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风/文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都有关于服饰的禁令，且五花八门，从材质、颜色、纹理，一直到风格，都有严格规定。违反禁令者，轻则被打，重则被杀，史不绝书。
服饰中显“尊卑”
在古代，看一个人的服饰，就能知道他的身份等级。《后汉书·舆服志》说，“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意即穿衣服要和自己的等级相称，不得擅自“超标”。
战国时期，齐国曾有奢侈之风，人们都不愿意穿布制的衣服。齐威王下令，禁止国内织造锦绣，违令者和诽谤国君同罪。
自唐代起，黄色被定为皇帝的专用色，紫色只有三品以上官员能穿，其他品级官员也各有规定。至于普通人，则是“不得着色样绫罗及紫皂杂色衣服、金色带”，但凡有颜色的绫罗绸缎，及杂有紫色的衣服、黄色的衣带，一概禁止穿着。
李德裕就任淮南观察使后，发现当地妇女衣裙尺寸偏大，超出规定，于是他命令境内妇女”衣袖四尺者，阔一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寸者，减三寸。“
图：唐代服饰
在服饰方面，宋代大体延续唐制，但禁令更为细致。比如宋太宗曾下诏：
“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幞头巾子，自今高不过二寸五分。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其销金、泥金、真珠装缀衣服，除命妇许服外，余人并禁。”
大意是，地方上各行各业的人，都只允许穿黑、白两色的衣服，使用铁质或角质的带子，不得穿紫色服饰。幞头、头巾的高度不准超过2.5寸。妇女不允许戴假的发髻，也不准把发髻梳的过高。销金、泥金、真珠等，只有命妇允许使用，其他人一概禁止。
宋真宗时期，皇后的侄女杜氏曾像公主一样，穿了带有销金（一种在衣服上贴上极薄黄金的装饰）的衣服，外出迎接皇帝。真宗见状大怒，命杜氏出家，以惩罚她逾制使用销金。
图：元代使用了销金技术的服饰
如果是百姓逾制，处罚更重。宋代法律规定：
“诸以销金为服饰，及卖或兴贩，若为人造者，各徒二年，并许人告。”
此即，不管是使用、贩卖，还是制造销金饰品，都要处2年徒刑。
朱元璋登基后，几次下诏“规范”百姓服饰。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
“庶民男女衣服并不得备用金绣、锦绮、经丝、绞罗，许用绸、绢、素纱，其首饰钏镯并不许用金、玉、珠翠，止用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银纹饰。”
意即是说，明代百姓只能穿材质为绸、绢、素纱的衣服，佩带银质的首饰。百姓穿的靴子上禁止使用金银纹饰。
后来，明代完全禁止百姓穿靴。有一次，曾任监察御史的王英，穿着靴子微服进城，被守门人抓住，捆绑起来。王英赶忙解释：“我是当官的。”他命人取来存放在船中的官服袍带，才让守门人相信自己不是“违法穿靴”。
历代皇帝还常常借服饰逾制的名义杀人。朱棣篡位第二年，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即弹劾开国功臣耿炳文，称其府内衣服、器具有龙凤纹饰。耿炳文随即畏罪自杀。
服饰中分“华夷”
历史上，汉人政权在与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中，往往通过服饰来彰显所谓“华夏正统”。同样，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也排斥汉人等他族服饰。
北魏时期，官员贺狄干出使后秦，被扣押在长安多年。后来贺狄干归国，北魏太祖拓跋珪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以为是他仰慕后秦的羌人习俗，故意学习其风俗。坚持鲜卑风俗的拓跋珪见之大怒，不久就杀了贺狄干。
因较汉人传统服饰更为轻便，胡服在唐代一度非常流行。
到了宋代，皇帝们为显示和辽、金政权的不同，极为重视百姓服饰的“华夏性”，一再下令禁止百姓穿着胡服，违者严惩。宋仁宗曾下令，“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髻，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 宋徽宗也下令，“自今应敢服若毡笠、钓塾之类者，以违御笔论，布告中外咸使闻之。”
宋仁宗、宋徽宗之意即是，大宋境内百姓，无论男女，都不许使用带契丹风格的衣服、马鞍、发髻、毡笠、钓塾（一种皮毛的保暖裤），及墨绿、茶褐色（契丹人喜欢的颜色）服饰。违反者以抗旨论罪。
图：契丹服饰
南宋时期，对于穿着胡服的惩罚更为严厉。如规定，
“诸服饰不得效四夷，其蕃商住中国者准此，若暂往来者听身从本俗。”“诸服饰辄效四夷者杖一百。”
即除境内的外国商人外，南宋百姓一律不得穿胡服，违者杖责100下。
告发别人身穿胡服，则能获得奖赏。“告获服饰辄效四夷者”，可获“钱五十贯”。
明代建立后，下令恢复唐代衣冠，禁止穿着胡服。明太祖要求民间：
“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
但是朱明皇室并不遵守自己定下的禁令，明成祖常戴的“直檐大帽”，即是元代皇帝平时所用；明武宗更是喜欢身穿胡服，四处活动。
