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作者供圖/圖）
一、羅素《西方哲學史》
1981年的冬天，我從老朋友宋興國的家裡拿到一套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書——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上冊出版於1963年（李約瑟、何兆武譯），下冊出版於1976年（馬元德譯），書已經被翻得很舊，但它是我擁有的第一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名著。
對我來說，這部書只是一部工具書，屬於入門指南之類。不過，它是經過挑選的。我翻過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卻沒有讀完就放下了，正如他的《小邏輯》在我的床頭放了半年而沒有讀完一樣，他的思維和語言不適合我。羅素同樣是在寫哲學史，卻使我覺得很輕鬆，容易走近。尤其是他行文的風度，那種收放自如、舉重若輕，把一個個大思想家把玩於股掌之間的那份自信，使我十分佩服。
不過，我認真讀的只是下卷，上卷兩天就看完了，未做筆記。今天已經想不起是為什麼，希臘文明，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應該都很有意思，卻沒有吸引我。吸引我的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是從洛克、休謨到康德的那一群人。這部書對我的意義，其實不過是一張地形圖，讓我知道哪個地方有可觀的景點。我不喜歡單純的哲學，正如我不喜歡純文學。“文學淺，哲學空，史學死”，這說法讓文史哲專家都不滿，但我卻覺得是真話。那麼，三者結合，可能是一種較好的狀態。學科何必分得那麼細呢？而且，無論面對一個作家，還是面對一個學者，我都喜歡看到一個完整的人，看到他思想成果的全部。而在這一點上，羅素的書雖然稱作“哲學史”，談論的卻不只是哲學問題，因而比較對我口味。所以直到現在，我給博士生和碩士生開的書目，都有這部書。
正是由於羅素這部書，我開始購買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最先購買的，是休謨的《人性論》（關文運譯，1980年版）、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1980年版）和《潘恩選集》（馬清槐等譯，1981年版）。我現在有個毛病，借來的書一定抓緊看，買來的書卻常常不看。因為借來的書是要還的，所以必需抓緊讀完；買來的書放在那裡，似乎已經擁有，可以隨時查閱，所以並不急於閱讀。這一放，就可能永遠不讀了。但在上大學的時候，我還沒有這個毛病，所以書籍買來就讀，而且做筆記，閱讀時的感想也及時寫下來，而不是像現在只是在書頁的空白處寫下一個提示性的小標題。
二、休謨《人性論》
我是從來不相信“開卷有益”的，因為開卷也常常有害，而且常常後悔為它浪費時間。有些書讀完後的感覺就像看完一部電視連續劇，有種被欺騙和被綁架的感覺。因為只要開了頭，往往是放不下的，但在看完之後，卻覺得實在不值一看。有些書卻完全不同，隨便翻開一頁，都會讓人眼睛發亮，心中豁然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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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購買的第一部漢譯名著《人性論》，要從整體上說，也很一般，問題的探討平平無奇，見解也沒多少驚人之處。但在閱讀的過程中，淺顯的論述卻常常讓你會心一笑，不時產生一些自己的朦朧認知得到印證的愉悅。作者研究的是人性，卻只從知性、情感、道德三大層面展開。面對知性，著重討論的是觀念的起源，首先談論的是知覺、印象與觀念，接下來討論記憶與想象、空間與時間、知識和推斷。論情感則從驕傲與謙卑開始，談論人為什麼驕傲，又為什麼謙卑。什麼是驕傲的資本？從長得漂亮、力氣大，一直講到權勢和財富，但對權勢和財富的看法顯然並不像我這種從小受階級論浸染的人一樣抱有偏見。論述完驕傲與謙卑，接著論述愛與恨，前者著眼於主體，後者著眼於客體，這種分類也讓我佩服。然後深入一步，論述意志與情感。論道德則從善惡（德與惡）開始，從正義與非正義，一直談到忠順和貞操。總之，這種寫法對我有很大的啟發，使我知道了面對一個研究對象應該怎樣把握它的方方面面，並且有序地展開。
