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中为什么讨厌商人？全因他们“不靠国家吃饭”

如果我们回归《商君书》的文本表述，就会发现，在《商君书·去强》中明言：

农人、商人、官吏，是国家的三种固定职业，可见，《商君书》一样承认其职责的“不可或缺”，而非要“消灭”其中的一个，而之所以对商人提出限制，则在第二句，即农人少了，商人多了，会导致贵人（官吏+贵族）贫困，商人贫困和农人贫困，等于是”三官“皆贫，国家必然削弱。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种静态的社会模型，即将三种职业的人群总额想象为“固定值”，”贵人“的数量相对恒定，而农、商的人数则必然此消彼长，而”贵人“的收入来自于”农人“（或称官吏治下百姓），也即得自基于农民人身义务的”直接税“，”农人“减少，其收入减少，”贵人“的收入自然也就减少，而”商人“数量增加，竞争加剧，也一样会陷入贫困，究其症结，就是”商人“过多。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模型中存在一个逻辑bug，即农民少了，为什么农民会贫困？

这个问题的解答，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复杂的：

上述模型中的”贫“的概念，基于社会角色的”货币化收入“，由于农民与商人在交易行为中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当其农业产出减少时，市场总供给减少，而需求不变，则需求市场价格提升的获利部分，全部被商人”盘剥“，农民反而要面临其他生活需求产品的”提价“，进而被物价”割韭菜“，从而导致贫困。

另一种，则是简单的：

此处的”农“，并非个体的”农户“，而是已经”被偷换概念“的”农人“，通俗地解释，假设单个农户产出为1，100个农户总产出则为100，如果总人数减少到80，则”偷换过概念“的”农人“总产出仅为80，所谓的”贫“，即在于此。

结合上文中”三官“的概括，可以肯定，此处的”农“，只会是第二种简单的解释，这种”整体论“的思维，在先秦诸子的表述中并不少见，简言之，即混淆群体概念与个体概念的区分，把”阶层“、”职业“虚拟人格化。

其实，在当代仍旧有不少人这样思考问题，只不过得益于经济学的发展，我们终于知道，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商品流动的效率提升，一样能够让个体的”农户“收入提升，社会分工的复杂化，有益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进而让”农人“群体收入提升，即”不贫“。

当然，《商君书》不是这么理解”经济“的，它的着眼点，往往是经验化的人性，比如《商君书·算地》说道：

翻译过来就是重用擅长《诗经》、《尚书》的空谈游说之士，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而蔑视本国的君主；重用隐逸的名士，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热衷指斥君主之是非；重用勇士，民众就会争强好胜而无视君主的禁令；手工业者被任用，民众就会轻浮好动且喜欢迁移；商人生活安逸而且坐享暴利，民众就会依附于他们而议论君长。

如果上述五种人被国家重用，田地就会荒芜、军队就会削弱。因为喜欢空谈的人的资本是一张”利口“，隐士的资本在于他的”高志“，勇士的资本在于”勇气“，手工业者的资本在于一双”巧手“，商人的资本在于他”自身“。

这些人以四海为家，资本随身携带，一切靠自己，就要依托外势以变现谋生，如果他们挟带强悍的本事归附私门，哪怕像尧、舜这样的上古圣王也难以治理。故此，商汤和周武王下令禁止这种情况，就能建立功业，显名后世。

这段话，其实信息量很大，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出版）一文中指出：

儒家如何看待”工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但是，《商君书》中将”禁止五种人“视作汤武旧制，确实非常有意思，至少从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制度体系来看，这”五种人“确实是被牢固地束缚在”国“的范围内的。

而结合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社会管制思维，相对于战国时代关东盛行的解脱人身束缚的”游士“文化，强调对各行业、各阶层的”强“人身束缚的秦制，确实有明显的”复古“意味。

再深入探究以上的讨论和思维方式，”靠谁吃饭“，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因为”五种人“都是”靠自己吃饭“的，就是国家和制度的隐患，看重他们，就会导致国家和君主的权威削弱，那么，就会导出两个选择：

这就涉及到前文中”禁“的概念，是”禁止“还是”控制“？

从《商君书·算地》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

以刑罚“禁邪”，“禁止”的是“邪路”，也就是“游离”、“自由”，“农商官”三个职业的社会职能，根本不可能被禁止，只是要“控制”在君主手中，让他们“固定”在秦制之下，各安其位。

这一点， 祝中熹在《秦史求知录》中早已指出：

简言之，商鞅变法从未以“消灭工商”作为目标，对商人群体的“抑制”，与其说是对这个社会角色的“歧视”，毋宁说是对其“体制破坏力”的恐惧，秦制对于商业的约束，更是寻求“管制”和“削弱”的过程。

通俗地说，你必须“被管起来”。

閱讀更多 劉三解 的文章

關鍵字: 文化 商人 春秋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