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石川禎浩
轉自 | 敘拉古之惑
摘要：在20世紀初，“睡獅”、“醒獅”成為中國士人普遍接受的一個象徵性說法。最近幾年來，隨著中國在政治、經濟上的崛起，“睡獅/醒獅”形象作為洗雪近百年屈辱的民族主義情緒符號，再次引起人們熱議。不過，清末“睡獅”說的起源還有待進一步探討。筆者在涉獵了眾多資料後，發現“睡獅”形象最早是在戊戌時期由梁啟超創造出來的。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梁提出的“睡獅”實際上是指弗蘭肯斯坦之怪物。
梁之所以作這樣的解釋，是因為他受天津《國聞報》的一篇文章(和嚴復按語)的啟發而把弗蘭肯斯坦誤解為狀如獅子的人造機巧怪物。“睡獅”說的發生過程可能是：梁啟超在戊戌變法時期，對其間接得到的有關吳士禮(Wolseley)、弗蘭肯斯坦之怪物的知識，發揮想象力與其讀過的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結合起來，於1898-1899年創造出來的。
與我們現在的常識不同，在那之前外國沒有稱中國為“睡獅”的例子。應該說，清末“睡獅”形象急速而廣泛的傳播是基於梁啟超創造、發明的“睡獅”而出現的文化現象。中國=“睡獅”(Sleeping Lion)這個表述，首先是在清末中國人之間迅速流行，然後才流傳到包括日本在內的外國輿論界的。
序言——緣起
2004年，梁啟超研究不可或缺的《梁啟超年譜長編》(丁文江、趙豐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日文版出版了①。該日文版的最大特點有二：即在校訂漢語原著基礎上進行了準確的翻譯，並加了豐富的譯註(共3940條)。歷時十年而成的大量譯註與書後的人名索引以及別名一覽表，極大地提高了該書的利用價值。筆者也曾參與該書的翻譯，並承擔了部分譯註。但有幾個問題最終沒能解決，其中最大的問題與戊戌年(1898年)梁啟超在北京召開的保國會上所作的演講有關。
1898年4月21日(閏三月初一日)，保國會第二次會議於北京召開，梁啟超在會上演講，敦促中國士大夫奮起。他說：
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國先睡後醒論》，英人烏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國陸軍統帥)謂中國如佛蘭金仙之怪物，縱之臥則安寢無為，警之覺則奮牙張爪，蓋皆於吾中國有餘望也。②
知道了“烏理西”即吳士禮(Wolseley)、“佛蘭金仙”即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那麼，這段演講翻譯起來本來並不困難；但實際上卻大費了一番周折。問題源於譯註。日文版譯註就“曾惠敏”(即曾紀澤)、“烏理西”(即吳士禮)、“佛蘭金仙之怪物”分別有如下注釋：
[曾紀澤](1839-1890)，字劼剛，湖南湘鄉人，曾國藩長子，近代中國著名早期外交家。離開歐洲外交舞臺後的1887年1月，曾在倫敦的《亞洲季刊》(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上用英文發表《中國先睡後醒論》(原題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表達了中國現任外交官的國際政治立場，引起了廣泛矚目。
後該文經顏詠經口譯、袁竹一筆述被收入《皇朝蓄艾文編》。該文以北洋海軍的建設等軍備現代化為中國覺醒的根據，主張強兵應先於富國，強化國勢須從速充實外交。後來，持變法論立場的何啟、胡禮垣認為曾的這個主張不徹底，並在其《曾論書後》(《新政真詮》)中予以強烈批判。
[吳士禮](Garnet Joseph Wolseley，1833-1913)，英國軍人。1857年初次來華執行軍務，參加第二次鴉片戰爭，戰後主張援助清朝鎮壓太平軍。後在英屬非洲殖民地歷任軍政要職，1894年升任陸軍元帥，翌年任英國陸軍總司令。著有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Longman，1862)，該書記錄了他在中國的經歷。
