搪瓷，曾經是中國人在上世紀80年代的日常生活記憶中揮不去的重要組成部分。曾幾何時，家裡的臉盆、牙缸、燈罩、飯碗都是搪瓷製品。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邁入21世紀之後，搪瓷製品像聽到了集結號一樣，“嗖”的一下全體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現如今，要找搪瓷製品，首先想到的就是各大城市爭相新建的那些文化創意園或商業街，不過裡面兜售的搪瓷製品已經不是日用品了，而是一種象徵集體記憶的文化符號。
作為文化符號的搪瓷商品
說起搪瓷工藝，大部分人第一時間會與那些常用的日用品聯繫起來，殊不知在1956年中國製定搪瓷製品標準之前，人們將搪瓷這種工藝稱為“琺琅”。也就是說，所謂搪瓷，指的是金屬外面的那層類似“釉”一樣的東西，無論是金、銀、銅、鐵、鋼、瓷質的各種胎體，只要外層用這種“無機玻璃質材料”包裹，都可以叫做搪瓷。更重要的是，搪瓷早年間的叫法就是工藝品中常提到的那個琺琅。名字一變，立刻高大上起來了。難怪古人說：名不正言不順。講搪瓷還得先從琺琅開始。
阿拉伯人帶來的銅胎掐絲琺琅
有的書裡說，琺琅這種工藝最早起源於古埃及，後來在隋唐時期傳入中國。不過，琺琅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被後人所重視，應該是從元代開始的。元朝人有首詩《大食瓶》：“西南有大食，國自波斯傳。……素瓶一二尺，金碧燦相鮮。晶瑩龍宮獻，錯落鬼斧鐫。粟紋起點綴，花穟蟠蜿蜒”，說的就是阿拉伯人制作的掐絲琺琅彩瓶。
所謂掐絲琺琅，就是用細而薄的金屬絲或者金屬片焊或者粘在胎體上，組成美麗的圖案，再像小時候玩的填圖遊戲一樣，用各種顏色的琺琅釉料把圖案填滿。之後再經過多次焙燒、磨光、鍍金形成最後的成品。
在元代，蒙古人統治的地區橫跨歐亞大陸，他們在西征的過程中，每每使用大屠殺的手段，而得以倖免的只有一些工匠藝人。“惟匠得免”的政策也被堂而皇之地寫在元朝的典章制度中。在征服如今阿拉伯地區的大食國的時候，元朝軍隊收羅了很多善於製作掐絲琺琅工藝的阿拉伯匠人，並把他們派到軍隊裡服役。於是掐絲琺琅彩的製作工藝就流傳到了中國。
一種說法認為，跟隨蒙古軍隊在雲南征戰的阿拉伯琺琅匠人在當地收了徒弟，而云南徒弟學會了以後，跑到京城去討生活時才把這門手藝傳到了中原地區。不過元代的琺琅工藝只是起始階段，琺琅彩繪制技法並未普及，傳世作品也少。
元末掐絲琺琅象耳爐
真正為世人熟知的掐絲琺琅彩藝術，當屬明代的景泰藍。明成祖的時候，“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將中外交流推向高潮，同時對我國的工藝美術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阿拉伯工匠直接來到中國，指導甚至參與了掐絲琺琅器的製造。
外國的師傅來了，技術當然比雲南徒弟要好得多了。當時主流的做法是在銅製的胎體上製作琺琅彩器皿。明代景泰年間，這種工藝在藝術手法、製作技術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提高，宮廷內的御用監還有專門的作坊。因為是景泰年間，而且做出來的東西大多是以藍為底色的，於是用這種工藝製作出來的器皿就被叫做“景泰藍”。
可是當時直接在瓷器上作畫的釉上彩工藝已經很發達了，為什麼還要在銅器上採用掐絲琺琅上釉的複雜工藝呢？那是因為釉上彩在燒製過程中，色彩容易暈散，不像掐絲琺琅工藝可以保證顏色精確；同時銅器封釉具有金屬貴重、堅固的特點，又有類似瓷器晶瑩光滑適用於裝飾的特點，非常符合官家端莊大氣、雍容華貴的審美趨向。
但是，由於景泰藍的釉料都是從西方進口的，價格昂貴，到了明代中後期由於經濟原因，銅胎掐絲琺琅彩的燒製開始停歇，再加上傳統瓷器的著色技法提高，出現了萬曆時期的五彩瓷，以金屬為胎的琺琅彩工藝品一度式微了。
歐洲人帶來了畫琺琅
琺琅工藝在東方慢慢發展的同時，在西方也沒有停下腳步。15世紀中葉，歐洲發明了不用掐絲，而是直接在銅胚胎上燒一層不透明的琺琅釉作底層，而後再用彩色釉料繪畫，入窯燒製的工藝，這被稱為畫琺琅。
