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借債築路爭論的高潮——洋務派內部築路之爭
隨著西方列強由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其對外經濟侵略的重點也由商品輸出轉變為資本輸出。因此，《馬關條約》簽訂後，外國列強對華鐵路投資取得合法地位。美、英、德、法、比、意等國政府代表和資本集團都急不可待的施展各種手段，紛紛向中國強索鐵路承修和貸款權，以實現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進而左右其中國“行政之實權矣!”的目的。
甲午戰爭的慘敗，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使得清政府更加認識到修造鐵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快了鐵路建設政策的出臺。隨著瓜分浪潮的湧起，清王朝迫於“盡撤藩籬”的形勢不得不急於辦理建築鐵路，以圖“自強”。那麼，採用什麼方式修築鐵路呢? 1895 年下半年，清廷內部就此問題進行了商討，有人提出鐵路商辦；有人主張借債造路，官辦或官督商辦；有的則認為鐵路商辦，亦可許洋商入股，採用中外合股方式。 清廷採納了第一種建議，並於 12 月 6日頒佈上諭：“鐵路為通商惠工要務，朝廷定議，必欲舉行。”“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至千萬兩以上者，著準其設立公司，實力興築。事歸商辦，一切贏絀，官不與聞。”並同意先從盧漢鐵路辦起。
清政府之所以贊成第一種意見，主要是基於兩點原因：一是清政府財政困難，入不敷出，無力承辦修路事宜；二是甲午戰前的各種官辦企業的弊端暴露無遺，信譽掃地，再照此辦理，已不可能。因此，要振興中國實業和抵制列強對中國路權的侵奪，最好之辦法是商辦築路。但事情的發展並非按清廷的一廂情願。由於華商資金不足，加之缺乏創辦鐵路的技術條件和創業精神，所以，對商辦鐵路的響應，寥寥無幾。在此情形下，清廷內部主張借款官辦的意見轉而佔了上風。
1896 年 9 月，湖廣總督張之洞和直隸總督王文韶聯銜上奏說：“鐵路未成之先，華商斷無數千萬之巨股。惟有暫借洋債造路，陸續招股分還洋債之一策，集事較易，流弊較少。”並認為，“路歸洋股，則路權倒持於彼；款歸借債，則路權仍屬於我。” 所以，主張“款由官借，路由官造，使鐵路之利全歸於官”。但借債築路，事關重大，因此，他們又建議特設鐵路招商公司，推薦津海關道盛宣懷出任鐵路招商公司總理。在張之洞把漢陽鐵廠建議交給盛宣懷接辦時，即說過“鐵政非歸某（指盛宣懷）辦不可，而路、軌又必合舉”的話。而且就甲午戰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掠奪的主要對象轉向鐵路、礦務的客觀現實來講，能夠承擔此重任者，在當時也“非盛莫屬”。
經過張之洞和王文韶的推薦，清政府於 1896 年 10 月 11 日下達了“直隸津海關道盛宣懷著開缺，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的上諭，批准王文韶、張之洞及總署所奏鐵路公司及洋債諸項，標誌著晚清鐵路外債國家政策的確立。盛宣懷擔任鐵路招商公司總理不久，即條陳四事，“
請特設鐵路總公司，撥官款，募商股，借洋債”，這一主張得到清廷的肯定。但是先造哪一條鐵路最為適宜？眾說不一。李鴻章為了沿海防務需要和擴展鞏固他的北洋勢力地盤，力主修築沿海的津通路，張之洞則針鋒相對地主張在腹省築路。二人在鐵路修建問題掀起了津通和盧漢之爭。時值慈禧太后準備利用海軍撥款修築頤和園，李鴻章抓住時機，把借債築路與海軍撥款聯繫一起，試圖獲得慈禧的支持。他說：“查已成之津通鐵路，前因力催趕辦，曾先後借用洋債銀一百零六萬兩，均於光緒十五年到期應還；如津通鐵路罷議，商情畏阻，斷難再招商股以清還洋債，務請隨折聲明，請旨預飭戶部撥銀一百萬兩，於光緒十五年陸續解交海軍衙門查收，轉發備還鐵路洋債，以符十三年二月原奏商股難借集，官為籌措之語。鴻章為洋債到期，不能推展，故預請撥款，免致臨時掣肘。”言外之意是如津通鐵路不修，海軍不但不能撥款修築頤和園，還要戶部撥款給海軍衙門還債。實際上是在向清廷施壓，老謀深算的慈禧太后當然不可能輕易示弱。
這一方面張之洞似乎比李鴻章更技高一籌，1889 年 2 月 2 日，他上奏《請緩造津通改建腹省幹路折》中調和眾說，首先搬出了儒家的養民思想法寶，“
苟有鐵路，則機器可入，笨貨可出，本輕費省，土貨旺銷，則可大減出口釐稅以鼓舞之。於是山鄉邊郡之產，悉可致諸江岸海壖而流行於九洲四瀛之外。……得價則利農，內開未盡之地寶，外收已虧之利權，是鐵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見，而國之利因之”。他提出先修盧漢鐵路的建議，認為盧漢鐵路是“天下之腹”，諸路“綱領”。將成為“鐵路之樞紐，幹路之始基，人習其事，商睹其利，將來集資推廣續造，不致為難矣。”“中國應開鐵路之利甚多，當以盧漢一路為先務，此路南北東西皆處適中，便於通行分佈，實為諸路綱領。”