清代推行“剃发易服”，汉人传统服饰逐渐被禁止。早在皇太极时期，即有命令，“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即生活在后金（清）境内的人，如果像关内汉人一样穿衣、束发、裹足，要被治以重罪。
清军入关后，顺治帝规定，对“剃发易服”，
“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治重罪，若惜爱规避，巧言争辩，绝不轻贷 。”
要想成为“大清子民”，必须遵照满人传统，留发辫、穿马褂；如有人迟疑，要按“反清”重罪论处；若有人想法设法，拒绝遵从，朝廷决不轻饶。
服饰中见“革命”
在近代以来的革命中，服饰进一步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内涵，常常成为革命与否的标志。
太平天国将满人服饰称为“妖装”。从广西到湖南，太平军“遇衙门幕丁、书役及有顶帽皂靴之人，不问即杀”——对于衙门中师爷、差役，及穿满人服饰者，一律直接杀死。
在吴江盛泽镇，太平军规定，“男子皆红札巾，不许戴毡帽；女子不许穿裙子”；在黎里镇，太平军告示，“凡道里间戴毡帽则除之，拖辫发者则割之，女子曳裙子则扯之”。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秀才汪星垣拒绝摘掉帽子，并说：“此我朝元服也，我又头冷，若何可去？”他刚说完，即被太平军所杀。
图：清代服饰
辛亥革命以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影响日趋广泛，大街上穿着西式服装的人越来越多，引起守旧人士的不满。1913年，广东教育司也发布规定：
“近来有一种女子，举止佻达，长袜猩红，祷不掩胫……人格尊贵之学生，身佩襟章，亦有尤而效之者，殊非自重之道。本司为维持风化起见，为此特申告诫，酌示范围，查部令女学生，自中等学校以上着裙……裙用黑色，丝织布制，均无不可，总须贫富能办，全堂一致，以肃容止，以正风尚。”
由此，广东女学生被禁止穿艳丽的时髦服装，只能一概穿素朴的黑裙。
1920年，上海市政府公告，”故意奇装异服以致袒臂、露胫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惩办。“当时只要衣服袒露手臂、小腿，就能立即逮捕，给予惩处。
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成立“爱国会”，其要求参加者：“外国的草帽不戴，以后改用台湾草帽。外国的哔叽衣料一律不穿，以后男子改穿羽毛，女子改穿印度绸，至冬令则改用镜面呢或闪光缎。以后西装不穿，但草帽、皮鞋等，不妨仍沿习惯穿戴。”
1934年，新生活运动开始后，一些地方制定法规，取缔所谓“奇装异服”。如江西规定，
“旗袍最长须离脚背一寸；衣领最高须离颚骨一寸半；袖长最短须齐肘关节；左右开叉旗袍, 不得过膝盖以上三寸, 短衣须不见裤腰；凡着短衣者, 均须着裙, 不着裙者, 衣服须过臀部三寸；腰身不得绷紧贴体, 须稍宽松;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 不得露腿赤足, 但从事劳动工作时, 不在此限；裙子最短须过膝四寸。”
以上法令实施后，“妇女衣着装束不遵守本办法者, 由岗警加以干涉, 如有违抗者得拘局惩处”，即如果妇女不听警察规劝，即可能被当场逮捕。
图：民国时装
广东的陈济棠更为激烈，命人到各裁缝店搜查，发现“奇装异服”，一律没收、焚毁。他还组织了几十个所谓“维持风纪队”，去街上检查穿“奇装异服”者。
其实，由古至今，有关服饰的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禁令，都很难切实执行。人们常常出于方便、爱美等原因，暗中突破禁令，去追求“服饰自由”。
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中国书店，1990年）、华梅《中国历代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5年）、诸葛铠等《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展忠宇《明代初期平民服饰制度探微》（《史志研究》2013年第5期）、谢婧《唐宋“禁令”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0年）、周松《上行而不下得效——论明朝对元朝服饰的矛盾态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夏春涛《太平天国服饰制度探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年卷》、崔荣荣等《清代汉族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616—1840 年）》（《艺术设计研究》2015年第1期）、徐华龙《民国服装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夏蓉《新生活运动与取缔妇女奇装异服》（《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6期）、卞向阳主编《百年时尚：海派时装变迁》（东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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