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话管理之四十七
自秦统一六国之后，中国古代历史从趋势看便是专制皇权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的历史过程，尽管中间也有过皇权相对弱化，军权、相权，贵族或诸侯的权力暂时得到强于皇权的时候，但所维持的时间并不长，最后都被皇权抑制下去了。其实，这在政治上，是由封建体制的本质所决定的，以小农经济体制为主体的经济形态，在氏族血缘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在政治管理体制上需要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政体，这决定了专制皇权不断得到巩固，所以，历朝历代政治体制的运行，自然也逐步趋向于强化皇权专制统治。
帝王一直站在政治管理体制的宝塔顶峰，掌控着整个国家的一切政务，而国家一切大小事务全都由皇帝来主宰，一方面，这就造成了一切属于皇帝的帝王天下论，即《诗经·小雅·北山》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天下都是皇帝的，所以，宋朝称“赵家天下”，明朝称“朱家天下”等等；另一方面，天下似乎不能没有皇帝，所以常说“国不可以一日无君”，没了皇帝似乎天下无主政者了，天下会大乱。
皇帝掌控着至上的权力，掌握着中央政府管理机构的最高权柄，因而，历来统治者的观点是，国家的兴衰存亡全都决定于皇帝的行为的好坏，如此一来，贤明的君主更有可能造就国泰民安的局面，而昏庸的皇帝却极大可能造成国家的腐朽和衰败，这便是常说的“君明则国兴，君昏则国衰”历史现象。
开明的帝王能创造盛世繁华，历史上有“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说法，也就是因为杨坚、李世民、康熙、乾隆等皇帝在推行政策方面相对比较开明，创造了盛世的繁荣，所以，皇权专制体制下，皇帝对于国家整个政治机构运转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历史上的那些杰出的皇帝，就是因为他们充分的发挥了其政治才能，如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康熙皇帝等，治理好国家，才会有国泰民安的局面出现。
中国朝代的更迭和变化也是皇权专制变化发展的过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式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此时，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便初步形成了，这就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权的基本统治方式，皇权专制成了统治体制的基本原则。
秦始皇画像
从汉景帝开始到汉武帝时完成的削藩政治措施，解决了诸侯国分权割据问题，强化了中央集权统治，汉武帝还通过改革官制来加强皇权，并通过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寻找文化理论上的根据，使皇权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得到巩固。而且，汉武帝还通过举贤良方正选拔人才，鼓励谏言，为统治行为进行纠错，改善统治方式。但是，很可惜，西汉后期政治机制运转出现问题，导致地方豪强势力崛起，出现外戚专政，东汉建立后，有强化皇权统治的迹象，但没有能抑制住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形成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而豪强地主的超强剥削，逼民造反，出现黄巾起义，之后造成军阀割据，中央专制集权遭到破坏。
隋唐时期，吸取了魏晋南北朝的教训，实行三省六部制，克服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提高了治国理政的效率，使专制主义集权得到一定的强化，而科举制的实行也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来提高管理，稳定管理秩序。特别是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发展使中央政府的管理体制变得比较合理，将宰相一分为三，实现君权对相权的削弱，使官僚机构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提高了行政效率，中央统治权得到强化。
北宋初年，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强化，基本上解决了藩镇割据和武将争权的问题，军权方面，通过解除朝中大将和地方节度使的兵权，将管兵、带兵和用兵的机制分开，避免武将强揽军权而叛乱；政权方面，派文臣到各地做知州，管理地方政事；财权方面，派转运使到地方管理财政，这些管理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专制集权的统治权力，当然，也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抑制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元朝因为版图太大了，为加强专制封建统治并有效对辽阔疆域进行管辖，在中央设中书省，在地方实行行省制度，中书省成了全国最高行政机构，而地方设行中书省（民间称“行省”），但是，元朝裁撤了门下省，而尚书省时置时废，六部直接隶属于中书省，隋朝开始实行的中央政府三权分立的机制至元代已经不存在了。
