來找他，醫院員工迅速意識到自己“犯了個大錯”，於是像處理垃圾一樣，將病人從檢查臺硬生生地拖到了破舊的黑人病房。
那裡也變成了他人生的最後一站。
1954年之前，美國南部法律明文規定，黑人兒童不得在白人學校上學。圖為一群黑人學生被白人學校拒絕入學後，在家自己讀書。
在吉姆克勞法統治下，種族融合成為了最令主流白人恐懼的東西。
1906年4月的一個夜晚，密蘇里州的兩名非洲裔美國男子，因性侵指控被警方收押。
儘管兩人都有僱主提供的不在場證明，但憤怒的白人暴徒強行闖進男子的牢房，把兩名尚未定罪的嫌疑犯拖到城鎮廣場，在數千人面前實施了絞刑，並燒燬了屍體。
1930年，印第安納州的黑人青年Thomas Shipp和Abram Smith，同樣是因為強姦指控，而遭到私刑絞死。Lawrence Beitler / 攝
報紙上大肆招搖的私刑預告寫著：“John Hartfield將在今天下午5點被私刑處死。”
最令人驚恐的是普通人接受私刑的程度。整個場面彷彿是一場節日慶典，許多家庭聚集在一起，母親和父親，甚至帶著他們最小的孩子。
結束時，行刑者還將兩名無辜青年的身體部位作為紀念品，分發給人群。
不幸的是，這種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並非孤例。
根據2015年的《美國私刑情況報告》，1877年至1950年期間，約有4075名非裔美國人在12個南部州被私刑處死。
黑人旅行者的保命聖經
電影裡，當司機託尼收到僱主給的《綠皮書》，他對這本小冊子聞所未聞。
這也是自然，因為對白人來說，那正是公路旅行的黃金時代，幾乎不需要任何準備，就能在象徵著自由與開放的“66號公路”完成夢幻之旅。
但他不知道的是，這本小小的冊子卻是黑人旅行者必備的“保命指南”。
因為所謂的自由與開放，都是隻針對白人。光是“66號公路”沿線的89個縣中，就有44個“日落城鎮”，幾乎每公里都是一個雷區。
不同版本的《綠皮書》。
在黑人生存危機四伏的情況下，《綠皮書》的誕生幾乎成為了一種歷史必然。
1930年代，越來越多的黑人駕駛員開始在美國開車長途旅行。
但是他們很快發現，“有車一族”雖然能逃離公共交通的歧視，可是一旦來到陌生城鎮，找一間“Black Only”的廁所，都是一個概率捉摸不定的難題。
為了避免被羞辱，黑人旅行者往往只能靠自己。
他們會把汽車的行李箱塞滿了食物、毯子、飲用水，進階一點的還有便攜式廁所、洗澡桶和備用汽油，以防白人加油站拒絕服務。
與汽車合影的美國黑人中產女孩們。
這種情況延續到1936年，紐約的郵政工人維克多·格林（Victor Green）覺得這樣下去不行。
在那個沒有外賣小哥的時代，郵遞員是最知道哪家有素質、哪家不歧視黑人的人群。
於是，他根據自己和郵局黑人同事們的經歷，出版了第一本《黑人駕駛員綠皮書》。
這本《綠皮書》只有短短15頁，包含了大紐約地區歡迎黑人的各類生活設施。由於旅店十分有限，還列出了歡迎黑人借宿的私人住宅，相當於上世紀的Airbnb。
拉斯維加斯第一家跨種族酒店和賭場。
這本指南一經發行，就迅速成為黑人旅行者的必需品。
第一批用上綠皮書的用戶很快寄來了更多的信息，推薦自己地區的旅店或者自家開的餐廳。這些用戶推薦的信息，經過《綠皮書》工作人員確認後，又被不斷加入書中。
從1936年的初版起，《綠皮書》每年更新一個版本，範圍迅速從大紐約地區，擴展到全美和其他國際旅行地，等到1966年的最後一個版本，已經擴展到99頁。
書上包括餐廳、旅館、加油站、理髮店、裁縫店、夜店等各類信息。不止讓你活下去，還希望你玩得開心。
《綠皮書》的創始人格林希望，如果更多先富起來的黑人精英開車上路，也許白人企業主就會發現黑人的巨大消費潛力，進而轉變對黑人群體的看法。
但現實往往是殘酷的，“有車的黑人”帶來了新的問題。
