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魏州走出的政治家——魏徵
◇ 蔣林魁
一
魏徵（580—643年），字玄成，唐魏州（今大名）曲城（館陶縣）人，唐初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曾任諫議大夫、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貞觀十七年正月十七日（643年2月11日）病卒於任上，諡文貞。以直諫敢言著稱，是中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諫臣。著有《隋書》序論、《梁書》《陳書》《齊書》的總論等。其言論多見於《貞觀政要》，其中最著名，並流傳下來的諫文表為《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從小喪失父母，家境貧寒，但喜愛讀書，不理家業，曾出家當過道士，後又在武陽郡（治今大名）任掌書記，即負責文案工作。他第一個工作崗位就是在大名。隋末，天下大亂，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李密、翟讓領導的瓦崗軍，麾下有秦瓊、程知節、徐世績、羅成等眾多能臣武將，因此迅速佔據大片土地，在反隋農民起義中，瓦崗軍氣勢最大。魏徵分析天下形勢，隋朝的武陽郡，處於瓦崗軍與夏王竇建德兩大勢力中間，活動空間狹小，十分被動，為了避免被滅掉的命運，便極力勸說武陽郡守將元寶藏歸附瓦崗軍，才是上策。
武陽郡丞元寶藏採納了魏徵的計策，毅然舉兵以郡降李密，被李密任命為上柱國，仍守武陽郡，李密遂有武陽郡之地，從而也成就了他起義軍盟主的地位。元寶藏使其掌書記魏徵寫書信致謝李密，且請把武陽郡改為魏州，李密遂改武陽郡為魏州。李密每次得到元寶藏的書信，總稱讚寫得好，後來聽說是魏徵寫的，馬上把他召來。自從魏徵參加瓦崗農民起義軍後，一直積極參與謀劃，他上書向李密獻策，提出“西取魏郡(今河北臨漳)，南取黎陽倉(今河南浚縣)”的主張。李密採納其建議，瓦崗軍很快奪取了黎陽倉，連同以前奪取的洛口倉、回洛倉，隋在中原的三大糧倉，已全部被瓦崗軍控制。這樣，就使隋軍陷入缺糧的困境，自然也解決了起義軍的糧食供給問題，加之他們開倉賑濟，又擴大了瓦崗軍的影響，壯大了起義隊伍，河南、河北南部一帶的起義軍大多歸附了瓦崗軍。李密非常欣賞魏徵，就召他為行軍元帥府的文學參軍，主管軍中文書。隋大業十三年(617年）二月，翟讓推薦李密稱魏國公於洛口（今鞏義），魏國建立，改元永平。李密因佔有魏州之地才稱為魏國公。
隋煬帝死在江都的訊息傳到東都洛陽，太府卿元文都、王世充等人便擁立越王楊侗為帝，建元皇泰。不久，宇文化及率大軍西還，已兵渡黃河，佔據了黎陽的消息傳到洛陽，小朝廷上下甚為震驚惶恐。於是就採用“引虎鬥狼，兩敗俱傷，坐收漁利”的計謀，奏請皇泰帝楊侗下詔招撫了瓦崗寨義軍首領李密，拜李密為太尉、尚書令，封魏國公，令他先率軍攻打宇文化及，待剿滅叛軍後，便入朝輔政。大業十四年七月，李密率軍在黎陽童山下大戰宇文化及，大敗宇文軍，而自身也遭到重創。
李密志大才疏，又剛愎自用，魏徵曾給李密獻上十大計策，以壯大瓦崗寨，但李密聽而不用。後來王世充連續兩次被李密擊敗。大業十四年（公元618年）九月，魏徵又向李密獻計，暫時不需要跟敵人決戰，以逸待勞，敵人彈盡糧絕之時再出擊，就會大獲全勝，又不被採納。魏徵此計若被李密採納，定會改寫隋唐間的歷史。李密與王世充一戰失利，率軍三萬投唐，被封為邢國公。亦不得意，復叛逃東奔，十一月被李世民殺死，年僅37歲。
魏徵隨李密降唐，久不見用，自願去安撫山東地區，詔準後，被提拔為秘書丞，乘驛馳至黎陽。當時，徐世績還在為李密守黎陽，全統李密舊境，東至大海，南至長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兵馬實力不可小覷，再加徐世績是著名軍事家，能征慣戰，真和唐軍打起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無論雙方誰輸誰贏，士兵肯定死傷無數，白骨成山。魏徵審時度勢，正確分析天下形勢後寫信給他說：“當初魏公由叛逆者而起兵，振臂大呼，四方響應，有部下數十萬，勢力所及半個中國，然而，一失敗就再也振作不起來，最後終於歸附唐朝，因此知道天命已有所屬。現今您處於兵家必爭之地，如果自己不及早謀劃，那麼大事就會無可挽回！”徐世績得到信，終於定計歸附唐朝，並開倉發糧，贈給唐淮安王李神通的軍隊。同時，魏徵再次不失時機地說服魏州守將元寶藏，元寶藏也再次採納了魏徵的正確判斷，毅然將府庫、軍兵、戶籍分別造冊，率魏州全境，歸順了唐朝，為唐朝的統一做出了極大貢獻。魏徵用嫻熟的統戰思想，成功完成了他的招撫大業。魏州人民再次避免了一場大的刀兵之燹，魏徵之功莫大焉。後來，魏州人民為了紀念魏徵的兩大功績，在大街雙臺一代的宋城與艾家口一帶的明城內，都建有魏鄭公祠；明朝建三賢祠，在大名府文廟東，祀唐代魏徵、狄仁傑，宋代韓琦。魏徵之名依然在上，永享魏州人民的香火，千載不斷。
二
魏徵鑑於隋末人口流亡、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的事實，力勸太宗偃革興文，實行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休養生息政策，表現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即高超的統戰理論。太宗即位初，曾與群臣談及教化百姓之事。太宗認為大亂之後，恐怕難以教化。魏徵則認為：“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他舉例說，猶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一樣。他還批駁大臣封德彝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的說法，認為商湯滅夏桀，周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他又進一步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魏徵堅持歷史進化論的觀點，是積極可取的。太宗採納了魏徵的建議，制定了經國治世的基本國策，對於貞觀之治有著深遠的影響。