[佛蘭金仙之怪物]英國女作家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創作的怪異小說中的人造人(Frankenstein今譯“弗蘭肯斯坦”)。小說出版引發廣泛熱議是在1818年，因此，吳士禮以此比喻中國並不奇怪。梁啟超是如何知道吳士禮的比喻的，不得而知；但他在1899年發表的《自由書·動物談》(《飲冰室合集·專集》2，第43-44頁)中提到，有一個叫“佛蘭金仙”的人造怪物沉睡在大英博物館，還說曾紀澤曾稱其為“睡獅”或“先睡後醒之巨物”。但曾紀澤上述《中國先睡後醒論》等文章裡，並沒有類似表述。③
筆者編寫這段譯註時最感困惑的是第3條。分條列目地解釋小說《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是由英國人雪萊創作的等並不難；問題在於，梁啟超是如何知道吳士禮曾以此比喻中國的。還有，如上所述，梁啟超在翌年即1899年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中不僅也有類似描述，還將其與曾紀澤的言論(《中國先睡後醒論》)結合起來，更說佛蘭金仙之怪物就是“睡獅”。
進一步探討則會隱約發現，我們熟知的近代中國的象徵即“睡獅”這一表述(字句)，其實最早就出現在梁啟超1899年的這篇文章中。也就是說，“睡獅”、“吳士禮”、“佛蘭金仙之怪物”之間似乎有著密切的關聯。
但是，在編寫譯註的過程中，筆者最終沒能搞清來龍去脈，只好暫作“梁啟超是如何知道吳士禮的比喻的，不得而知”、關於“睡獅”以及“佛蘭金仙之怪物”，曾紀澤的文章中“沒有類似表述”。本來，日文版譯註的目的，正在於就此類模糊、曖昧的事項為專門研究提供信息，而並不在於對常見事項作一般性說明。因此，筆者一直認為上述語焉不詳的註釋是一種恥辱，試圖得到一個更清晰的解答。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和史學界有關象徵性符號的研究取得進展，這幾年圍繞“睡獅”這一表述起源的研究日趨活躍。代表學者是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氏和單正平氏④。費約翰極力否定人們熟知的那句“中國(睡獅)醒來時，整個世界都會震撼”的話是出自被囚禁在聖赫勒拿島的拿破崙之口，說那純屬謠傳。他的主張大體如下：
拿破崙談論中國覺醒一事純屬謠傳，沒有任何的法文書面資料能夠證明這句話是拿破崙說的。將它歸功於拿破崙，未免剝奪了晚清官員們[指曾紀澤]的知識產權，正是他們，在19世紀末最早讓世界注意到了中國的興起。⑤
在此，費約翰強調，在19世紀大談睡獅中國將要崛起的正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具體而言，就是從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開始的。單正平則在其著作中單立一章，專門分析“睡獅”說的發生過程，並在涉獵了眾多資料後得出結論，強調了曾紀澤和梁啟超在其中的作用。他說：
“睡獅”說的發生過程可能就是：曾紀澤命名博物館機器人為睡獅(姑妄信其有)、且在題畫詩中對獅子的特徵及其在中西方文化中的象徵意義有所提示——英國人將弗蘭金仙的命名轉述給日本人(？)——梁啟超讀日文報刊而知此說法——梁啟超撰《動物談》——黃遵憲、鄒容等人繼而援用。但這僅僅是推測，尚缺乏事實的依據。⑥
毋庸諱言，單氏的這項研究，其資料基礎非常紮實，大大縮小了我們和真相的距離。但是，單氏自己也承認，還缺乏決定性證據。總之，單氏的結論也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由於這幾年中國在政治、經濟上的崛起，以及舉辦奧運會而催發的愛國熱情的高漲，中國是“睡獅”這一話題近來重新升溫，“睡獅”作為洗雪近百年屈辱的象徵而再次引起人們熱議。筆者也想借此機會來洗雪編寫譯註時留下的恥辱。
