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作者供图/图）
一、罗素《西方哲学史》
1981年的冬天，我从老朋友宋兴国的家里拿到一套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册出版于1963年（李约瑟、何兆武译），下册出版于1976年（马元德译），书已经被翻得很旧，但它是我拥有的第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名著。
对我来说，这部书只是一部工具书，属于入门指南之类。不过，它是经过挑选的。我翻过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却没有读完就放下了，正如他的《小逻辑》在我的床头放了半年而没有读完一样，他的思维和语言不适合我。罗素同样是在写哲学史，却使我觉得很轻松，容易走近。尤其是他行文的风度，那种收放自如、举重若轻，把一个个大思想家把玩于股掌之间的那份自信，使我十分佩服。
不过，我认真读的只是下卷，上卷两天就看完了，未做笔记。今天已经想不起是为什么，希腊文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应该都很有意思，却没有吸引我。吸引我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从洛克、休谟到康德的那一群人。这部书对我的意义，其实不过是一张地形图，让我知道哪个地方有可观的景点。我不喜欢单纯的哲学，正如我不喜欢纯文学。“文学浅，哲学空，史学死”，这说法让文史哲专家都不满，但我却觉得是真话。那么，三者结合，可能是一种较好的状态。学科何必分得那么细呢？而且，无论面对一个作家，还是面对一个学者，我都喜欢看到一个完整的人，看到他思想成果的全部。而在这一点上，罗素的书虽然称作“哲学史”，谈论的却不只是哲学问题，因而比较对我口味。所以直到现在，我给博士生和硕士生开的书目，都有这部书。
正是由于罗素这部书，我开始购买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最先购买的，是休谟的《人性论》（关文运译，1980年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1980年版）和《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1981年版）。我现在有个毛病，借来的书一定抓紧看，买来的书却常常不看。因为借来的书是要还的，所以必需抓紧读完；买来的书放在那里，似乎已经拥有，可以随时查阅，所以并不急于阅读。这一放，就可能永远不读了。但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个毛病，所以书籍买来就读，而且做笔记，阅读时的感想也及时写下来，而不是像现在只是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下一个提示性的小标题。
二、休谟《人性论》
我是从来不相信“开卷有益”的，因为开卷也常常有害，而且常常后悔为它浪费时间。有些书读完后的感觉就像看完一部电视连续剧，有种被欺骗和被绑架的感觉。因为只要开了头，往往是放不下的，但在看完之后，却觉得实在不值一看。有些书却完全不同，随便翻开一页，都会让人眼睛发亮，心中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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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购买的第一部汉译名著《人性论》，要从整体上说，也很一般，问题的探讨平平无奇，见解也没多少惊人之处。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浅显的论述却常常让你会心一笑，不时产生一些自己的朦胧认知得到印证的愉悦。作者研究的是人性，却只从知性、情感、道德三大层面展开。面对知性，着重讨论的是观念的起源，首先谈论的是知觉、印象与观念，接下来讨论记忆与想象、空间与时间、知识和推断。论情感则从骄傲与谦卑开始，谈论人为什么骄傲，又为什么谦卑。什么是骄傲的资本？从长得漂亮、力气大，一直讲到权势和财富，但对权势和财富的看法显然并不像我这种从小受阶级论浸染的人一样抱有偏见。论述完骄傲与谦卑，接着论述爱与恨，前者着眼于主体，后者着眼于客体，这种分类也让我佩服。然后深入一步，论述意志与情感。论道德则从善恶（德与恶）开始，从正义与非正义，一直谈到忠顺和贞操。总之，这种写法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使我知道了面对一个研究对象应该怎样把握它的方方面面，并且有序地展开。
休谟的行文也使我惊喜。读国内学者的论著，感觉总是那么拘谨，阅读的过程很沉闷，而休谟使我看到，他与罗素一样潇洒。《论知性》的结论部分曾使我大开眼界：学术专著的结论可以这样写？！他大谈特谈的，竟然是自己的孤独和寂寞，还有惊恐与迷惑，并且显然在发牢骚。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当下中国的学术，真希望博士生们多读一些外来的名著，少读一点儿当代学者的所谓专著。休谟的具体分析也常常很有趣，比如在《论感情》中说到母亲改嫁与父亲再娶为什么给子女的感受大不相同，分析很简单，却令人信服。论及妒忌，他说人的情绪并不受理性支配，所以往往并不以内在价值判断对象，而是借比较进行判断。这使我马上联想到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总是与自己身边人比，见弱者就生优越感，见强者就生嫉妒心，却不知道抬头看看更大的范围，看全国和全世界有多少人比自己更强或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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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潘恩选集》
