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們來聊一個古代冷知識：
壯遊。
首先開宗明義，壯遊是什麼？
這一名詞，最早可見於唐朝大詩人杜甫所作的同名詩歌：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
——《壯遊》·杜甫
因為這首詩在唐朝時非常著名，由此引發了無數有志之士的壯遊熱情，總結來說，壯遊即是“懷抱壯志而遠遊”的簡稱。
杜甫
這並非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反而是在唐朝時特別興盛的專有名詞，有些類似與現在所說的“窮遊”，屬於一種極其普遍的社會現象。
那時的有志青年，都會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拜別父母，心懷壯志，去往遠方實現理想，當然此處所說的“有志青年”，不單單指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也包含更為深層次的意義，即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有志之士”，或自發出遊，去實現個人抱負，或心懷偉大重任，為了實現國家與民族的強大願望而完成出使列國的光榮使命。
鄭和下西洋
如唐初貞觀年間，西遊求佛法的玄奘法師，或明朝永樂年間七下西洋的鄭和等人，均被廣泛認定為國家文化交流層面的“壯遊”。
結合與壯遊相關的種種歷史事件來看，可將壯遊的定義總結出三大特點：
第一，時間跨度長。
以玄奘法師西遊為例，從他二十九歲開始出發算起，到辭別“戒日王”準備返回大唐，玄奘已經年至四十五歲，整個西行時間竟將近二十年。
玄奘法師畫像
（注：玄奘西行出發日期：貞觀元年，公元627年，時年玄奘二十九歲。）
《金剛經·心經·壇經》：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師辭戒日王而東歸。
而玄奘此次整整二十年的遠遊，在當時的唐朝社會，便被視作“壯遊”，即“心懷求學上乘佛法的壯志而遠遊。”
玄奘西遊路線示意圖
另有明朝時被認定為壯遊的鄭和下西洋，其中第六次出海歷時達十八個月，雖然比起玄奘的十七年西遊來說非常短，但也屬“時間跨度長”的出海遠遊，期間宣揚大明國威，與各國互通往來，對外傳播中土文化，此乃國家賦予鄭和的重任，同時鄭和本人也在此次偉大遠遊中實現了個人理想與價值。
（注：公元1421年3月3日（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鄭和船隊第六次下西洋，護送十六國使臣回國，沿途最遠曾抵達東非海岸，於18個月之後，即公元1422年9月2日（明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返航回到大明。 ）
《通番事蹟之記》：永樂十九年，統領舟師，遣忽魯謨斯等國使臣久侍京師者，悉還本國。
綜上所述，一般古人所認為的壯遊，少則一年起步，多則三年五載，均屬普遍範圍，如玄奘這般歷時長達二十年的壯遊雖屬罕見，但大多數情況下，壯遊的標準之一，便是超過一年以上的遠遊，因此壯遊最為顯著的特點之一，正是“時間跨度長”。
第二，目的地較為遙遠，且沿途多艱難。
代表人物：司馬遷。
司馬遷在年輕時，曾經進行過一次長達約為五年的壯遊，此次壯遊為他本人自發，目的是為了獲取與求證各方史料，從而立志要在有生之年編撰史書，為日後寫出《史記》這一宏偉著作，打下了寶貴的基礎。
（注：司馬遷未曾明確表示過此次遠遊的具體時長，目前仍存有爭議，但大概時長應是五年左右，屬於廣泛認同的觀點。）
《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於《史記》最後一篇所寫文言文，為其本人自序）：
二十（歲）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
綜上可見，司馬遷所達之地，幾乎涵蓋了當時的全國各地，總路程超過數千公里。
司馬遷遊歷路線示意圖
再結合所處時代背景與交通便利情況來看，司馬遷的路程之遠，行程之久，已經算作是一次意義非凡的“遠遊”，而這也正是“壯遊”的主要特點之一，即“目的地較為遙遠”，如非心懷壯志者，只怕早在中途便生出打道回府的念頭了。
另外，如鄭和這般七下西洋，最遠甚至抵達東非的紅海岸，總路程籠統算下來，竟然長達八萬裡，而結合大海中的多變天氣與改變航道等細節，真實路程只會比之多，而絕不會少。
而且在出海期間，鄭和曾多次遇到各種突發事件，甚至在第六次出海時，遭遇過沉船事故，險些喪命大海，不得已只好提前返航，同時沿途所經國家，並非全部友善，部分國家甚至派船攔截，試圖阻擾鄭和遠航，這已經算是極高的政治風險。
因此，壯遊的一大主要特點，正是“目的地較為遙遠，且沿途多艱難”。
第三，文化方面的深層次廣泛交流。
以司馬遷，玄奘，杜甫三人為例，司馬遷二十歲時遊歷名山大川，遍訪學者名士，為的正是求學問史，在此過程中，與文化領域的名家學者，展開了廣泛而又深入的思想交流，更蒐集到無比豐富的歷史資料，最終編著出一本名留千古的《史記》。
司馬遷遊歷山水
玄奘自然也是如此，數萬裡的行程中，走遍西域諸國，向各國佛教名師學者潛心學習大小乘佛法，因此受到多國禮遇，並將沿途見聞，及各國風俗，文化，宗教，國情，經濟，軍事等記錄在冊，便攜出一部《大唐西域記》，而這一過程，尤其是為中印文化的互相交流，做出了巨大的突出貢獻。
至於杜甫，與司馬遷相同，自少年時代便離鄉遠遊，先後遊歷吳、越（今江浙一帶），以及齊、趙（今山東北部、河北南部）等地，歷時長達九年。
而他本人更直言，此次遊歷的目的只有一個：交友求學。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壯遊》
途中跋山涉水，歷經風雨，遍訪隱居深山的名士大儒，最終學成歸來，終成一代大文豪。
在此過程中，杜甫與當時唐朝最頂尖的部分學者，進行了深層而又極為受益的學識交流，增進自身學識的同時，也開闊了眼界，更為他早期的創作增添了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
因此，壯遊的另一大主要特點，正是“文化方面的深層次廣泛交流”，與前文所述兩點，共同組成了壯遊的主要特徵，而在這些特徵的背後，飽含我國古代文人志士所崇尚的“壯遊精神”。
這種精神既體現出我國古代文人名士的雄心壯志，不畏艱難的決心與勇氣，也從另一個層面體現出國家文化的強盛與自古有之的巨大影響力，同時還從側面體現出國力的強盛，畢竟壯遊興盛的時期，皆是中原王朝最為繁榮之時，如玄奘西遊的唐初貞觀年間，如明朝鄭和下西洋時的永樂年間，以及杜甫求學時也正處於開元之治的巔峰時期，如果沒有一個繁榮穩定的環境，自然是無法完成壯遊這種需要極大決心與毅力，同時還需要一定經濟條件的壯舉。
當然，壯遊的存在，也最直接體現出古人的浪漫主義精神，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為了求學求真，不惜耗費數年，乃至數十年時間跋山涉水，遠渡重洋，期間更要遭遇難以想象的困難與挫折，而最終能夠實現理想，更體現出這種浪漫主義精神的彌足珍貴，實為現代物慾橫流的社會所欠缺的寶貴財富，更值得我們後人深刻學習與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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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壯遊》·杜甫：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
《金剛經·心經·壇經》：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師辭戒日王而東歸。
《通番事蹟之記》：永樂十九年，統領舟師，遣忽魯謨斯等國使臣久侍京師者，悉還本國。
《史記·太史公自序》：二十（歲）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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