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借债筑路争论的高潮——洋务派内部筑路之争
随着西方列强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其对外经济侵略的重点也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因此，《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列强对华铁路投资取得合法地位。美、英、德、法、比、意等国政府代表和资本集团都急不可待的施展各种手段，纷纷向中国强索铁路承修和贷款权，以实现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而左右其中国“行政之实权矣!”的目的。
甲午战争的惨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使得清政府更加认识到修造铁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快了铁路建设政策的出台。随着瓜分浪潮的涌起，清王朝迫于“尽撤藩篱”的形势不得不急于办理建筑铁路，以图“自强”。那么，采用什么方式修筑铁路呢? 1895 年下半年，清廷内部就此问题进行了商讨，有人提出铁路商办；有人主张借债造路，官办或官督商办；有的则认为铁路商办，亦可许洋商入股，采用中外合股方式。 清廷采纳了第一种建议，并于 12 月 6日颁布上谕：“铁路为通商惠工要务，朝廷定议，必欲举行。”“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至千万两以上者，著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事归商办，一切赢绌，官不与闻。”并同意先从卢汉铁路办起。
清政府之所以赞成第一种意见，主要是基于两点原因：一是清政府财政困难，入不敷出，无力承办修路事宜；二是甲午战前的各种官办企业的弊端暴露无遗，信誉扫地，再照此办理，已不可能。因此，要振兴中国实业和抵制列强对中国路权的侵夺，最好之办法是商办筑路。但事情的发展并非按清廷的一厢情愿。由于华商资金不足，加之缺乏创办铁路的技术条件和创业精神，所以，对商办铁路的响应，寥寥无几。在此情形下，清廷内部主张借款官办的意见转而占了上风。
1896 年 9 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王文韶联衔上奏说：“铁路未成之先，华商断无数千万之巨股。惟有暂借洋债造路，陆续招股分还洋债之一策，集事较易，流弊较少。”并认为，“路归洋股，则路权倒持于彼；款归借债，则路权仍属于我。” 所以，主张“款由官借，路由官造，使铁路之利全归于官”。但借债筑路，事关重大，因此，他们又建议特设铁路招商公司，推荐津海关道盛宣怀出任铁路招商公司总理。在张之洞把汉阳铁厂建议交给盛宣怀接办时，即说过“铁政非归某（指盛宣怀）办不可，而路、轨又必合举”的话。而且就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掠夺的主要对象转向铁路、矿务的客观现实来讲，能够承担此重任者，在当时也“非盛莫属”。
经过张之洞和王文韶的推荐，清政府于 1896 年 10 月 11 日下达了“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着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的上谕，批准王文韶、张之洞及总署所奏铁路公司及洋债诸项，标志着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盛宣怀担任铁路招商公司总理不久，即条陈四事，“
请特设铁路总公司，拨官款，募商股，借洋债”，这一主张得到清廷的肯定。但是先造哪一条铁路最为适宜？众说不一。李鸿章为了沿海防务需要和扩展巩固他的北洋势力地盘，力主修筑沿海的津通路，张之洞则针锋相对地主张在腹省筑路。二人在铁路修建问题掀起了津通和卢汉之争。时值慈禧太后准备利用海军拨款修筑颐和园，李鸿章抓住时机，把借债筑路与海军拨款联系一起，试图获得慈禧的支持。他说：“查已成之津通铁路，前因力催赶办，曾先后借用洋债银一百零六万两，均于光绪十五年到期应还；如津通铁路罢议，商情畏阻，断难再招商股以清还洋债，务请随折声明，请旨预饬户部拨银一百万两，于光绪十五年陆续解交海军衙门查收，转发备还铁路洋债，以符十三年二月原奏商股难借集，官为筹措之语。鸿章为洋债到期，不能推展，故预请拨款，免致临时掣肘。”言外之意是如津通铁路不修，海军不但不能拨款修筑颐和园，还要户部拨款给海军衙门还债。实际上是在向清廷施压，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当然不可能轻易示弱。
这一方面张之洞似乎比李鸿章更技高一筹，1889 年 2 月 2 日，他上奏《请缓造津通改建腹省干路折》中调和众说，首先搬出了儒家的养民思想法宝，“
苟有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本轻费省，土货旺销，则可大减出口厘税以鼓舞之。于是山乡边郡之产，悉可致诸江岸海壖而流行于九洲四瀛之外。……得价则利农，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已亏之利权，是铁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见，而国之利因之”。他提出先修卢汉铁路的建议，认为卢汉铁路是“天下之腹”，诸路“纲领”。将成为“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人习其事，商睹其利，将来集资推广续造，不致为难矣。”“中国应开铁路之利甚多，当以卢汉一路为先务，此路南北东西皆处适中，便于通行分布，实为诸路纲领。”
