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古代冷知识：
壮游。
首先开宗明义，壮游是什么？
这一名词，最早可见于唐朝大诗人杜甫所作的同名诗歌：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
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
——《壮游》·杜甫
因为这首诗在唐朝时非常著名，由此引发了无数有志之士的壮游热情，总结来说，壮游即是“怀抱壮志而远游”的简称。
杜甫
这并非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反而是在唐朝时特别兴盛的专有名词，有些类似与现在所说的“穷游”，属于一种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
那时的有志青年，都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拜别父母，心怀壮志，去往远方实现理想，当然此处所说的“有志青年”，不单单指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也包含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有志之士”，或自发出游，去实现个人抱负，或心怀伟大重任，为了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强大愿望而完成出使列国的光荣使命。
郑和下西洋
如唐初贞观年间，西游求佛法的玄奘法师，或明朝永乐年间七下西洋的郑和等人，均被广泛认定为国家文化交流层面的“壮游”。
结合与壮游相关的种种历史事件来看，可将壮游的定义总结出三大特点：
第一，时间跨度长。
以玄奘法师西游为例，从他二十九岁开始出发算起，到辞别“戒日王”准备返回大唐，玄奘已经年至四十五岁，整个西行时间竟将近二十年。
玄奘法师画像
（注：玄奘西行出发日期：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时年玄奘二十九岁。）
《金刚经·心经·坛经》：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师辞戒日王而东归。
而玄奘此次整整二十年的远游，在当时的唐朝社会，便被视作“壮游”，即“心怀求学上乘佛法的壮志而远游。”
玄奘西游路线示意图
另有明朝时被认定为壮游的郑和下西洋，其中第六次出海历时达十八个月，虽然比起玄奘的十七年西游来说非常短，但也属“时间跨度长”的出海远游，期间宣扬大明国威，与各国互通往来，对外传播中土文化，此乃国家赋予郑和的重任，同时郑和本人也在此次伟大远游中实现了个人理想与价值。
（注：公元1421年3月3日（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郑和船队第六次下西洋，护送十六国使臣回国，沿途最远曾抵达东非海岸，于18个月之后，即公元1422年9月2日（明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返航回到大明。 ）
《通番事迹之记》：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
综上所述，一般古人所认为的壮游，少则一年起步，多则三年五载，均属普遍范围，如玄奘这般历时长达二十年的壮游虽属罕见，但大多数情况下，壮游的标准之一，便是超过一年以上的远游，因此壮游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正是“时间跨度长”。
第二，目的地较为遥远，且沿途多艰难。
代表人物：司马迁。
司马迁在年轻时，曾经进行过一次长达约为五年的壮游，此次壮游为他本人自发，目的是为了获取与求证各方史料，从而立志要在有生之年编撰史书，为日后写出《史记》这一宏伟著作，打下了宝贵的基础。
（注：司马迁未曾明确表示过此次远游的具体时长，目前仍存有争议，但大概时长应是五年左右，属于广泛认同的观点。）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于《史记》最后一篇所写文言文，为其本人自序）：
二十（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综上可见，司马迁所达之地，几乎涵盖了当时的全国各地，总路程超过数千公里。
司马迁游历路线示意图
再结合所处时代背景与交通便利情况来看，司马迁的路程之远，行程之久，已经算作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远游”，而这也正是“壮游”的主要特点之一，即“目的地较为遥远”，如非心怀壮志者，只怕早在中途便生出打道回府的念头了。
另外，如郑和这般七下西洋，最远甚至抵达东非的红海岸，总路程笼统算下来，竟然长达八万里，而结合大海中的多变天气与改变航道等细节，真实路程只会比之多，而绝不会少。
而且在出海期间，郑和曾多次遇到各种突发事件，甚至在第六次出海时，遭遇过沉船事故，险些丧命大海，不得已只好提前返航，同时沿途所经国家，并非全部友善，部分国家甚至派船拦截，试图阻扰郑和远航，这已经算是极高的政治风险。
因此，壮游的一大主要特点，正是“目的地较为遥远，且沿途多艰难”。
第三，文化方面的深层次广泛交流。
以司马迁，玄奘，杜甫三人为例，司马迁二十岁时游历名山大川，遍访学者名士，为的正是求学问史，在此过程中，与文化领域的名家学者，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思想交流，更搜集到无比丰富的历史资料，最终编著出一本名留千古的《史记》。
司马迁游历山水
玄奘自然也是如此，数万里的行程中，走遍西域诸国，向各国佛教名师学者潜心学习大小乘佛法，因此受到多国礼遇，并将沿途见闻，及各国风俗，文化，宗教，国情，经济，军事等记录在册，便携出一部《大唐西域记》，而这一过程，尤其是为中印文化的互相交流，做出了巨大的突出贡献。
至于杜甫，与司马迁相同，自少年时代便离乡远游，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以及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等地，历时长达九年。
而他本人更直言，此次游历的目的只有一个：交友求学。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
途中跋山涉水，历经风雨，遍访隐居深山的名士大儒，最终学成归来，终成一代大文豪。
在此过程中，杜甫与当时唐朝最顶尖的部分学者，进行了深层而又极为受益的学识交流，增进自身学识的同时，也开阔了眼界，更为他早期的创作增添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因此，壮游的另一大主要特点，正是“文化方面的深层次广泛交流”，与前文所述两点，共同组成了壮游的主要特征，而在这些特征的背后，饱含我国古代文人志士所崇尚的“壮游精神”。
这种精神既体现出我国古代文人名士的雄心壮志，不畏艰难的决心与勇气，也从另一个层面体现出国家文化的强盛与自古有之的巨大影响力，同时还从侧面体现出国力的强盛，毕竟壮游兴盛的时期，皆是中原王朝最为繁荣之时，如玄奘西游的唐初贞观年间，如明朝郑和下西洋时的永乐年间，以及杜甫求学时也正处于开元之治的巅峰时期，如果没有一个繁荣稳定的环境，自然是无法完成壮游这种需要极大决心与毅力，同时还需要一定经济条件的壮举。
当然，壮游的存在，也最直接体现出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为了求学求真，不惜耗费数年，乃至数十年时间跋山涉水，远渡重洋，期间更要遭遇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挫折，而最终能够实现理想，更体现出这种浪漫主义精神的弥足珍贵，实为现代物欲横流的社会所欠缺的宝贵财富，更值得我们后人深刻学习与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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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壮游》·杜甫：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
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
《金刚经·心经·坛经》：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师辞戒日王而东归。
《通番事迹之记》：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
《史记·太史公自序》：二十（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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