到了明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达到了专制政权的顶峰。
朱元璋画像
首先，明朝废除丞相制度，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
朱元璋清除了丞相胡惟庸之后，在中央政府的体制中废了丞相职位，将原来隶属于丞相的权力划分至六部，而六部长官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亲自掌控六部，实际上，皇帝同时兼任了丞相的职务，直接管理六部。如此一来，历经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便被朱元璋一道圣旨废除了。这一措施从巩固皇权专制角度看，当然是很有利的，它解决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皇帝的专制更强了，中央政府的管理权力更集中。
此外，在地方废除行省，设“三司”，分掌地方行政、司法、军政。三司是朝廷在省里的派出机关，互不统属，三分权力，互相牵制，遇有重大事宜，需由三司合议，上报中央政府的部院决断，这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垂直管理，加强了朝廷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而八股取士又为统治阶层培养了执行专制管理的官僚队伍，强化了中央政府的专制统治。
其次，明朝强化内廷宦官机构，赋予特殊权力。
明朝立国不久，便建立起内庭宦官制度，而且内廷机构不断得到发展，宦官机构的设置和人员数量一直在增加，到明太祖朱棣统治时期，宦官的机构设置变化越来越大，宦官数量越来越多，而到洪武年间，明代的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才基本形成定制。明朝的宦官机构主体设“二十四衙门”，此外，还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当然，还有宫廷后服务方面的机构，如内府供用库、司钥库、内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御酒房、御茶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盔甲厂、林衡署、织染所、安乐堂等。
而在内廷中掌控着最高权力的是司礼监，他既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
司礼监拥有非常关键的三项职权：其一是批答奏章，传宣谕旨，这是司礼监最重要的职权，这一职权让司礼监成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官员，掌控御前信息的上传下达，而且，官员是否能见皇帝也是由他做主；其二是总管有关宦官事务，司礼监不但在各宦官机构中处“第一署”位置，位列“二十四衙门”最前，而且，实际上处在总管、统领其他宦官机构的位置上，整个宦官系统皆由他来管，权力很大；其三是兼顾其他重要官职，特别宦官系统中的特设机构，如东厂提督、南京守备等，也常由司礼监来掌管。司礼监设掌印太监一人，秉笔太监四五人，随堂太监八九人。其中数掌印太监权力最大，因为宦官属于内廷，所以，司礼监号称“内相”。比如，万历初年权倾朝野的冯保就是掌印太监，是司礼监的掌权者。司礼监兼领东厂提督和兼管派往地方负责监察的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使得他的权力可以延伸到朝廷各处和地方官府衙门，有着超强的权力。
明代内廷势力的强大与专设的特务机构有关，明代曾经有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四个机构。锦衣卫是由拱卫司改变而来的，其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其首领锦衣卫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曾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废除锦衣卫，将内外狱全归三法司审理，但明成祖又将锦衣卫恢复，并设北镇抚司专门处理诏狱。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逮捕包括皇亲国戚的任何人，并秘密审讯。
朱棣画像
东厂是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设立的，全称为“东缉事厂”，其目的是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其首领由朱棣所宠信宦官担任。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东厂职权很大，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皆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其行为。东厂的首领称“东厂掌印太监”，其权力在宦官中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
西厂全称为“西缉事厂”，成立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是东厂之外增设的特务机构，它的权力一度超越东厂，明宪宗设立此机构是为在京师和全国各地秘密监视官员，西厂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的节制。西厂第一任提督是太监汪直，后来是刘瑾，两任之后，西厂便被裁撤了。