一、探源之一
上述單氏的研究，無疑為我們探討“睡獅”說的起源提供了許多啟發，但也留下了幾個問題。主要有三點：
單氏稱梁啟超初次談及弗蘭肯斯坦(或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是發表於1899年的《自由書·動物談》⑦，暗示可能存在來自日本的影響；但如本文序言所述，至遲在來日前即1898年4月21日在保國會上作演講時，梁啟超已在談論弗蘭肯斯坦和曾紀澤。
包括《中國先睡後醒論》在內，曾紀澤的文集中並沒有“睡獅”、“佛蘭金仙”這樣的字句。
同樣，吳士禮的著作中，也沒有把中國比作“睡獅”、“弗蘭肯斯坦”的語句。
要解決這三個問題，關鍵要弄清第一個問題，即梁啟超在保國會所作演講的內容來自何處。梁啟超此前數年在上海購得《瀛寰志略》後“始知有五大洲各國”⑧，而這時卻能夠談論吳士禮和弗蘭肯斯坦，是因為他不久前讀到了天津《國聞報》刊載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就是王學廉譯自英文的《如後患何》(譯自英國《國運報》1898年1月1日)，文章主張中國有可能覺醒並存在潛在威脅，文後並附有嚴復的按語⑨。其部分內容節選如下：
我英現任陸師大元帥某君，曾於數年前論中國事謂：中國民眾四百兆假天生拿破崙於其中，奮其才勇以為之君，振長策以鞭笞宇內，數年之後，歐洲之人將絕跡於亞東而太西種族將為所逼處。(嚴按語：所謂現任大元帥者蓋烏理西子爵，其平居論中國之大可用同此。彼蓋得於戈登也。)
中國既寤之後，則將為佛蘭金仙之怪物。斯怪者任其臥則安寢無為，警之覺則大奮爪牙起為人害。……嗚呼，佛蘭金仙之怪物一機械之巧耳，知之則不足畏。若夫，中國物博人眾，用西國之法以困西國之民，其將為歐洲之害，迥非金仙怪物所可比者，是則大可畏也。(嚴按語：佛蘭金仙怪物者，傀儡也，見於英閨秀諧理之小說，傅膠革，挺筋骨以為人，機關棖觸，則跳躍殺人，莫之敢當，惟縱其酣臥乃無事。論者以此方中國，蓋亦謂吾內力甚大；歐之人所以能稱雄宇內者，特以吾之尚睡未醒故耳。)
對該文中有關吳士禮和佛蘭金仙的表述與梁啟超在保國會上的演講作一比較即可發現，梁在演講中幾乎原文引用了該文的內容。而按語也表明，嚴復不愧為當時首屈一指的西學學者，對吳士禮的一貫主張⑩、小說《弗蘭肯斯坦》的著者及其內容等，都有相當準確的把握。當然，在當時的情況下，要將怪物弗蘭肯斯坦的形狀、印象準確地傳達給中國讀者，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也就不可能知道包括梁啟超在內的讀者在讀了按語後會產生怎樣的想象。惟一肯定的是，梁啟超等想象中的怪物形象與我們現在通過各種途徑獲得的形象是有巨大區別的；而且，從他們將此形象投射到沉睡的中國身上這一點看，他們對這個怪物的理解似乎是正面的。
《國聞報》刊載的這篇譯文和嚴復的按語，都沒有涉及梁啟超在保國會演講時提到的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如後所述，當時關心時局的人，都已經比較熟悉曾紀澤的這篇文章。梁啟超是把自己讀過的曾紀澤的主張和《國聞報》刊載的譯文巧妙地結合了起來，並以此激勵參加保國會的變法派人士。在這個意義上講，梁啟超在保國會上的演講，充分發揮了他作為一個宣傳家的傑出才能。
二、探源之二
梁啟超在保國會演講之後，又有兩次談論過弗蘭肯斯坦(睡獅)。一是流亡日本後所寫的《自由書·動物談》(1899年4月)，再一次是《瓜分危言》(1899年5-8月)。有關部分引用如下：
梁啟超隱几而臥，鄰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為動物談……丁曰：“吾昔遊倫敦博物院，有人制之怪物焉，狀若獅子，然偃臥無生動氣。或語餘曰：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捩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餘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餘試撥其機，則動力未發而機忽坼，螫吾手焉。蓋其機廢置已久，既就鏽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惜哉！”梁啟超歷歷備聞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興，曰：嗚呼！是可以為我四萬萬人告矣(下畫線為筆者所加，以下同)(11)。