休謨的行文也使我驚喜。讀國內學者的論著，感覺總是那麼拘謹，閱讀的過程很沉悶，而休謨使我看到，他與羅素一樣瀟灑。《論知性》的結論部分曾使我大開眼界：學術專著的結論可以這樣寫？！他大談特談的，竟然是自己的孤獨和寂寞，還有驚恐與迷惑，並且顯然在發牢騷。寫到這裡，我想到了當下中國的學術，真希望博士生們多讀一些外來的名著，少讀一點兒當代學者的所謂專著。休謨的具體分析也常常很有趣，比如在《論感情》中說到母親改嫁與父親再娶為什麼給子女的感受大不相同，分析很簡單，卻令人信服。論及妒忌，他說人的情緒並不受理性支配，所以往往並不以內在價值判斷對象，而是借比較進行判斷。這使我馬上聯想到一些目光短淺的人，總是與自己身邊人比，見弱者就生優越感，見強者就生嫉妒心，卻不知道抬頭看看更大的範圍，看全國和全世界有多少人比自己更強或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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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潘恩選集》
據我小範圍內的見識，《潘恩選集》是中文系的學生很少去讀的。不過我相信，大多數人只要打開它，就會從《常識》一直讀到《理性時代》，中途不會放下。比如《常識》的第一段：“社會是由我們的慾望所產生的，政府是由我們的邪惡產生的；前者使我們一體同心，從而積極地增進我們的幸福，後者制止我們的惡行，從而消極地增進我們的幸福……前面的一個是獎勵者，後面的一個是懲罰者。”讀到這樣的話，無論是否馬上贊同，都會想弄個明白，自然想看他後面怎麼說。然而，潘恩卻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要告訴人們的，是國家和政府的起源和目的。他的書是那樣通俗曉暢，處處都是格言，感謝譯者，又把它翻譯得那樣生動！所以，面對這本書，我首先感覺到的是做筆記的困難，因為它到處都是值得抄錄的話。
四、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
然而，對我影響更大的，還是瑞士人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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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畢業的一段時間裡，我一邊寫我的詩歌史，一邊漫遊於歷史之中，但不是中國歷史，而是歐洲歷史。這並不是聽從魯迅的教導不讀中國書，而是文藝復興運動吸引了我。我已經記不清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對文藝復興運動那樣神往，只知道在我的心裡佛羅倫薩是一個光榮而神聖的城市。因為正是它成為人類告別苦難和愚昧的一個起點。如果那時候我有條件到國外旅行，首先去的地方肯定是佛羅倫薩，——也就是徐志摩的翡冷翠。
我對文藝復興運動的熱情並不源於外國文學課堂，因為外國文學的教材和講授都沒有吸引我。也許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立場上，被文藝復興運動吸引是必然的。《新潮》的英文譯名就是“The Renaissance”，胡適等一些學者也把五四稱作“中國的文藝復興”。但是，仔細想來，我對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趣主要還是來是來自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
一個人一年能讀多少本書？實在不多，充其量一百來本。若真能讀一百本也就不少了，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能記住的有多少？從此離不開的有多少？如果讓我回憶，其實是連十部也湊不出來。但無論是十部還是八部，都會有《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
一些句子雖然經過十幾年，但我相信，憑著記憶仍然不會出大錯：在中世紀，人類意識的兩方面——內心自省和外界觀察，都一樣是在一層共同的紗幕之下，處於睡眠或者半睡眠的狀態。這層紗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見織成的，透過它向外看，世界和歷史都罩上了一層奇怪的色彩。人類只是作為一個種族、民族、黨派、家族或社團的一員，通過某些一般的範疇，而意識到自己。在意大利，這層紗幕最先煙消雲散，於是，對於國家和世界的一切事物做客觀的處理和思考成為可能的了……也許，正是這種描述使佛羅倫薩從此在我的心中閃閃發光。
通過布克哈特的介紹，我認識了當年意大利的人文主義者。他們是那樣閃耀著自己獨立人格的光彩。也是從這本書中，我才第一次知道但丁“我的國家是全世界”的響亮宣言。外國文學的課堂上也講過但丁，但老師卻偏偏沒有講他的這些話，課本上更沒有。面對放逐，但丁說：“難道我在別處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麼？難道我不屈身辱節，便不能思索寶貴的真理麼？”吉貝爾蒂說：“學識淵博的人能四海為家；他雖被剝奪了財產，沒有朋友，但他是每一個國家的公民，並且能夠無所畏懼地蔑視命運的變化。”烏爾塞斯說：“一個有學問的人定居在哪裡，哪裡就是家。”……的確如布克哈特所說的，放逐的結果有兩種，一種是使被放逐者困頓而終，一種卻是使他身上本來有的最偉大的東西更加偉大……