刘瑾曾同时兼管东西厂，但东西两厂为争权夺利却互相拆台，矛盾重重，为改变此状况，刘瑾又设立了“内行厂”，由他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两厂一样，而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可以侦缉东西厂和锦衣卫。这一时期，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成了明朝历史上特务最嚣张的时期。
锦衣卫剧照
厂、卫设置是明代很特殊的机构，这机构隶属于内廷，直接向皇帝负责，是皇帝最得力的耳目和爪牙。东厂、西厂和内行厂的头目，多由司礼监太监兼任，他们拥有特殊权力，有权对所有皇亲国戚、官吏和百姓进行监视，并能秘密审讯，设独立刑狱，凌驾于司法部门之上，成为皇权专制最有力的统治工具。刘瑾掌权时，特务机构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并互相制约，也相互有矛盾，比如，内行厂可以侦缉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三个特务机构，而东、西厂也互相监察，锦衣卫侦伺一切官民，当也被厂部侦察，皇帝直接掌控下的几个特务机构，因掌权具体太监不同，互相牵制、矛盾，这也有利于皇帝对这几个不同机构的掌控。
明代特务机构的空前壮大，特别其权力的膨胀其实标示着君主专制统治的空前强化和专制制度的腐朽程度已经大大加深了。
再次，明朝在外庭中设内阁，分担皇帝的事务，辅佐皇帝处理政务。
明朝的外廷主要是指由内阁、六部、地方巡抚、太守等所组成的文官管理系统，是政府的主要管理机构。明代自胡惟庸被铲除之后，就再也没有丞相，明朝也不再设丞相府，但是，没有丞相的辅佐，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兴许还能受得了繁重的政务，且开国之初，大臣们都比较勤政，还能挺得过去，但明朝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社会问题复杂，朱元璋之后，当皇帝的就感到很吃力了，凭一己之力很难胜任直接管理六部的繁杂事务。丞相没了，皇帝的繁杂政务成了重压，于是永乐皇帝朱棣便设立了内阁，当时，明成祖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进午门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文渊阁称为“内阁”，内阁制度从此开始建立。内阁设置三个大学士，其中内阁首辅大学士是领头人，起初，内阁阁僚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没有行政权力，史书称：“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
这很明显，阁臣们做的是秘书、顾问的工作，没有实权。所以，内阁与丞相府完全不一样，初期的丞相在政务方面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而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丞相所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只把议政权分给内阁，而行政权却分给六部，此外，地方上设“三司”，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管行政、司法、军事，直接对六部负责。内阁只有议政权，内阁大臣的建议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叫“票拟”，上报给皇帝做决策，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不过，内阁运作久了，“票拟”会有夹进阁僚的意见，这等于是影响了皇帝的决策，加上皇帝一忙，经常会按照“票拟”的建议办，内阁首辅也就有了准丞相的影响力了。当皇帝弱势时，内阁首辅的权力并不输给丞相，如高拱、张居正等，也是权力很大的。
最后，王朝的内、外廷互相制约，避免专制皇权旁落。
明代皇帝千方百计削弱外庭的权力，生怕外庭的大臣架空了皇帝的权力，而皇帝执掌六部，撤除丞相府，只设内阁，便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内阁首辅是不会老老实实地只使用议政权的，而是会想方设法争夺决策权和行政权，张居正便是一个典型，所以，外庭仍然让皇帝感到担忧，于是，明王朝便强化内廷的力量，形成内、外廷互相制约的局势。
细心的研究者一定会注意到，明朝的内廷、外廷的机构似乎形成了对称，外廷有内阁，内廷有司礼监；外廷有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法司”，内廷有锦衣卫、东厂、西厂；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等，后来是总督、巡抚；而内廷有派往地方的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如此一来，内廷、外廷相互制约，互相监督，这能确保皇帝牢牢地掌控着决策大权。
那么，内、外庭两个机构是如何进行互相牵制和制约的呢？
表面上看，内、外廷机构并没有什么设置上的联系，看似各有分工，互不搭边，其实，在权力的运转和推行机制上，是有互相制衡和制约的，在机构职能上，是有互相钳制的。
首先，内庭的司礼监和外廷的内阁之间，有互相制衡的关系。司礼监有三个基本职能，其一是辅佐皇帝批答奏章，即“批红”传宣谕旨；其二是总管有关宦官事务，掌控着内廷的方方面面，包括是把持着大臣见皇帝和大臣传递信息给皇帝的两种“通道”；其三是兼管内廷所属的重要机构，兼任重要官职，如东厂的提督、南京守备等。而内阁的主要职能拥有议政权，内阁大臣有“票拟”权力，这等于是替皇帝拟定处理政务的建议，有干预决策权和行政权的潜力。宣德年间，内阁工作机制比较完善，群臣的“奏章”经内阁大臣审议，作出“票拟”，接着呈报皇帝批阅。而“票拟”须有皇帝的“批红”才能交六部实施。可是，一旦皇帝忙起来，常只批几本，大多数让司礼监代为批阅，可见，在处理“奏章”上，内阁和司礼监之间便有相互制衡的机制在。
