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一脉相承，朝代兴替，文化巨匠群星璀璨，各类文章典籍不计其数。
曾经有一部书，体量之大，内容之富，堪称空前，这便是《永乐大典》。
公元1402年6月，历时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宣告结束，战争的结局是建文帝下落不明，燕王朱棣胜利入主南京，成为明朝第三位皇帝，年号永乐，庙号明成祖。
（明成祖朱棣）
藩王出身的朱棣，一向志向高远，文武双全，《明史.成祖本纪》评价：
“文皇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于高祖”，“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我们都知道，明成祖朱棣的战绩卓著，五次亲征蒙古，皆取得大捷，而他的谥号是：“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一个“文”字，表明朱棣并非只知武力解决一切、只懂武力统治万民的莽汉。
一个“文“字，表明他在经营四方，武力对敌的同时，还特别重视文化教育与人文统治。
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朱棣下令编修了旷世巨著《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
承皇命撰巨著，成绝代盛事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明成祖任命内阁首辅解缙与太子少师姚广孝，编纂一部图书大著，但这个解缙啊，办事不是太认真，接到圣旨，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动用人员147人，就编成了一部他理想中的图书，名为《文献大成》。
明朝文人，学识都不浅，却缺乏一种敬业精神，当初明太祖朱元璋命大学士宋濂编修《元史》，前后两次修撰，总共用时还不到一年，也有敷衍了事之嫌。
也许这和明朝官员薪俸较低有关吧，毕竟拿得银子少，干得事情多，谁都不愿意，“想让马儿跑，还不给马儿吃料”，事情就不太好办了。
这部《文献大成》呈献上去，朱棣阅后非常不满意，“帝览所进书，尚多未备”，《文献大成》太偏重于儒家学说内容，这与朱棣当初的设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于是有了第二遍奉旨编修。
解缙这次顶着雷，承受着皇帝的巨大压力，再也不敢有半点懈怠，马上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他扩充了编修的队伍，规模扩充十余倍，据《春明梦余录》中所载，本次编修队伍设置为：总裁官三人，副总裁官二十五人，纂修官三百四十七人，催纂官五人，编写员三百三十二人，看样员五十七人，誊写员387人，续经教授10人，办事官吏20人，共计2180人，均是当时的饱学名士。
“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
经过调整后的编修力量确实强大，用了五年时间，至公元1407年（永乐五年）终于修成此书，全书共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字。
想想看，即使我们一天读一册，也要花费三十多年的时间。
（永乐大典）
这部书缉录上至先秦时代，下至明初的各种书籍，涵盖经、史、子、集、戏剧、小说、平话、农业、医学、占卜、手工艺等，收录历朝历代的各类图书八千余种，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内容无所不包，既高雅又接地气。它缉录了众多元明以前古本、孤本，而这些书目前全都遗失。
在缉录这些古籍时，编辑团队坚持“一字不易，悉照原著”的原则，将原著整部、整段地分别编入，这同三百年后满清统治者编撰《四库全书》时删、改、毁原著的做法大相径庭，展现出两个王朝的统治者的大不相同的胸襟，事实证明，开放包容则国家盛，民族兴；封闭狭隘，则国家败，民族衰，最终王朝也只能走进死胡同，哪怕它的所谓经济体量再大，统治者再怎么“十全”，依然只是夕阳西下。
叹为观止的《永乐大典》，备受明成祖的喜爱，常阅览之。如同四百多年前的宋太宗赵光义喜爱《太平御览》一般，两位皇帝虽同是开创基业之人，却同样爱好读书。
公元1420年，北京城修建完毕，明朝迁都，临行之时，明成祖朱棣都不忘记带走《永乐大典》，将其藏于紫禁城（故宫）文楼（文昭阁）中。此时距《永乐大典》修成已有十三年。
王朝的兴替，带来多舛的命运
这部皇皇巨著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它成书一百余年间，始终都只有一部，真正是孤本。今天，我们始终也弄不明白，以明成祖朱棣之英明，对这部书之喜爱，以永乐年间，明朝之兴盛，《永乐大典》为何不进行刊印，或是再多备副本，以防不测？
公元1520年，明世宗嘉靖皇帝即位，这位皇帝同他的六世祖朱棣一样，酷爱《永乐大典》，公元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紫禁城失火，烧毁三大殿。嘉靖皇帝放着其他物品不抢救，却命人第一时间抢出了《永乐大典》。
（嘉靖皇帝）
事后，他认为，必须要给《永乐大典》誊写一部副本才行。
公元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嘉靖皇帝命内阁首辅徐阶组织人员将《永乐大典》誊抄一部，该项工作持续五年多，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方才完成，而此时，嘉靖皇帝已经驾崩。
《永乐大典》的副本，成书后便存放在皇史宬（明清两代皇家档案馆，又称表章库，位于北京天安门东边的南池子大街南口。出于保管档案的目的，整座档案馆全用石料建筑，连窗户也用仿木石料制作）。
（皇史宬）
此后，正本《永乐大典》再也未见实物，亦不见于记载。它的下落众说纷纭：有陪葬说，有明末战火焚毁说，有失窃说，凡此种种，莫衷一是，都有合理之处，也都有破绽，也许它永远都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
《永乐大典》的副本成书后不到一百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未假时日，败退出京，清朝八旗兵又攻入北京城。
王朝的兴替，战火频仍，《永乐大典》遭受劫难，毁损很多，但这只是它的悲剧的开始。
清雍正年间，将《永乐大典》挪到翰林院。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2年），当纪晓岚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时，想依《永乐大典》为参考，却发现，其已佚失两千多卷，一千多册。
此时，该书还尚有二万多卷，一万余册在清翰林院内。
“康乾盛世”之后，清王朝走下坡路，中国封建社会也渐渐走向末路，不断遭受着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1860年英法联军与1900年八国联军分别侵入北京城，《永乐大典》与众多珍贵文物一样，皆不能幸免，加之兵丁、宫人的监守自盗，至清朝灭亡，《永乐大典》在翰林院内中仅存64册。
目前，存世的《永乐大典》只有400余册，分散在世界七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多个大学、博物馆、研究机构中。
一部书，就是一部文明史；一部书的存续，就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沧桑史。
《永乐大典》遭遇了太过坎坷，如同我们的民族一样，饱受苦难，然则，两者又有不同：我们的民族苦尽甘来，遭受大灾大难后，始终不亡，衰而复兴，直至今日！《永乐大典》作为一部典籍，却没有这么好的命运。
王朝可以代兴，生民可以繁衍，金银可以重新锻造，书籍毁了，却再无重生的可能，因为编写书籍的灵魂已经消亡了，消失在那个历史的天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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