魏徵還提出了以靜為化之本的施政方針。他認為隋朝雖然府庫充實，兵戈強盛，但由於“甲兵屢動，徭役不息”，最後雖富強而喪敗，其原因就是因為“動”。在大亂之後，百姓疲敝，人心思治，當以安靜為本，“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 這又何嘗不是以統戰的思想，協助唐中央政府工作也。
貞觀六年，群臣都請求太宗去泰山封禪。藉以炫耀功德和國家富強，只有魏徵表示反對。唐太宗覺得奇怪，便向魏徵問道：“你不主張進行封禪，是不是認為我的功勞不高、德行不尊、中國未安、四夷未服、年穀未豐、祥瑞未至嗎？”魏徵回答說：“陛下雖有以上六德，但自從隋末天下大亂以來，直到現在，戶口並未恢復，倉庫尚為空虛，而車駕東巡，千騎萬乘，耗費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況且陛下封禪，必然萬國鹹集，遠夷君長也要扈從。而如今中原一帶，人煙稀少，灌木叢生，萬國使者和遠夷君長看到中國如此虛弱，豈不產生輕視之心？如果賞賜不周，就不會滿足這些遠人的慾望；免除賦役，也遠遠不能報償百姓的破費。如此僅圖虛名而受實害的事，陛下為甚麼要幹呢？”不久，正逢中原數州暴發了洪水，封禪之事從此停止。
太宗在位既久，忘記了儉約的作風。貞觀十一年（637年），他東巡洛陽，住在顯仁宮，因州縣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譴責。魏徵認為這是漸生奢侈之風的危險信號，於是馬上給他敲一下警鐘：“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方此寧有足耶?”之後，魏徵又上疏，表示“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鑑，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這是魏徵反腐倡廉的堅定做法。
魏徵的“偃革興文”的政治思想是符合唐初國情民意的，有利於醫治隋末戰亂的創傷，促進了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國威遠揚。太宗頗有感慨地對宰臣長孫無忌說：“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懾四夷，遠人自服。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安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驛，相望於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此即魏徵的邦國之間的統戰之術，得到了很好的運用。
三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說：“何謂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舉了歷史上的唐、虞，“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不塞聽與迷惑；秦二世、梁武帝、隋煬帝偏聽偏信，致天下潰敗而不自知，於是他結論說：“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可見，兼聽納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這和他的“致化”思想是相一致的。魏徵主張君主兼聽納下，有利於君主聽取臣下的正確意見，以克服君主的主觀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宮，視聽不能及遠，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難了解社會實際。因此，魏徵奏言太宗：“陛下身居九重，細事不可親見，臣作股肱耳，非問無由得知”。在魏徵看來，只有兼聽納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於被“壅蔽”。這是克服帝王獨斷專行的作風、減少失誤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這一思想。貞觀四年，太宗曾對侍臣說：“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劃，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
魏徵認為，開國之初，君主往往能兼聽廣納，但很難堅持始終。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他向太宗表明了這種思想。他說：“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惡聞正諫。”諷勸太宗要善始善終。
魏徵從治亂得失的比較中，提出的君主要“兼聽納下”的政治思想對於調整君臣關係也起了積極作用。在封建專制的時代，君臣關係處於既統一又對立之中。魏徵在奏疏中引用了孟子的話說：“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仇。”他主張君主對大臣要誠信不疑，如“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這樣“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治矣”。因此，君主對於臣下的信任是至為重要的。