1948年，社會學家查爾斯·約翰遜發現，白人司機如果發現黑人開的車比自己好，有時會故意損壞它們，好讓黑人司機回到“他們的位置”。
同時，白人們為了給“黑人開了好車”這件事一個解釋，還發明瞭一種刻板印象，怪政府社會福利太高，才讓“頹廢的黑人單身母親”開上了凱迪拉克。
他們寧願相信可疑的“福利說”，也不願意相信，一部分黑人已經不再貧窮。
攝影師拍攝了繁榮的黑人中產社區，來挑戰種族主義思想。Hugh Mangum / 攝
為了應對這種刻板印象，一些黑人只得放棄了豪車，故意開一輛舊車，以防止被人找茬。
還有一個常用招數是假裝司機。如果全家度假期間被警察攔截，有經驗的黑人父親可能會一秒入戲，稱自己是為某個白人工作的司機，正在送僱主的女僕一家回家（自己的妻子孩子），同時掏出早已準備好的司機帽。
1956年，從紐約到西雅圖的推薦旅行路線是這樣的。來源：《綠皮書》路線生成器 / NYPL Labs
不過，矇混過關的前提依然是沒有駛入“日落城鎮”。
藝術家Paula Wynter仍然記得躲警察的童年陰影。1950年代的一個夜晚，全家在美國南部的北卡萊羅納州趕路時，一個地方治安警察經過他們後，突然急轉彎回來追趕。
她爸爸情急之下把車開到樹叢裡，熄了車燈，全家就這麼一直在車裡坐到了日出，看著警察的車燈在不遠處來來回回掃過。
美國人甚至給這種歧視性執法發明了專有名詞 —— “黑駕”（driving while black），這個詞與酒駕（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相對應，意味著只要是黑人開車，就容易被警方找茬，這一點直到90年代也依然是如此。
有一天，我們將能隨心所欲地去任何地方
等到電影主人公唐·謝利和託尼·利普在1962年踏上南部巡演的旅程，《綠皮書》已經出版了24年。
在此期間，黑人對《吉姆克勞法》的反抗從未間斷。
突破首先是在教育領域發生的。
開端只是一件小事。1950年開學季，7歲的黑人小女孩琳達·布朗要上小學三年級了。她家附近就有一所白人小學，但是因為種族隔離，她每天都要走過21條街，去很遠的學校。
這一年，琳達的爸爸太心疼女兒，於是到白人學校請求入學，卻被教育局以種族隔離為理由拒絕了。
於是，琳達的爸爸終於忍無可忍，聯合多名家長提起集體訴訟，要求學校廢除種族隔離。
1960年新奧爾良小學解除種族隔離後，6歲的女孩Ruby Bridges在美國法警陪同下放學。她是第一個在當地進入白人學校的非裔美國孩子。
他們求助的律師，是最傑出的黑人民權律師，後來成為了美國首位非洲裔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瑟古德·馬歇爾。
為了論證“隔離不可能帶來平等”，他們提供了心理學家對兒童的大量測試結果。比如一項研究，測試了黑人兒童面對不同種族樣貌的娃娃會如何選擇。結果顯示，黑人兒童沒有選擇和自己更像的黑人娃娃，反而毫不猶豫地選了白人娃娃。這些孩子從小就已經相信，“白色才是更好的顏色”。
到了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為改變美國在國際上的形象，終於就案件作出了歷史性判決：公立學校實行的種族隔離教育是不平等的，違反《憲法第14條修正案》。
1958年6月16日，阿肯色州小石城，15歲的黑人男孩約翰尼·格雷揮拳打向一名白人學生。當時他和妹妹瑪麗在去隔離學校上學的路上，可是兩個白人男孩命令他們離開人行道。
如此一來，所有奉行“隔離但平等”的法規，都失去了法律上的合法性，如多米諾骨牌一般被陸續廢除。
但是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雖然根據最高法院的判決，全國學校都應該陸續開始取消隔離，但是南方各州仍在頑固地抵抗。