其故，“英人”皆坐未深知中國腐敗之內情，以為此龐大之睡獅終有撅起之一日也，而不知其一挫再挫，以至於今日。……曾惠敏曾對英人大言曰中國先睡後醒之巨物也。故英人亦有佛蘭金仙之喻。(12)
《自由書·動物談》採用轉述傳聞的方式來描述弗蘭肯斯坦；但是，考慮到他在保國會上的演講，幾乎可以肯定這是梁啟超自己創作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在保國會演講一年之後所寫的這篇文章中，梁的講述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信息。他說英國人稱之為“佛蘭金仙”的人造怪物就在大英博物館內，並且長著獅子的模樣；而曾紀澤曾將其譯為“睡獅”或“先睡後醒之巨物”。
依筆者管見所及，這是清末最早出現“睡獅”二字的文章。更重要的是，此處第一次出現的“睡獅”，已經明確就是弗蘭肯斯坦之怪物。在上述《國聞報》刊載的譯文、嚴復的按語以及梁援引該文及按語在保國會所作的演講中，都沒有出現“睡獅”的字句；但在這裡，英國人吳士禮、怪物佛蘭金仙和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已經渾然不可分，中國=佛蘭金仙=“睡獅”這一等式就此成立了。
這個等式，在隨後的《瓜分危言》中被進一步推展開來，發展成為如下表述：即A.英國人稱中國為“睡獅”；B.曾紀澤曾稱中國為“先睡後醒之巨物”；C.英國人將中國比喻為弗蘭肯斯坦。這其中，B和C接近事實，但A卻是梁啟超第一次說出來的。包括英國人在內，此前的確沒有人稱中國為“睡獅”——這一點後文將作詳細分析。真實情況恐怕是，所謂“睡獅”，是梁啟超對吳士禮、佛蘭金仙怪物和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按自己的需要進行解釋而創造出來的，純粹是梁式想象的產物。
眾所周知，1900年以後，“睡獅”(以及“醒獅”)一詞為清末知識分子所喜好並經常使用，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詩界革命”先驅黃遵憲在其《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1903年)中有“散作槍炮聲，能無驚睡獅？睡獅果驚起，牙爪將何為？”“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的《革命軍》(1903年)中則有“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甚至有名曰《醒獅》的雜誌於1905年在東京創刊，等等(13)。這些都是基於梁啟超創造、發明的“睡獅”而出現的文化現象。應該說，中國=“睡獅(Sleeping Lion)”這個表述，首先是在清末中國人之間迅速流行，然後才流傳到包括日本在內的外國輿論界的。
三、探源之三
（一）中國國外的“睡獅”說
通過上述探討，我們基本上可以明白，中國即睡獅的說法，是梁啟超在戊戌變法時期對其間接得到的有關吳士禮、怪物弗蘭肯斯坦的知識，發揮想象力與其讀過的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結合起來，於1899年創造出來的。不過，讀者可能還有一些疑問。難道在那之前外國就真的沒有稱中國為“睡獅”的例子嗎？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和弗蘭肯斯坦這一怪物的形象，與梁啟超的表述是如何具體結合在一起的？這些疑問也都是形成中國“睡獅”形象的要素，有必要進一步作補充考證。