据我小范围内的见识，《潘恩选集》是中文系的学生很少去读的。不过我相信，大多数人只要打开它，就会从《常识》一直读到《理性时代》，中途不会放下。比如《常识》的第一段：“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所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前者使我们一体同心，从而积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制止我们的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前面的一个是奖励者，后面的一个是惩罚者。”读到这样的话，无论是否马上赞同，都会想弄个明白，自然想看他后面怎么说。然而，潘恩却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要告诉人们的，是国家和政府的起源和目的。他的书是那样通俗晓畅，处处都是格言，感谢译者，又把它翻译得那样生动！所以，面对这本书，我首先感觉到的是做笔记的困难，因为它到处都是值得抄录的话。
四、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然而，对我影响更大的，还是瑞士人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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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毕业的一段时间里，我一边写我的诗歌史，一边漫游于历史之中，但不是中国历史，而是欧洲历史。这并不是听从鲁迅的教导不读中国书，而是文艺复兴运动吸引了我。我已经记不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文艺复兴运动那样神往，只知道在我的心里佛罗伦萨是一个光荣而神圣的城市。因为正是它成为人类告别苦难和愚昧的一个起点。如果那时候我有条件到国外旅行，首先去的地方肯定是佛罗伦萨，——也就是徐志摩的翡冷翠。
我对文艺复兴运动的热情并不源于外国文学课堂，因为外国文学的教材和讲授都没有吸引我。也许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立场上，被文艺复兴运动吸引是必然的。《新潮》的英文译名就是“The Renaissance”，胡适等一些学者也把五四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但是，仔细想来，我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趣主要还是来是来自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一个人一年能读多少本书？实在不多，充其量一百来本。若真能读一百本也就不少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能记住的有多少？从此离不开的有多少？如果让我回忆，其实是连十部也凑不出来。但无论是十部还是八部，都会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一些句子虽然经过十几年，但我相信，凭着记忆仍然不会出大错：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睡眠的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于是，对于国家和世界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思考成为可能的了……也许，正是这种描述使佛罗伦萨从此在我的心中闪闪发光。
通过布克哈特的介绍，我认识了当年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他们是那样闪耀着自己独立人格的光彩。也是从这本书中，我才第一次知道但丁“我的国家是全世界”的响亮宣言。外国文学的课堂上也讲过但丁，但老师却偏偏没有讲他的这些话，课本上更没有。面对放逐，但丁说：“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么？难道我不屈身辱节，便不能思索宝贵的真理么？”吉贝尔蒂说：“学识渊博的人能四海为家；他虽被剥夺了财产，没有朋友，但他是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并且能够无所畏惧地蔑视命运的变化。”乌尔塞斯说：“一个有学问的人定居在哪里，哪里就是家。”……的确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放逐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使被放逐者困顿而终，一种却是使他身上本来有的最伟大的东西更加伟大……
我把这些话不仅写进笔记，而且全都抄进了我的日记。