15世紀末，法國中西部的裡摩日（Limoges）是歐洲畫琺琅之都。16-17世紀，那裡已經可以生產出世界最精美的彩色琺琅。當時的畫琺琅，除了宗教題材之外，還有世俗的裝飾畫，特別是人物肖像畫，這些大多是當時的歐洲皇室和豪門私人定製的器物。比如畫琺琅大師利莫贊最著名的作品就是1532年臨摹丟勒風格製作的《耶穌受難》組畫，他還遵照亨利二世國王的指示，製作了很多描繪他的情婦迪亞納各種姿勢和表情肖像的畫琺琅作品。
十八世紀歐洲14K金嵌鑽石畫琺琅懷錶
清朝統治中國以後，尤其是康熙皇帝收復了臺灣，廢除海禁，歐洲的金屬胎畫琺琅作為重要的工藝品，跟隨使團、傳教士進入中國，被時人稱為“洋瓷”，這是琺琅工藝第二次傳入中國。
由於康熙皇帝喜歡先進的科學和技術，對歐洲文藝復興影響下的藝術也產生濃厚的興趣。特別是西方繪畫中的透視法、光影效果、體積感和質感、逼真寫實的色彩關係，都讓這位皇帝感到特別新鮮。歐洲傳來的畫琺琅，一下就受到了皇帝的寵愛。他馬上下旨命令宮中的造辦處承做，並招攬了多位歐洲畫琺琅的工匠來中國指導。
在中外匠師的共同努力下，宮廷造辦處琺琅作很快就熟練掌握了金屬胎畫琺琅的燒製技術，並且還將這個技術移植到瓷器胎體上，於是產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畫琺琅工藝——瓷胎畫琺琅，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琺琅瓷”。不過，當時為了追求歐洲銅胎畫琺琅的效果，在康熙朝的琺琅彩外壁上大體是不封釉的，摸起來比較生澀。
康熙黃地琺琅彩牡丹紋碗
到了雍正年，皇帝對琺琅彩的燒造更加關心，派怡親王（十三弟允祥）親自主持，琺琅瓷的技術工藝和藝術水準達到了頂峰。一方面是開發了國產的色料，不僅擺脫了此前一直依賴外國進口的局面，甚至研發出了新的顏色。
國產色料發明之前，工匠們必須謹慎使用，燒壞了一件東西都得被上司K得滿頭包，自然也就也不敢大膽試驗。有了國產的顏料，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工藝技術的革新，越來越多的宮廷書畫家參與琺琅彩瓷器的製作，開始繪製大量的花鳥、竹石、山水等圖案，並在畫面空白處題以詩句，配有閒章，進一步推動了西方工藝技藝與中國傳統審美的結合。
另一方面，當時景德鎮御廠已經燒造出“內外皆有釉”的白瓷胎，擺脫了原來歐式“銅質感”的感官印象，琺琅瓷徹底變成了“中國瓷”。在雍正年，之所以琺琅瓷攀上巔峰，還必須提到兩個非常重要的人，一個是年希堯（年羹堯的胞兄），一個是唐英。年希堯向意大利畫家郎世寧學習，寫了一本介紹透視法的書，叫做《視學》，對推動中國畫運用西方科學的透視原理起到了重要作用；唐英則是景德鎮的督陶官，在他的身體力行之下，景德鎮燒出了更加精美的瓷胎。
雍正琺琅彩松竹梅橄欖瓶
乾隆朝基本延續了前朝琺琅瓷的燒造工藝，但卻慢慢走向衰落，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琺琅作的生產大為減少。究其原因，廣州粵海關承製的“廣琺琅”充分發揮了作為當時唯一通商口岸的地域優勢，積極吸收西方工藝的先進成果，“與歐洲同步流行”，不僅技術精湛，而且歐式風格明顯，深受皇室貴族歡迎，反之宮廷琺琅作的工匠整日埋頭揣測皇帝心思，集體創造力反而慢慢消亡了。
其次，琺琅瓷多半是皇室貴族收藏，沒有“出口創匯”，是一項“只出不進”的虧本買賣。乾隆後期經濟發展衰退，長期通貨膨脹，銅料緊張，琺琅作預算緊缺，難以維繫龐大的經費開支，所以到了乾隆末年，整個宮廷琺琅作乾脆關門歇業。
乾隆琺琅彩玉壺春瓶
日本人刺激下中國搪瓷工業
雖然琺琅作為工藝品的階段告一段落，可是作為日用品的時代才剛剛開始。當中國人把畫琺琅升級成琺琅瓷，奉為藏品，西方人卻逐漸將琺琅工藝轉為民用，這個對比不能不令人有些許唏噓。隨著西方工業革命的展開，琺琅製品被普及到西方市民家中，成為尋常的日用品。而後，伴隨著歐洲商品輸出，琺琅製品第三次來到了中國。