如前所述，關於“睡獅”出自被囚聖赫勒拿島的拿破崙之口的說法，已有費約翰認為其根據難以確認，純屬謠傳(14)。另外，查遍當時歐美的主要報刊，也找不出將中國比作“睡獅”的例子。筆者曾通過網上數據庫分別查閱了英國和美國最大的報紙《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泰晤士報》數據文典、Times Digital Archive等)，所得到的結果有sleeping leviathan(leviathan即象徵邪惡的一種海怪)、decaying monster(衰落中的怪物)、awakening giant(覺醒中的巨人)等(15)，惟獨沒有用獅子比喻中國的用例。其原因在於，將一個國家比作某種動物時，“獅子”大都是用來比喻英國的，比喻中國則用“龍”(16)。在本文後面來自英國大眾性漫畫雜誌《笨拙》(Punch)的兩幅圖中，中國都被描繪成惡龍。
日本的報紙和雜誌也一樣。現在日本採用較多的歷史教科書都不約而同地這樣表述中日甲午戰爭：“從前被稱為‘睡獅’而被深感畏懼的清國，在新興的日本面前竟然不堪一擊。列強各國看到清國已經如此衰弱，於是爭相獲取租借地，以作為向中國滲透的橋頭堡。”但是，從甲午戰爭到戊戌變法期間，日本的報紙等從未稱中國為“睡獅”；而使用“睡獅”的一個例子，出現在《讀賣新聞》1898年1月23日的社論中，但那也並非用來比喻中國，而是用來比喻面對東亞的國際局勢一直持觀望態度的英國。這篇社論的開頭部分如下：
睡獅醒矣。多年來，人們稱英國於東亞沉睡不醒，嘲諷其優柔寡斷，責罵其遲鈍愚魯，而今竟猛然忪眼圓睜。臘月以來，英國東方艦隊調遣驟然活躍，其勢恰如猛獅疾驅於曠野。
這篇社論所論述的，正是戊戌變法前夜列強圍繞中國的動向，其中以“睡獅”、“猛獅”特指英國；這從反面表明，就當時日本輿論界的常識而言，“睡獅”不是用來指稱中國的(17)。進入20世紀後，日本也開始稱中國為“睡獅”。例如，1905年的《東京日日新聞》就這樣說：
盛享清國近世大外交家之名、至今聲望不衰之曾紀澤氏，十數年前介紹清國於列強時曾稱，清國乃睡獅也。即臥龍二字譯作睡獅，由此於當時歐亞外交界風靡一時……(18)
顯然，這個“睡獅”說與梁啟超的闡發是一致的。因此，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推斷，即日本的“中國即睡獅”之說，經梁啟超闡發而為清末知識分子所廣泛接受，在中國得到普及後才傳到了日本。
(二)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形象的傳播
如前所述，梁啟超於1898年在保國會上演講時提到“英人烏理西謂中國如佛蘭金仙之怪物”，這並不是因為他讀了吳士禮的著作或者小說《弗蘭肯斯坦》，而是因為他讀了《國聞報》刊載的王學廉翻譯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吳士禮的見解和弗蘭肯斯坦的比喻是兩碼事，但到了梁啟超那裡，這二者卻被結合在一起。那麼，當時，人們是怎樣看待怪物弗蘭肯斯坦的呢？
眾所周知，瑪麗·雪萊(Mary Shelley，雪萊夫人)的怪異小說《弗蘭肯斯坦》被稱為近代科幻小說的先驅；特別是1831年改訂版出版後，弗蘭肯斯坦在歐洲常被視作向造物主復仇的怪物。不過東亞各國卻鮮有介紹，大概是故事的怪異性使然。再比如，該小說在日本最早的譯作《新造物者》於1889年發表在雜誌《國基[國乃もとゐ]》上，譯者“瓠廼舍主人”，其譯筆較忠實於原著(19)；不過，該譯作並未完成。後來，在1930年代，根據該小說改編的電影引起很大反響，但直至戰後，日本也未有該小說的全譯本出版。
在中國，1934年上海曾放映好萊塢影片《科學怪人》(20)，在某種程度上使人們瞭解了怪物的名字及其形象；但沒有證據表明曾有人翻譯過該小說(21)，最早的譯本直至198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才出現。在這個意義上講，嚴復早在1898年就曾準確地向中國人轉述過該小說的作者及其所描述的怪物的形象，是令人十分驚訝的。換言之，即使當時的梁啟超受嚴復按語的啟發而把弗蘭肯斯坦誤解為狀如獅子的人造機巧怪物，也是情有可原、不應受到嘲笑的。