唐太宗在實踐中推行了兼聽納下的思想，調整了君臣關係，改變了帝王傳統的孤家寡人做法，臣下對朝廷施政中的失誤之處上書規諫，糾繆補缺，匡弼時政。君臣和舟共濟，集思廣益，上下同心，從而開創了貞觀年間諫諍成風的開明政治。
四
在一次奏疏中，魏徵援引了管仲回答齊桓公在用人問題上妨害霸業的五條，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可以說，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參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知人是用人的首要問題。在用人問題上，魏徵特別強調君主的知人。他給太宗上疏說：“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借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魏徵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乂之士，這是“無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決條件。以上所說，時到現在，仍有很好的借鑑作用。
魏徵認為識別人臣的善惡是知人的一個重要內容。貞觀六年，太宗與他談及了“為官擇人”一事，他回答說：“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怎樣才能“審訪其行”呢？就是要注意對官吏的嚴格考察，他說：“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魏徵認為在不同的環境中，觀察人的所作所為，是考核官吏才行的時機。這種做法，正符合現在的考核幹部，用人法則。
在不同的時期，在用人標準上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天下未定之時，一般是“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時，“則非才行兼備不可任也”。他的這一用人思想，是和變化的客觀形勢相適應的，也是可取的。
五
賞罰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個內容。他在奏疏中，曾深入地談論過這一問題，他說：“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魏徵的這一奏疏，正符合習主席的執政大法，中央巡視組的精神。
六
魏徵在與唐太宗等人討論創業與守業之難時說：“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敝，恆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這裡，雖然魏徵對披堅執銳、出入生死的創業之難估計不足，但分析守成之難卻是鞭辟入裡的。魏徵認為，要守成帝業，使國家長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他認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是由於帝王忘乎所以，無心政治，因而導致了國家的危亡與覆滅，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時刻保持著高度的警覺。
貞觀十二年（638年），魏徵看到唐太宗逐漸怠惰，懶於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 《十漸不克終疏》，列舉了唐太宗執政初到當前為政態度的十個變化。疏中列舉了太宗搜求珍玩、縱慾以勞役百姓、暱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頻事遊獵、無事興兵、使百姓疲於徭役等不克終十漸，批評了太宗的驕滿情緒，再次提醒他慎終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後，欣然接納，並對他說：“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遂賜黃金十斤、馬二匹。他還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此段正是習主席的講話精神，反腐倡廉時刻在路上，時時警醒。
七
唐代大臣皇甫德參給唐太宗寫了一份意見書，上面批評了三件事：“修洛陽宮是勞民傷財；收地租是加重百姓負擔；民間女子梳高髻的時髦習俗，是受了皇宮嬪妃的習染。希望陛下能夠採取措施，制止和改變這種現象。”
唐太宗接到上書後很不悅，發火道：“皇甫德參的用意是不讓國家使用一個勞役，不讓收一粒糧食的租稅，不讓宮中的人留頭髮!”並打算對皇甫德參嚴加處罰。
魏徵看穿太宗的心思，上前勸道：“自古以來，凡是上書的人，大多數都言詞激烈，切中要害，不這樣就不能打動皇帝的心。言詞激烈，看起來好像是誹謗，其實用心是善良的。即使是狂夫之言，有德行的皇帝也不能置之不理，應當聽一聽，取它正確的一面，拋棄不正確的一面。陛下千萬要慎重從事，萬不可因一時的偏見，感情用事，隨便處置一個勇於提尖銳意見的人。否則以後還有誰敢在您的面前大膽直言呢?” 魏徵的話使太宗心服口服，他檢討了自己的錯誤看法，不但沒有處分皇甫德參，反而還重重賞賜了他。這一段也正合毛主席提出的要多聽聽不同意見。
八