還沒等清廷討論經費問題，張之洞已經提出分段築路的方法，將盧漢鐵路分為四段，計用八年建成，一面由鐵路公司招股，一面由政府勸集，“並準該公司援照前案，暫借商款墊解，以資週轉”，實際上也是借洋債。張之洞的建議條理周詳，八面見光，既以儒家利民思想堵住反對者的口，又以分段分籌經費之法為清廷分憂，得到了翁同龢、奕譞等的支持。1889 年 7 月，清廷最終採納了張之洞的建議，“緩議津通而先辦漢口盧溝”，“籌款之法，當以商股、官帑、洋債三者並行”，並且強調“其商股帑力不足，則尤以洋債為挹注之貲”。獲勝後的張之洞被調任湖廣總督，主持修路，實質分得了李鴻章勢力範圍的部分權力。因盧漢鐵路外債由李鴻章的鐵路公司去借，被分權的李鴻章根本不會予以合作。他幸災樂禍地對大哥李瀚章說：“香（指張之洞）覆海署，抑揚鋪張，欲結邸歡，即準撥部款，恐難交卷，終要瀉底，樞廷皆知其大言無實也。”李鴻章、張之洞同為洋務派，竟然如此勾心鬥角，說明權力利益的誘惑遠遠超過派系聯盟，晚清派系之爭由此可窺見一斑。
兩路之爭遠沒有結束。1896 年盛宣懷由張之洞王文韶保舉任鐵路總公司督辦後，著手修築盧漢鐵路。此時容閎提出由天津經清江至鎮江修築一條幹線之議，遭到盛宣懷的強烈反對。盛宣懷搶先揭露其事說：容閎“在總署呈請辦鎮江至京鐵路，有款千萬，請驗。先以百萬報效，路成再保險百萬”，“若清江別開一路，則東南客貨均為所奪，盧漢將來斷不能集華股還洋債。盧漢一路必致停廢無成。……至於報效鉅款，其為洋股可知。”他斬釘截鐵對王文韶說：“無論何路皆不可準，餌我小利，必受大害。”這得到張之洞、王文韶的支持。
其實，京鎮路除宮廷貪百萬報效之外，李鴻章是主要支持者。李鴻章本想控制全國鐵路大權，盛宣懷雖長期是李的左右手，但督辦鐵路總公司所修建的第一條鐵路是盧漢路，這條路畢竟為張之洞所直接掌握，李鴻章就想借京鎮路以敵盧漢。果然，張之洞以探聽到確切的消息告盛：“頃接京友本日電，容路已探確，事在必行，南海（按指張蔭桓）主之，合肥助之。”張之洞要盛宣懷“設法懇合肥轉圜 ”。盛宣懷沒有去懇求李鴻章“轉圜”，而是直接通到總理衙門，大談西路之利和築東路之弊。他說：“因時局變遷，原難拘執成議。惟盧漢幹路內外幾經籌度而後定。南連湘粵，西通川陝，東達長江。利，則聚天下之全力以保畿輔；不利，亦可聯十餘省之精銳以保中原。今若改營鎮津，盧漢停辦，恐以後各路事權均屬外人，無一路可以自主。數十年歸還中朝之說，盡屬子虛，大局何堪設想！”盧漢、津鎮爭奪的結果是盧漢先造，但沒幾年，津鎮最終也建造了。其實從經濟發展和保衛海防的角度來說，津鎮路是應該修建的。後來李鴻章電告盛宣懷：“西國幹路，恆數道並行，非必有礙盧漢，何至因此停辦！”勸說盛宣懷“仍照舊籌辦（盧漢）為要”。兩路之爭終於告一段落。
自 1896 年後，清王朝批准胡燏芬多次向匯豐、德華、道勝、麥加利以及中英公司等借款來築路。特別是 1898 年清政府專門設置了“鐵路礦務總局”，並明確該局把“借債築路”之事作為主要的經營業務，標誌著鐵路外債真正作為一項國家政策得以確立。因此“借債築路”熱潮興起。自 1895 年起，中國境內共修築了 31 條主要鐵路，合計 9,656 公里。其中，中國自己開辦的鐵路有 10 條，計 894 公里，佔全部鐵路的 9％；通過借款築的路有 17 條，5,436公里，佔全部鐵路的 56％；外國在中國開辦的鐵路有 4 條，3,326 公里，佔全部鐵路的 34％。
1895 年至 1899 年間，借用鐵路外債 10 筆，總額合計5,257 萬兩，分別用於津蘆鐵路、蘆漢鐵路以及關內外鐵路建設。此外，1895 年張之洞從舉借的“江南瑞記借款”6,217,987 兩銀款之中，撥給鐵路總公司 250 萬兩；1899 年“英德續借款”中有 200 萬兩用於關內外鐵路建築，有 88 萬餘兩用於蘆保鐵路建築等。這些外債多是在張之洞積極倡導下，由鐵路督辦胡燏芬或盛宣懷出面舉借的。因此，這一時期可以說是張之洞取代李鴻章，推動“借債築路”活動進入熱潮的時期。
1900 年後，借用洋債的次數進一步增加，款額進一步增多，是 1887 年至 1894 年間所借鐵路外債的近 180 倍，是 1895 年至 1899 年間所借款額的 5 倍之強。這些外債主要用於粵漢、正太、滬寧、汴路、道清、京漢、廣九、津浦、滬杭甬、新奉、吉長、川漢等鐵路建設或贖回的經費。無論從舉借外債的次數和數額，還是從鐵路建築的範圍來看，這都是前兩個階段所不可比擬的。先後身居鐵路總公司、路礦總局和郵傳部頭目的盛宣懷在這一時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多款項是由他親自出面或主管部門承辦的。這一階段是盛宣懷主持下大舉借債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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