1956年，一群暴徒圍攻路過的黑人車輛，以抗議克林頓高中取消種族隔離政策。
1960年11月15日，威廉·弗蘭茲小學接收了三名黑人學生的第二天，一群母親帶著孩子抗議種族隔離的取消。白人男孩手舉標語：“我聖誕節只想要一所幹淨的白人學校。”
1957年，在南部的阿肯色州小石城，地方法院根據“布朗案”的結果宣佈，該市的中學應接納9名黑人孩子入學。
結果一經公佈，就遭到了“白人至上者”的激烈反彈。
1957年，阿肯色州中央高中近75名學生抗議學校種族融合。一個黑人造型的人偶被他們吊在樹上毆打。
騷亂終於驚動了中央。時任總統艾森豪威爾總統派遣部隊，端著步槍護送黑人學生，才終於讓他們跨過了普通人鑄就的種族界限。
除了教育領域的進步，其他領域的抗議也在同時發生。
50年代，蒙哥馬利的一位黑人婦女因為拒絕為白人讓座而被捕。
為了聲援她，初露頭角的馬丁·路德·金領導了全城5萬黑人參加“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他認為，真正的抵抗，是用愛的力量勇敢地面對邪惡，因為暴力只會讓仇恨更加猖獗，而有尊嚴地不合作，卻會讓反對派對自己的陰暗無地自容。
罷乘公共汽車一年後，汽車公司終於迫於壓力取消了隔離。
1955年2月22日，羅莎·派克拒絕在公交車上給白人讓座，因違反種族隔離法被警方逮捕。
同樣是在他的號召下，60年代，四名黑人學生在白人咖啡店遭到拒絕後，決定在店裡靜坐直到關門。
第二天，他們又來靜坐了，和他們一起的還有其他校園的20多名黑人學生。
第三天，人數超過了60個，甚至有白人也加入了。
很快，運動蔓延到其他南方城市，大規模抵制活動使這家連鎖咖啡店銷售額減少了三分之一，迫使經理宣佈從此放棄種族隔離政策。
再往後，這種無聲的抗議方式席捲了全國。在劇院、遊樂場、圖書館，都能見到黑人日復一日佔座的身影。
1958年，大衛·伊索姆打破隔離，走進了公共遊泳池，結果泳池很快被官方關閉。
實際上，《綠皮書》的努力也從未停止。歷史學家認為，那上面列出的每個黑人經營的企業，都代表了黑人經濟的崛起。而其中一部分收入，最終被用作了政治平等運動。
黑人企業家用他們攢的錢，從監獄裡保釋出參加民權運動的抗議者，為“非暴力不合作”的組織提供運行資金，還贊助了人們去參加大型抗議的交通費。
儘管綠皮書從未具有明確的政治性，但它的確見證了黑人自由鬥爭的經濟基礎。
黑人抗議者舉牌：“給我們美國人的權利。”白人則舉牌：“黑鬼滾回家。”
《綠皮書》的創始人格林於1960年去世。那一年，民權運動已經進入了白熱化階段，時代正在迅速變化。
在《綠皮書》誕生之初，整個美國只有44%的人，反對在交通工具實行種族隔離，而到1963年，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了78%。
同年，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館發表了“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
就在一年後，美國通過《民權法案》，標誌著種族隔離政策逐漸走到終點。
而《綠皮書》也終於完成了自己光榮的使命，從歷史舞臺謝幕。
一切都如同格林在《綠皮書》1949年版前言中，所盼望的那一天：
“在不久將來的某一天，這本指南將不再需要出版。那時候，我們這個種族將在美國享有平等權利。對我們來說，暫停出版的那天將是美好的，因為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而不會感到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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