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灿烂群星告诉我：上帝为什么创造世界的同时创造了人。因为如果没有人，就没有什么能够认识上帝的伟大创造。因此，上帝给人以选择和改造的自由：在生存环境上，上帝给人以选择的自由，不把人固定在一个地方；在生存方式上，上帝给人以创造的自由，从未用铁的原则规定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帝之所以这样做，是让人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灿烂群星告诉我：任何地方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把人应有的权利全部还给人！
我感谢文艺复兴时期的灿烂群星，因为是他们照亮了人的觉醒和解放之路。他们提出人是宇宙的中心，肯定人的价值而反抗以神的名义对人的权利的剥夺。他们以人性反抗神权，以人的生命欲望对抗禁欲主义，肯定现世生活，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满足与生俱来的欲望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认为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人的权利不可剥夺。
这一切使我无限向往。遥望佛罗伦萨，我充满崇敬之情。我在历史地图上寻找佛罗伦萨，在浩如烟海的图书馆里寻找佛罗伦萨。在一段时间里，我努力搜求的都是关于文艺复兴的著作。这种阅读使我几乎成了一个文艺复兴运动史的专家。但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写过一篇关于这个伟大运动的文章。我怕不慎而像一些出版物那样亵渎了它。
因为这种向往，我比较系统地读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因为这些东西与历史学著作不一样，它有大量的译本可以阅读。从但丁的《神曲》到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我遗憾当时《十日谈》还没有完整的译本，而《巨人传》中卡冈都亚所受的经院教育使我感到如临其境。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在某种教育之下越学越傻。它使我知道大学足以把天才造成庸才。我向往人文主义教育，但我不知到哪里去寻找。我读《堂吉诃德》，从未觉得主人公有什么可笑之处。我读莎士比亚，虽然对他的思想略有不满，但能够接受他的大部分戏剧和诗歌，并且为“哈姆雷特的精神状态”写过一些笔记。
尽管我不得不承认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显示的冷静看法，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感情。翻阅国内出版的有关文艺复兴的著作，差不多都要在介绍之后指出它的局限，我却吃惊地发现，吸引我的常常正是那些局限。
感谢罗素！是他的批评使我进入另一种思考：个体与群体、生命与道德。但作为基本点，我选择了前者，于是，我成了个人本位的人文主义者。
因为对文艺复兴时期那段历史的兴趣，我很自然地开始阅读启蒙运动中的著作。这个阅读的过程是一个异常兴奋的过程，一个个闪耀着独特光彩的名字使我眼花缭乱：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尽管我在他们之间有所偏爱也有所排斥，但他们却使我一次次长夜难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之后的头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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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卢梭《社会契约论》
在启蒙思想家群体中，我读卢梭的书最多，但对卢梭的不满也最多；读伏尔泰的书最少，但对伏尔泰看法却最好。我对卢梭的不良看法并不仅仅因为罗素《西方哲学史》中那个论断：“从卢梭时代以来，自认为是改革家的人向来分成两派，即追随他的人和追随洛克的人。……在现时，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同时，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忏悔录》中表露的一些事与我当时的道德观念距离遥远，因而使我从内心里对他有点蔑视。重要的原因是我不能同意他对文明的谴责，难以接受他对野蛮人的赞美。我爱艺术，也爱科学，而卢梭却说这二者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我喜欢他的《社会契约论》，特别是他的国家学说。因为他认为国家是建立在人民协议之上的，人民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放弃一部分“自然的自由”以换得“公民的自由”，从而结合成为国家。人民之所以选出统治者并接受他的统治，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自由。如果统治者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人民就有权对统治者重新选择。无论人们对卢梭的思想有怎样的看法，都不能否认，正是他的社会契约理论奠定了现代国家政治的基础。
