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臺後，美國通過一系列“挺臺”法案，去年就有“臺灣旅行法”和“亞洲再保證倡議法”，“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也有多處涉及臺灣。“美國之音”不久前引述臺灣政治大學教授、軍備控制與國際安全專家袁易的話稱，美臺軍演勢必觸及兩岸最根本的紅線，“如果說走到那一步，我估計就會形成新的臺海危機”。他同時表示，目前這些還只是國會的動作，還要觀察美國行政部門的意向。這一系列的“挺臺”法案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警示？
美國問題專家刁大明認為，特朗普上臺之後兩年時間裡，國會通過了一系列涉華的負面立法，在中美關係過去40年的交往過程中是非常罕見的。這狀態有很多原因，最大的可能是戰略構建上的一個因素。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通過的所謂“國家安全戰略”裡面把中國和俄羅斯定位為“競爭者”。在這種主要的戰略定位下，過去一段時間以來，美方包括在各種議題上對華進行施壓的態勢比較明顯，是站在大的戰略構想下來推進的一些比較極端的做法。
另外，某些涉臺和涉華的負面立法本身存在一些美國國內的因素。比如國會的因素，畢竟國會是立法者，它發起的這些立法。但是大概率的情況是什麼？是國會兩院所謂的建制派兩黨，這些政治人物發現特朗普上臺之後，可能會在外交政策上出現一些完全不符合傳統美國外交建制理念或者建制路線的做法。所以他們非常罕見地有了兩黨共識，通過各種外交政策的立法方式來約束特朗普，把特朗普約束到一個所謂正常的軌道里。他們做了很多涉外的立法，比如2017年7月底，國會高票通過特朗普被迫簽署的“以制裁方式應對美國敵對勢力法”。那個法基本上是針對當時特朗普跟俄羅斯想走近的一種做法。包括對華議題、對臺議題也出現這種情況。但是出現這些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就是國會有這樣的共識，所以國會個別議員通過一種共識的方式加入了一些原本不可能通過的非常極端非常不利於中美或者整個大國關係大局的東西，這些東西相當於塞進來的“私貨”，塞到這個趨勢裡面去，包括“與臺灣交往法”，包括“亞太再保證法”這些法都是通過這種方式實現的。
對於特朗普而言，以往總統一般情況下會對國會這種在對外政策方面對總統權力的侵犯表示非常明顯的反對、反抗，或者通過本黨的議員方式進行疏通或者直接否決。但是特朗普恰恰選擇了非常奇怪的另外一種方式，他認為所有國會通過的對外政策這些立法都是豐富他的“工具箱”，相當於把“手槍”給他，他握到手裡，最後扳機到底是不是去摁動是由他說了算。這樣一方面他相當於以一種放任的方式來簽署立法，和建制派妥協；另一方面他握住了一個個可能的“工具”繼續向外界進行所謂的“極限施壓”。這種方式導致的結果為後續的中美關係或者整個美國外交政策留下了一把把的“懸劍”。（文/木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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