从管理机制看，内阁有议政权，但是却没有决策权；而司礼监有决策权却没有议政权。在地方政府那里，巡抚和太守是地方长官，有治理一方的权力，但是，内廷的宦官在地方也派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对地方官是不会听之任之的，他们有监督地方官的权力，当然，也会从中索取自己的利益。巡抚等虽有独立的行政权和对于所辖地区事务的决策权，但却不得不接受守备太监等的监督。而守备太监也只能监督，不能决策，也不能推行政务，作为内廷和外庭在地方上的延伸，两种力量相互制约着，这也是由皇帝掌控的专制集权中央政府所需要的。
其次，外庭的内阁首辅和内廷的司礼监，各自掌控着所属的权力体系，形成互相制衡、制约的权力机制，而专制皇权自上而下地利用这种制衡关系来达到保证最高权力的安全和驾驭百官的目的，皇帝既是这一制衡机制的设置者也是这一机制的收益者。在某种意义上，内阁首辅拥有了丞相的某些职权，他在行使议政权时，会偷偷侵占决策权和行政权，干些秘书、顾问不该干的事；而司礼监拥有作为皇帝“替身”的某些权力，有时代替决策，隔离信息传递，还行使这监察权，指使他的手下对中央及地方官员进行侦查监督，而且，司礼监是皇帝身边的人，随时可以向皇帝说官员们的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干预官员任免的能力。当内阁首辅与司礼监联手时，朝中高官便很难对付，连皇帝也会感到头痛；当内阁首辅和司礼监掐架时，内、外廷便互相制约，这或许正是皇帝所希望的。看看万历年间的张居正与冯宝，便可以知道明朝内阁首辅和司礼监的复杂关系了。
司礼监画像
再次，明朝产生了内、外庭这一的制衡、制约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填补因丞相的空缺而进行补充的机制，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皇权得到了加强，但是，没有丞相的辅佐，皇帝的政务便大大增加，为了避免皇帝政务太过沉重，便把原来丞相的工作分担出去，但又不允许再出现“丞相”，于是，设内阁分担议政权，扮演秘书、顾问角色，原来按规定，阁僚没有实权，皇帝可以放心；此外，皇帝也把一些工作无形中分摊给司礼监，宦官机构的权力得到加强，部分决策权和大部分监察权便落到了司礼监的身上，所以，明朝的太监特别牛，特别嚣张跋扈。
第二，为了防止内阁首辅演变成丞相，皇帝加强了内廷司礼监的权力，并利用无处不在、权力特殊的特务机构来监督百官，达到了掌控朝局，遥控地方官员的目的。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之所以那么嚣张跋扈、肆意妄为，正是因为他们拥有皇帝的直接授权，直接向皇帝负责。厂、卫机构对内阁权力的制约，防止了内阁首辅权力的不断膨胀，皇帝才能安心。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明朝设置了多重的制衡、制约机制，其目的只有一个，即着力强化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将皇权专制推向顶峰。外廷和内庭的构建目的都一样，旨在为强化皇权服务，皇帝可以充分内外廷的制约机制来稳定和加强其统治权力，保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所有权力都最终归于皇权。当然，内外庭的设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其最大的弱点在于，当内外庭制衡机制不起作用时，即当内阁首辅与司礼监联起手来，皇帝就犯傻了，皇权就会被架空。比如，万历年间的事例就是典型，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极力拉拢司礼监的主事冯保，同时他又利用众多门生，掌权力，造舆论，获得冯保的支持，如此一来，大臣的“奏章”交到内阁之后，内阁的“票拟”由张居正说了算，同时，又能基本上能得到司礼监冯保代替皇帝的“批红”，于是，“票拟”与“批红”经常能统一起来，皇帝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了，皇权也被内阁和司礼监架空了。朱元璋煞费苦心撤除丞相府，而张居正实际上却成了万历朝比丞相还更“丞相”的“内阁首辅”，怪不得，张居正死后，便被万历皇帝抄了家，万历一定之前被欺负，感到特别愤怒。
当然，内阁和外廷联手的事例少之又少，古代权臣大都嗜权如命，岂能那么容易联手，在封建体制下，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本上限制皇权，而明朝内外廷的设置，特别是对内阁首辅限制了决策权和行政权，并放权让宦官机构管理厂、卫，授予特权，这极大地限制了内阁及朝中官员的权力，皇权专制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也难怪，明朝出现了好几位比较怪的皇帝，比如，当木匠比当皇帝过瘾的明熹宗朱由检，迷信于丹药方术而几十年不上朝专心闭门炼丹的嘉靖帝朱厚熜等，不太爱理朝政，而中央政府却能照常运转，这正是皇权专制体制下，制衡机制让政府管理体制惯性运转的例子。
不过，内、外庭的互相制约，特务机构滥用权力，进行最恐怖最血腥的统治，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成了明王朝罪恶腐败的体现，这大大侵害了百官的积极性，残害民众，窒息了官场的活力，这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所以，明朝皇权专制是达到了顶峰，但皇权落地，明朝灭亡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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