我把這些話不僅寫進筆記，而且全都抄進了我的日記。
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燦爛群星告訴我：上帝為什麼創造世界的同時創造了人。因為如果沒有人，就沒有什麼能夠認識上帝的偉大創造。因此，上帝給人以選擇和改造的自由：在生存環境上，上帝給人以選擇的自由，不把人固定在一個地方；在生存方式上，上帝給人以創造的自由，從未用鐵的原則規定人們的生活方式。上帝之所以這樣做，是讓人自己創造自己，自己決定自己的生存和發展。
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燦爛群星告訴我：任何地方最終都不可避免地要把人從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專制統治中解放出來，把人應有的權利全部還給人！
我感謝文藝復興時期的燦爛群星，因為是他們照亮了人的覺醒和解放之路。他們提出人是宇宙的中心，肯定人的價值而反抗以神的名義對人的權利的剝奪。他們以人性反抗神權，以人的生命慾望對抗禁慾主義，肯定現世生活，認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個人的自由和幸福，滿足與生俱來的慾望是天經地義的。他們認為人的價值高於一切，人的權利不可剝奪。
這一切使我無限嚮往。遙望佛羅倫薩，我充滿崇敬之情。我在歷史地圖上尋找佛羅倫薩，在浩如煙海的圖書館裡尋找佛羅倫薩。在一段時間裡，我努力搜求的都是關於文藝復興的著作。這種閱讀使我幾乎成了一個文藝復興運動史的專家。但是，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寫過一篇關於這個偉大運動的文章。我怕不慎而像一些出版物那樣褻瀆了它。
因為這種嚮往，我比較系統地讀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作品。因為這些東西與歷史學著作不一樣，它有大量的譯本可以閱讀。從但丁的《神曲》到薄伽丘的《十日談》、拉伯雷的《巨人傳》、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我遺憾當時《十日談》還沒有完整的譯本，而《巨人傳》中卡岡都亞所受的經院教育使我感到如臨其境。因為我自己也曾經在某種教育之下越學越傻。它使我知道大學足以把天才造成庸才。我向往人文主義教育，但我不知到哪裡去尋找。我讀《堂吉訶德》，從未覺得主人公有什麼可笑之處。我讀莎士比亞，雖然對他的思想略有不滿，但能夠接受他的大部分戲劇和詩歌，並且為“哈姆雷特的精神狀態”寫過一些筆記。
儘管我不得不承認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所顯示的冷靜看法，但這並不影響我對文藝復興運動的感情。翻閱國內出版的有關文藝復興的著作，差不多都要在介紹之後指出它的侷限，我卻吃驚地發現，吸引我的常常正是那些侷限。
感謝羅素！是他的批評使我進入另一種思考：個體與群體、生命與道德。但作為基本點，我選擇了前者，於是，我成了個人本位的人文主義者。
因為對文藝復興時期那段歷史的興趣，我很自然地開始閱讀啟蒙運動中的著作。這個閱讀的過程是一個異常興奮的過程，一個個閃耀著獨特光彩的名字使我眼花繚亂：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盧梭……儘管我在他們之間有所偏愛也有所排斥，但他們卻使我一次次長夜難眠。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大學畢業之後的頭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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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盧梭《社會契約論》
在啟蒙思想家群體中，我讀盧梭的書最多，但對盧梭的不滿也最多；讀伏爾泰的書最少，但對伏爾泰看法卻最好。我對盧梭的不良看法並不僅僅因為羅素《西方哲學史》中那個論斷：“從盧梭時代以來，自認為是改革家的人向來分成兩派，即追隨他的人和追隨洛克的人。……在現時，希特勒是盧梭的一個結果；羅斯福和丘吉爾是洛克的結果。”同時，也不僅僅是因為他在《懺悔錄》中表露的一些事與我當時的道德觀念距離遙遠，因而使我從內心裡對他有點蔑視。重要的原因是我不能同意他對文明的譴責，難以接受他對野蠻人的讚美。我愛藝術，也愛科學，而盧梭卻說這二者只能給人類帶來災難。
我喜歡他的《社會契約論》，特別是他的國家學說。因為他認為國家是建立在人民協議之上的，人民為了生存的需要而放棄一部分“自然的自由”以換得“公民的自由”，從而結合成為國家。人民之所以選出統治者並接受他的統治，是為了保證自己的自由。如果統治者變為騎在人民頭上的壓迫者，人民就有權對統治者重新選擇。無論人們對盧梭的思想有怎樣的看法，都不能否認，正是他的社會契約理論奠定了現代國家政治的基礎。