还没等清廷讨论经费问题，张之洞已经提出分段筑路的方法，将卢汉铁路分为四段，计用八年建成，一面由铁路公司招股，一面由政府劝集，“并准该公司援照前案，暂借商款垫解，以资周转”，实际上也是借洋债。张之洞的建议条理周详，八面见光，既以儒家利民思想堵住反对者的口，又以分段分筹经费之法为清廷分忧，得到了翁同龢、奕譞等的支持。1889 年 7 月，清廷最终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缓议津通而先办汉口卢沟”，“筹款之法，当以商股、官帑、洋债三者并行”，并且强调“其商股帑力不足，则尤以洋债为挹注之赀”。获胜后的张之洞被调任湖广总督，主持修路，实质分得了李鸿章势力范围的部分权力。因卢汉铁路外债由李鸿章的铁路公司去借，被分权的李鸿章根本不会予以合作。他幸灾乐祸地对大哥李瀚章说：“香（指张之洞）覆海署，抑扬铺张，欲结邸欢，即准拨部款，恐难交卷，终要泻底，枢廷皆知其大言无实也。”李鸿章、张之洞同为洋务派，竟然如此勾心斗角，说明权力利益的诱惑远远超过派系联盟，晚清派系之争由此可窥见一斑。
两路之争远没有结束。1896 年盛宣怀由张之洞王文韶保举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后，着手修筑卢汉铁路。此时容闳提出由天津经清江至镇江修筑一条干线之议，遭到盛宣怀的强烈反对。盛宣怀抢先揭露其事说：容闳“在总署呈请办镇江至京铁路，有款千万，请验。先以百万报效，路成再保险百万”，“若清江别开一路，则东南客货均为所夺，卢汉将来断不能集华股还洋债。卢汉一路必致停废无成。……至于报效巨款，其为洋股可知。”他斩钉截铁对王文韶说：“无论何路皆不可准，饵我小利，必受大害。”这得到张之洞、王文韶的支持。
其实，京镇路除宫廷贪百万报效之外，李鸿章是主要支持者。李鸿章本想控制全国铁路大权，盛宣怀虽长期是李的左右手，但督办铁路总公司所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卢汉路，这条路毕竟为张之洞所直接掌握，李鸿章就想借京镇路以敌卢汉。果然，张之洞以探听到确切的消息告盛：“顷接京友本日电，容路已探确，事在必行，南海（按指张荫桓）主之，合肥助之。”张之洞要盛宣怀“设法恳合肥转圜 ”。盛宣怀没有去恳求李鸿章“转圜”，而是直接通到总理衙门，大谈西路之利和筑东路之弊。他说：“因时局变迁，原难拘执成议。惟卢汉干路内外几经筹度而后定。南连湘粤，西通川陕，东达长江。利，则聚天下之全力以保畿辅；不利，亦可联十余省之精锐以保中原。今若改营镇津，卢汉停办，恐以后各路事权均属外人，无一路可以自主。数十年归还中朝之说，尽属子虚，大局何堪设想！”卢汉、津镇争夺的结果是卢汉先造，但没几年，津镇最终也建造了。其实从经济发展和保卫海防的角度来说，津镇路是应该修建的。后来李鸿章电告盛宣怀：“西国干路，恒数道并行，非必有碍卢汉，何至因此停办！”劝说盛宣怀“仍照旧筹办（卢汉）为要”。两路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自 1896 年后，清王朝批准胡燏芬多次向汇丰、德华、道胜、麦加利以及中英公司等借款来筑路。特别是 1898 年清政府专门设置了“铁路矿务总局”，并明确该局把“借债筑路”之事作为主要的经营业务，标志着铁路外债真正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得以确立。因此“借债筑路”热潮兴起。自 1895 年起，中国境内共修筑了 31 条主要铁路，合计 9,656 公里。其中，中国自己开办的铁路有 10 条，计 894 公里，占全部铁路的 9％；通过借款筑的路有 17 条，5,436公里，占全部铁路的 56％；外国在中国开办的铁路有 4 条，3,326 公里，占全部铁路的 34％。
1895 年至 1899 年间，借用铁路外债 10 笔，总额合计5,257 万两，分别用于津芦铁路、芦汉铁路以及关内外铁路建设。此外，1895 年张之洞从举借的“江南瑞记借款”6,217,987 两银款之中，拨给铁路总公司 250 万两；1899 年“英德续借款”中有 200 万两用于关内外铁路建筑，有 88 万余两用于芦保铁路建筑等。这些外债多是在张之洞积极倡导下，由铁路督办胡燏芬或盛宣怀出面举借的。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张之洞取代李鸿章，推动“借债筑路”活动进入热潮的时期。
1900 年后，借用洋债的次数进一步增加，款额进一步增多，是 1887 年至 1894 年间所借铁路外债的近 180 倍，是 1895 年至 1899 年间所借款额的 5 倍之强。这些外债主要用于粤汉、正太、沪宁、汴路、道清、京汉、广九、津浦、沪杭甬、新奉、吉长、川汉等铁路建设或赎回的经费。无论从举借外债的次数和数额，还是从铁路建筑的范围来看，这都是前两个阶段所不可比拟的。先后身居铁路总公司、路矿总局和邮传部头目的盛宣怀在这一时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多款项是由他亲自出面或主管部门承办的。这一阶段是盛宣怀主持下大举借债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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