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候想當聖賢和現在想當科學家，
也沒什麼區別；
那個時候沒事就氣先生和現在氣老師，
也沒什麼區別；
那個時候懷才不遇比現在懷才不遇更慘，
因為要挨權臣的板子。
他最終成為了聖賢，
也許因為他的折騰永無止境，
也許因為他的目標從未變過。
王陽明，一個最不一樣的聖賢。」
（全文共2569字，閱讀本文約6分鐘）
在還未成為“王陽明”時，王守仁並不讓人看好。他成天不是氣父親就是氣先生，時不時冒出一些荒唐言行，只讓人覺得這孩子能順利參加科舉，謀個一官半職，平穩度過此生就是祖上積德了。所以一開始，當他口口聲聲嚷著自己要“做聖賢”時，沒人把他當回事，誰也想不到這個時常把人氣得跳腳的頑劣孩子，還真在走了幾十年的“彎路”後，終歸於聖賢，也成為了後人眼中的聖賢。
何為第一等事？
“聖賢寧有種乎！我要做聖賢！”
“算了，聖賢還是做不得的！”
1472年，王守仁出生在浙江餘姚的一個官宦地主之家，祖上官員不少，但大多官職不高。到了成化年間，王家終於文運昌明瞭，王守仁的父親王華中了狀元，舉家搬到京城。
12歲時，正在私塾裡學習的王守仁向先生提出了一個他思考多日的問題：“何為第一等事？”先生答道：“惟讀書登第耳。”王守仁聞言卻搖了搖頭：“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毫不猶豫地否定了先生的“標準答案”，王守仁給出了自己心中的正確答案，也立下了人生的一個遠大志向——讀書的目的不是考科舉謀官職，而應是做聖賢，這才是天下第一等事。
可做聖賢不是個容易事啊，幾千年來在儒家思想中能被公認為聖賢的不過孔、孟、朱等幾人，一個半大孩子張口就說自己要當聖賢，只會讓人覺得大概是童言無忌吧！父親和先生都對王守仁的想法不屑一顧，勸他不如實際一些，多看幾本書，順利登科入仕，最好能跟父親一樣也當個狀元，光宗耀祖。但在王守仁的思維裡，狀元不過風光一時，遠不如成為聖賢能流芳百世，聖人也不是天生的，我怎麼就不可以成為聖賢？那麼如何成為聖賢呢？王守仁開啟了漫長的探索。幾年後，他在婁諒那裡得到了一個不知正確與否的答覆。
婁諒是明代著名的理學家，在芸閣講學時，聽者上百，門生眾多，王守仁到上饒拜訪他時，他已年近七十。面對王守仁的問題，他微微一笑，給王守仁吃了定心丸：“聖人可學而致之。”沒有嘲諷，沒有不屑，這是王守仁收到的第一個有關聖人是可以後天養成的確切回答，他不由得振奮起來，繼續問：“有何途徑？”婁諒告訴他：“格物致知。”
王守仁自以為窺得成聖成賢的奧妙，興沖沖地趕回家，與一名姓錢的同好之人選中了一片竹林，倆人就開始站在那裡專心致志地“格”。第三日，好友勞神成疾，先行放棄了，到了第七日，王守仁也堅持不住地病倒了。病中，王守仁第一次對朱熹的“格物致知”、對朱熹產生了疑問，同時也動搖了自己“做聖賢”的想法，與好友感嘆大概“聖賢是做不得的”，暫時拋開了原本心目中的“第一等事”，老老實實準備科舉了。
“五溺”之彎路
“他曾醉心於與道士論道，
忘記了成親，
害得大家滿世界地找這個不省心的新郎。”
但王守仁畢竟是王守仁，他的人生就離不開折騰二字。順利通過鄉試，中了舉人後，他沒有像父親預料的那般走上“正軌”，而是先後沉溺於佛道、辭章與兵法。
對於此時的王守仁來說，“做聖賢”依然是個模糊的概念，他既不知做聖賢意味著什麼，也不知道該如何做。不過既然在理學中探索聖賢之道失敗了，還對朱熹產生了質疑，那不如另闢蹊徑，在別的領域嘗試“做聖賢”。
佛道之學王守仁早有涉獵，他曾醉心於與道士論道，忘記了成親，害得大家滿世界地找這個不省心的新郎。也曾學佛參禪，但仍未尋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至於辭章，他是有天賦的，畢竟幼年時就能隨口吟出“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當見山高月更闊”這樣非凡的詩句。1493年第一次會試鎩羽而歸後，他開始全力鑽研辭章，回到家鄉餘姚，在龍泉山寺組織起詩社，終日與文字打交道，結識不少文人，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但他還要繼續折騰，因為有人告訴他，辭章不過“小技”，在這方面是成不了聖賢的，遠不如建功立業有意義。王守仁不由想起了年少時頗有任俠之氣的自己，15歲那年，他來到居庸關，看到關外廣闊的天地，看到草原上策馬奔騰的蒙古騎兵，不僅毫無畏懼，還心生為國效力的豪邁壯志。終於，在第二次會試失敗後，王守仁開始學習兵法與謀略，學習武藝和騎射，重拾“經略四方”的志向。