在圖書館裡，在宿舍裡，我不只一次站在窗前，報怨上帝為什麼要讓盧梭經歷13年窮苦的流浪生活，如果沒有那13年窮苦的生活，他也許就不會產生那些仇恨，他也許會有更好的修養和心態。探索人類生存的可能，是思想家應盡的責任，但是，這時的我已經意識到，從事這種探索的人應該有特別強的道德感和責任感，應該為自己的每一句話高度負責。我尊敬社會病症的診斷者，卻討厭為社會亂開藥方的庸醫，更不喜歡那些為了自己的設想而讓人去流血犧牲的人。與胡適相比，我的確不夠寬容，對於那些以自己的設想給人類帶來災難的思想家，我無法原諒。因為無論他們的目的多麼崇高，只要給人類帶來災難，就是不可饒恕的。
面對盧梭開出的“返回自然”的社會療救藥方，我的厭惡似乎完全來自本能。他毫無理由地認為人類的原始時期是平等而幸福的，野蠻人是高尚的。而我卻不相信對於原始社會的任何美化。我對原始社會的認識來自動物世界，來自叢林生存的基本法則。所以，我不相信任何反知識、反理性、反文明的說教。很幸運，我的想法得到了伏爾泰的支持。伏爾泰收到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之後，曾經給他寫信說：“我收到了你反人類的新書，謝謝你。在使我們都變得愚蠢的計劃上面運用這般聰明伶巧，還是從未有過的事。讀尊著，一心向望四腳走路。但是，由於我已經把那種習慣丟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撿回來了……”讀到這段話時，我高興得跳了起來。由於這封信，我更加喜歡伏爾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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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伏爾泰《哲學通信》
在伏爾泰的著作中，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哲學通信》。這是當時我唯一能夠找到的伏爾泰的書。對於這本書，我曾經有些疑問：這也算哲學著作？但他對公誼會的介紹、對牛頓、對笛卡兒、對洛克和培根的談論，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特別使我興奮的是他談商業的觀點：在法國，貴族因為身份而看不起商人。可是，伏爾泰質問道：我不知道哪一種人對國家是有用的，是一位假髮上敷了粉的貴族，還是一位商人？他舉例說：貴族知道的是國王在幾點鐘起床幾點鐘睡覺，自己擺出一副尊嚴的神色在大臣會見室裡表演奴顏屈膝的一套；而商人則在他的辦公室裡對蘇拉特和開羅發號施令，對世界的幸福做出貢獻。
這些話，我已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我之所以對它特別感興趣，大概因為我的內心一直埋藏著一個願望：我渴望自己成為商品，更希望自己能夠自由地出賣自己以及自己的勞動。因為那是我當時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試想，當一切勞動力都被統購統銷，大學生也被統購統銷，不需要任何契約，不需要雙方同意，就由單方面決定你的工作和工資待遇的時候，你能不渴望自己是一件可以討價還價的商品嗎？
也正因為這樣，當市場終於向我們走來時，我幾乎是無條件地歡迎它，因為沒有商業和商業所形成的市場，人的自由和平等就無從談起。自由和平等只有在市場上才能得到最充分的體現。在市場上，無論什麼高官顯貴，不掏錢就別想拿走一棵蔥。
正是在伏爾泰和盧梭之間，我確立了自己的平等觀。我不奢望完全的平等，只期望市場基礎上的平等。在平等和自由之間，我更看重自由，因而不能接受盧梭為平等而犧牲自由的設想。而且，正是通過伏爾泰，我才更加敬仰洛克，並且像伏爾泰一樣願意像洛克一樣愚蠢而不願意像盧梭一樣聰明。
但是，我與魯迅一樣討厭那些讚美帝制文化的外國人。我希望伏爾泰的讚美是由於無知而不是由於虛偽。而他說中國人種牛痘的方法不是劃破皮膚，而是像聞鼻菸一樣從鼻孔裡吸進去，而且效果是一樣的。我一直沒有找到這樣的文字記載。也許熟悉醫學史的朋友能夠做出判斷。
寫到這裡，文章已經結束，我卻忽然非常懷念宋興國，並且想向他致歉。因為我沒有保留那套給了我巨大幫助並承載了深情厚誼的《西方哲學史》。原因是它已經破舊，有原主人紅筆和藍筆的批註，又有我的紅筆、黑筆和鉛筆的三種批註。更重要的是，興國是肺結核患者，而我偏有一種沒道理的潔癖。儘管那部書已經消毒多次，我還是對它既愛又畏，每次使用都小心翼翼，所以在發現新版之後，立即買新的替換了它。
如今宋興國已經去世，才覺得真該保留那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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