唐太宗曾經問：“開創事業與保持基業哪一樣更難？”房玄齡說：“開始時各路好漢起事於草莽，群雄競相角逐，攻破陣地迫使敵人投降，苦戰獲勝才平定天下，創業就是難啊！”魏徵說：“王業的興起，必然是趁天下衰亂，推翻了昏庸的暴君，創業恐怕是天意授予和別人給予的機會罷了。既已得到天下，就會安於驕奢逸樂。人民想清靜，徭役去毒害他們；百姓正在疲憊，聚斂盤剝去困擾他們。國家由此就衰落，所以守業就是難啊！”太宗說：“玄齡跟隨我平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就看見創業的艱難。魏徵跟隨我安定天下，生怕富貴後驕奢起來，驕奢就會懶惰，懶散怠惰就會亡國，看到了守業的不容易。但是創業的不易，已經成為過去了；而守業的艱難，正是要與諸公謹慎對待啊！”以辯證法規勸唐太宗，使天下安定，正是統戰思想的最高境界。
魏徵進諫，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數量多多。魏徵向唐太宗進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前後二百餘事”，數十萬言。二、質量上乘。魏徵諫言無論疏文、談話，觀點鮮明，文辭犀利，具有很強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一般都能使唐太宗折服或猛醒，從而達到進諫的目的。“載舟覆舟、所宜深慎”，“民為邦本、本固國寧”等已成為中國廣大民眾使用頻率很高的經典詞彙。三、諫技高超。魏徵以敢於直諫而聞名於世，但也不是不講方式方法，一味地頂撞和冒犯皇帝。在長達十七年的漫長歲月中，魏徵之所以屢諫屢勝，而唐太宗能夠言聽計從，與魏徵善於進諫，能把道理講清說透有很大關係。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孟憲實副教授在做客“百家講壇”時講，魏徵進諫，寓貶於褒，有理有節，善於因勢利導，常常運用表揚的方式達到幫助皇帝改正缺點、錯誤的目的。
歷史是一面鏡子，既可反觀過去，又能映照未來！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同志把進京執政比作“趕考”，向全黨莊嚴地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適時提出了“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的著名論斷。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黨中央曾把魏徵《諫太宗十思疏》印發全黨學習借鑑。教育部將其作為首選篇目，編進了中學語文課本。2007年，胡錦濤總書記在中紀委第七次全會上指出：各級黨委都要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切實把加強領導幹部作風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下決心抓緊、抓實、抓出成效。只有這樣，才能擔當起振興中華的光榮使命。
九
魏徵平素為官清正，生活簡樸，以至家無正堂。太宗下令停止營造小殿，用其木材為魏徵建造正堂。建成後，又根據魏徵的好尚，賜給他素屏風、素被褥、幾、杖等家物。
貞觀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徵病情惡化，太宗命一中郎將住在他家中，及時通報病情，所賜藥膳無數，中使相望於道。太宗與太子兩次親臨病榻看望，並許將衡山公主下嫁給他兒子叔玉。十七日，魏徵病卒。時年六十四歲。贈司空、相州都督，諡曰文貞，陪葬昭陵。安葬時，其妻裴氏遵照魏徵的夙願，以布車載著靈柩。太宗悲慟之極，登苑西樓望喪痛哭，還詔令百官送喪至郊外。並親自撰寫碑文，親筆書寫。他思念魏徵不已，對侍臣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太宗論定功臣，魏徵得以圖像掛於凌煙閣。
魏徵是唐初卓越的政治家，他剛正不阿，素以有膽有識、犯顏直諫而著稱，輔弼唐太宗撥亂反正，以成貞觀之治。史家曾給予他很高的評價，說他“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移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這並非是諛美之辭。魏徵的名字與貞觀之治將同垂於青史。這不正是我們共產黨的幹部，所要求的嗎？
十
魏徵以嫻熟靈活穩健的統戰手段與方法，運用到了極致，古人云：“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句話既是戰略家運用戰術的最高境界，更是統戰工作者的最高追求目標。為什麼這樣說，擁有百萬雄師，打了個漂亮仗，贏得了戰役，但殺敵一千，自損八百，毋庸置疑，是每個軍事家、謀略家皆所深知的道理。仗是打勝了，敵我雙方的士兵，都是父母所養，無辜的丟掉了性命，誰人不心痛？魏徵成功地運用了統戰手段，既達到了軍事上的目的，又完成了政治目標，關鍵是保全了瓦崗軍與大唐軍隊雙方無數的士兵生命，成就了百萬家庭，免去了失子喪夫的厄運。這些士兵以後都成了大唐盛世的建設者，這既是說魏徵的統戰工作做到了位，所達到的效果，遠比百萬雄師打勝仗效果好得多。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並不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軍事家所追求的真正目標。
統戰工作自古以來，就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和政治、軍事三位一體的，三者既分工又合作，是相輔相成的，完美地統一在一起。
魏徵的統戰思想，從亂世開國，到太平治世，一貫始終，後來成為唐太宗李世民的一面治世明鏡，凌煙閣二十四功臣的第三名。他是從魏州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更是一位天才的統戰工作者。
摘自《煌煌魏州》
閱讀更多 方誌邯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