當然，在這方面，王守仁依然成為了佼佼者，多年後憑著這番本事，蕩賊寇、平叛亂，被明穆宗朱載垕稱為“具撥亂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好在王守仁還是給了父親面子，儘管在其他事務上花費了不少時間與精力，但讀書備考並未落下，第三次會試時終於成功了。這一年他28歲，去了工部，管營造工程，似乎滿腔熱血與文韜武略毫無用武之地。
表面上看，王守仁與其他同經科舉入仕的同僚沒有什麼區別，連他也對自己產生懷疑，覺得自己走了這麼多彎路也沒有探尋到成為聖賢的方法，到頭來不過一介平庸之輩，大概就只能身不由己地在宦海中沉沉浮浮，過完短暫而無趣的一生。但實際上，所有的彎路都不是白走的，他看似沒頭蒼蠅一樣四處碰壁，但他走的每一條路，都目的明確，就是成為聖賢，他熱愛的每一樣東西都不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而是全身心地投入。所以，所有的沉溺與付出，最終都會在一個特定的時刻，帶來回饋與驚喜。
終歸於聖賢
“只要大方向是對的。”
王守仁的至交好友湛甘泉後來在他的墓誌銘上這樣寫道：“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於聖賢之學。”說王守仁曾“五溺”於其他領域，直到正德元年，才歸正到聖賢之學上。湛甘泉與王守仁志同道合，其甘泉學說與王守仁的陽明學說並稱為“王湛”之學，所以湛甘泉是十分了解王守仁的，他提出的“五溺”正是王守仁一生學術的脈絡走向。
那麼，正德元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讓王陽明再次回到了聖賢之學上呢？
明孝宗朱祐樘去世後，朱厚照即位，改元正德，是為武宗。即位後的朱厚照，不顧劉健、謝遷等顧命大臣的勸誡，終日貪玩享樂，不理朝政，而深得他寵幸的、以宦官劉瑾為首的“八虎”趁機干政，把朝野上下搞得烏煙瘴氣。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劉健、謝遷奏請誅殺劉瑾，朱厚照不納，二人只得辭官致仕。朝中大小官員對此不滿，紛紛上書挽留，劉瑾將上書的人一個個抓來施以廷杖，而其中有個人尤其讓他氣憤，那就是王守仁。因為王守仁不僅上書，還將劉瑾稱為“權奸”，除了被廷杖四十，他面臨的還有貶謫。
一路上逃過了劉瑾的暗殺，經歷了內心搖擺不定的掙扎，王守仁終於來到了當時遠在貴州瘴夷之地的龍場驛站，開始了為期兩年的驛丞工作。一開始必然是痛苦的，甚至連個像樣的庇身之所都沒有。人生的辱與失和身處險惡環境的不安讓王守仁陷入了迷茫，對生存和生命提出了疑問。他時常問自己，如果是聖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會怎麼想、怎麼做？格物致知，格物窮理，那麼理又在哪裡？
終於有一天，王守仁在龍場頓悟了，“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王守仁終於明白了，聖人之道在於心，“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就在這一刻，王守仁的心學橫空出世，逐漸成為一門影響巨大的學說。後來，他築室於會稽山陽明洞，時常在那裡講學，開始自號陽明子，而世人尊稱一聲“陽明先生”，其心學也被稱為“陽明心學”。自此，王守仁蛻變成了“王陽明”。
有人認為，王守仁宗教般的“頓悟”帶有強烈的神秘主義色彩，甚至將他的頓悟神化，與佛陀開悟聯繫在一起。
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王守仁如何折騰，他走過的所有彎路，都沒有偏離他從一開始就立下的“做聖賢”的方向，他學到的所有“歪門邪道”，最終都是他成就自己“聖賢之學”的力量源泉。而人們之所以推崇王守仁，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這些“歪門邪道”讓他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聖賢”。
撰文 / 枕星子
審核 / 馮彬
視覺 /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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