在图书馆里，在宿舍里，我不只一次站在窗前，报怨上帝为什么要让卢梭经历13年穷苦的流浪生活，如果没有那13年穷苦的生活，他也许就不会产生那些仇恨，他也许会有更好的修养和心态。探索人类生存的可能，是思想家应尽的责任，但是，这时的我已经意识到，从事这种探索的人应该有特别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应该为自己的每一句话高度负责。我尊敬社会病症的诊断者，却讨厌为社会乱开药方的庸医，更不喜欢那些为了自己的设想而让人去流血牺牲的人。与胡适相比，我的确不够宽容，对于那些以自己的设想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思想家，我无法原谅。因为无论他们的目的多么崇高，只要给人类带来灾难，就是不可饶恕的。
面对卢梭开出的“返回自然”的社会疗救药方，我的厌恶似乎完全来自本能。他毫无理由地认为人类的原始时期是平等而幸福的，野蛮人是高尚的。而我却不相信对于原始社会的任何美化。我对原始社会的认识来自动物世界，来自丛林生存的基本法则。所以，我不相信任何反知识、反理性、反文明的说教。很幸运，我的想法得到了伏尔泰的支持。伏尔泰收到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之后，曾经给他写信说：“我收到了你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伶巧，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一心向望四脚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经把那种习惯丢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捡回来了……”读到这段话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由于这封信，我更加喜欢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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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伏尔泰《哲学通信》
在伏尔泰的著作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哲学通信》。这是当时我唯一能够找到的伏尔泰的书。对于这本书，我曾经有些疑问：这也算哲学著作？但他对公谊会的介绍、对牛顿、对笛卡儿、对洛克和培根的谈论，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特别使我兴奋的是他谈商业的观点：在法国，贵族因为身份而看不起商人。可是，伏尔泰质问道：我不知道哪一种人对国家是有用的，是一位假发上敷了粉的贵族，还是一位商人？他举例说：贵族知道的是国王在几点钟起床几点钟睡觉，自己摆出一副尊严的神色在大臣会见室里表演奴颜屈膝的一套；而商人则在他的办公室里对苏拉特和开罗发号施令，对世界的幸福做出贡献。
这些话，我已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我之所以对它特别感兴趣，大概因为我的内心一直埋藏着一个愿望：我渴望自己成为商品，更希望自己能够自由地出卖自己以及自己的劳动。因为那是我当时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试想，当一切劳动力都被统购统销，大学生也被统购统销，不需要任何契约，不需要双方同意，就由单方面决定你的工作和工资待遇的时候，你能不渴望自己是一件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吗？
也正因为这样，当市场终于向我们走来时，我几乎是无条件地欢迎它，因为没有商业和商业所形成的市场，人的自由和平等就无从谈起。自由和平等只有在市场上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在市场上，无论什么高官显贵，不掏钱就别想拿走一棵葱。
正是在伏尔泰和卢梭之间，我确立了自己的平等观。我不奢望完全的平等，只期望市场基础上的平等。在平等和自由之间，我更看重自由，因而不能接受卢梭为平等而牺牲自由的设想。而且，正是通过伏尔泰，我才更加敬仰洛克，并且像伏尔泰一样愿意像洛克一样愚蠢而不愿意像卢梭一样聪明。
但是，我与鲁迅一样讨厌那些赞美帝制文化的外国人。我希望伏尔泰的赞美是由于无知而不是由于虚伪。而他说中国人种牛痘的方法不是划破皮肤，而是像闻鼻烟一样从鼻孔里吸进去，而且效果是一样的。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样的文字记载。也许熟悉医学史的朋友能够做出判断。
写到这里，文章已经结束，我却忽然非常怀念宋兴国，并且想向他致歉。因为我没有保留那套给了我巨大帮助并承载了深情厚谊的《西方哲学史》。原因是它已经破旧，有原主人红笔和蓝笔的批注，又有我的红笔、黑笔和铅笔的三种批注。更重要的是，兴国是肺结核患者，而我偏有一种没道理的洁癖。尽管那部书已经消毒多次，我还是对它既爱又畏，每次使用都小心翼翼，所以在发现新版之后，立即买新的替换了它。
如今宋兴国已经去世，才觉得真该保留那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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