根據中國搪瓷協會網站所記載的大事記，光緒四年（1878年），奧地利第一次將搪瓷製品輸入我國，不過當時還不叫搪瓷。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趁歐戰之際，將大量的低質搪瓷製品傾銷我國，同時帶來了“搪瓷”這個從日語轉換過來的詞彙，從此，“琺琅”和“搪瓷”雖然同屬一種工藝，卻被約定俗成地分配到不同的行業上，工藝品叫琺琅，工業日用品叫做搪瓷。
當時日本專門設立了6家工廠，生產專供中國地區的搪瓷製品，我國市場幾乎為日貨獨佔。到了1915年，我國搪瓷製品的輸入以日本為主體（至1929年），每年輸入額佔輸入總額的58%-84%之間。1916年，英國人麥克利（F•H•Mcfregor）在上海閘北顧家灣（現中山北路、恆業路附近）開設廣大工廠，這是洋人在中國創辦的最早的搪瓷廠，製造牌照、口杯、食籃、燈罩等搪瓷製品與日貨競爭，後因經營不善而告失敗。
1917年，留奧學習美術琺琅的中國留學生劉達三與嘉興商人姚慕蓮（他是辛亥後上海民營資本的代表人物之一，還於1915年辦過民營的自來水廠）合資在上海閘北創設中華美術琺琅廠（中華製造琺琅器皿公司），生產面盆和雜件等搪瓷製品。這是中國人自辦的上海首家搪瓷廠，但一年後，因經營虧損而改組。其後日本侵華，抵制日貨運動興起，對保護民族經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上海是中國搪瓷工業的發源地和集中地。
到了1924年，我國搪瓷工廠遍地開花，洋商及華洋合資的搪瓷廠已全部停產，民族搪瓷工業終於形成。之後，中國搪瓷業興旺起來，不僅獨佔中國市場，而且還多次參加各類世界展會，包括後來被叫做“世博會”的萬國博覽會。但好景不長，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許多民營工業或被炮火炸燬，或被強行徵收，或因為貨源斷絕而停產，直到日本投降後才短暫恢復。
搪瓷製品上的政治宣傳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因為搪瓷製品兼顧輕便耐用而且價格低廉的特點，國家大力發展搪瓷日用品工業，上海搪瓷工廠響應號召，到內地設廠，幫助全國搪瓷工業發展，形成了欣欣向榮的局面。
因為搪瓷製品深入千家萬戶，是廣大群眾每天都能用到的東西，所以自然一些政治宣傳和口號也就不斷地在上面出現，讓這些搪瓷製品帶有非常明顯的時代印記。例如，1925年6月，“五卅”事件後，上海益豐搪瓷廠為了不忘國恥，自發特製了“五卅”紀念臉盆，在盆底噴印上“勿忘五卅”字樣，在盆邊噴有“一片冰心盟白水，滿腔熱血矢丹青”的愛國詞句。這應是政治宣傳最早在搪瓷製品上出現的例子了。
和國民政府比起來，新中國對搪瓷製品上的政治宣傳更加重視，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各種不同的口號印在上面，從“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到“打倒一切帝反修”，別的不說，就連我們最熟知的印有牡丹花圖案的臉盆，當時也被叫做“勝利式”。
一直以來，搪瓷製品可以說是供銷兩旺的，不僅在國內，甚至在國外都有大量的訂單。可是為什麼進入新世紀之後，這些東西會突然間集體消失呢？
這是因為一方面，隨著我國工業水平的不斷提高，價格低廉的瓷器、金屬等製品湧入，對搪瓷製品獨霸日用品市場的局面帶來了衝擊，而老牌搪瓷工廠也深陷困境，相互廝殺。更重要的是，搪瓷製品生產過程中的酸洗工藝，會使大量的重金屬廢水排入江河，對環境帶來極大的汙染。
琺琅或者說搪瓷，在中國的發展一直伴隨著外國的影響和刺激。事到如今，我國的搪瓷業者除了製作一些不著調的面盆牙杯，放在旅遊景區和文化創意園內供人“瞻仰”外，恐怕還得將眼光瞄向海外。因為外國搪瓷業已經將搪瓷工業用於有毒管道塗裝、建築外牆等高新技術領域，看來我們還得需要一趟“西天取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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