就這樣，在19世紀的東亞，要準確地表達、傳述怪物弗蘭肯斯坦的形象及其寓意，是十分困難的。但是，如上述《國聞報》刊載的譯文所示，在“黃禍論”盛行的西方各國，以怪物弗蘭肯斯坦比喻中國則絕非罕見。下面《泰晤士報》的文章所表達的，正是戊戌年(1898)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典型觀感之一。
但是，中國的發展並非如此單純。亦即，促進這個國家的發展，結果有可能使弗蘭肯斯坦站立起來。中國可能成為世界的巨大工廠，我們可能被中國取代。也就是說，將來不是我們供應給他們，而是他們供應給我們。(22)
在稍後的時期，歐美將中國喻為怪物弗蘭肯斯坦的人越來越多。孫中山在美國執筆的英文小冊子《中國問題的真解決》(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中，也提到過這一點。不過，該小冊子原本是面向瞭解怪物弗蘭肯斯坦的歐美人士而作，其中有關弗蘭肯斯坦的一段，在隨後於1906年在日本出版的中英對照本(《支那問題真解》(23))中，“法蘭坎士泰”被加上了“自殘同類之動物”的註解；而在以後民國、人民共和國時期刊行的孫中山文集中，Frankenstein都未用音譯，而是靈活的意譯。這大概是因為，對於不瞭解弗蘭肯斯坦的中國讀者而言，音譯不能傳達原本含義。總之，要準確傳達怪物弗蘭肯斯坦的形象和含義，是極其困難的。
(三)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的傳播
如前所述，梁啟超在其《自由書·動物談》中說，把怪物弗蘭肯斯坦稱作“睡獅”或“先睡後醒之巨物”的是曾紀澤。即使我們能夠理解梁在曾的《中國先睡後醒論》啟發下將弗蘭肯斯坦解釋為“先睡後醒之巨物”，但他又是循著怎樣的思路推導出“睡獅”的？特別是包括《中國先睡後醒論》在內的曾紀澤的文集中，都找不出“睡獅”的字眼，這就更加重了疑問。下面，我們先從《中國先睡後醒論》的傳播加以探討。
據說，《中國先睡後醒論》最初以英文發表，不久後的1887年2月8日被香港的英文報紙《德臣報》(The China Mail)轉載，再後來由顏詠經、袁竹一(24)等譯成漢語發表(《新政真詮初編》1901年，《皇朝蓄艾文編》1903年)(25)。可是，該漢語譯文並未收入《曾惠敏公遺集》(1893年出版)，梁啟超是如何得知這篇文章的呢？此前有關曾紀澤的研究認為，《中國先睡後醒論》是收入《新政真詮初編》等之後，亦即進入20世紀之後才流傳開的(26)；但實際上，早在1887年6月，上海《申報》就刊載了該文的漢譯本(27)。曾紀澤對用英文發表的這篇文章非常滿意，1886年11月回國後不久，即請人翻譯，以饋國人。他在1887年4月致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的信中曾這樣寫道：
知悉《亞洲季刊》(Asiatic Quarterly)文章備受熱議，當然尚不瞭解近況如何。吾已命同文館懂英語之學生將其譯作漢語，以饋知近傳閱。但祈順遂。(28)
為“饋知近傳閱”而譯出的這篇文章，後來是被《申報》轉載的，還是《申報》方面獨自發表的，箇中內情不詳；但顯然梁啟超在戊戌前讀到這篇文章是可能的。順言之，甲午戰爭時，日本也已有人瞭解到曾紀澤寫過一篇反響很大的《中國先睡後醒論》，尾崎行雄等就曾談到這點(29)。
既然包括《中國先睡後醒論》在內的曾紀澤文集中不見“睡獅”一語，那麼，梁啟超又是如何從怪物弗蘭肯斯坦聯想到“獅子”的呢？實際上，曾紀澤雖然沒有使用“睡獅”的字眼，但在將國家比喻為動物時，的確提到過“獅子”。《曾惠敏公遺集》收錄的《為潘伯寅大司空畫獅子紈扇率題一首》中有這樣一段：
英吉利國稱雄泰西，軍國大纛及宮廷印章，皆雕繪獅子與一角馬為飾，殆與俄羅斯畫北極之熊，佛朗西、日耳曼畫鷹隼者，各有取義。……法尚蒼鷹俄白羆，英蘭旌旆繪黃獅。(30)
在這裡，曾清楚地寫道獅子是英國的象徵(白熊和鷹鷲分別是俄、德的象徵)；而另一首詩的“引”也稱“獅子毛群之特，蹲伏行臥，往來前卻，喜怒飢飽，嬉娛攘奪，狙伺搏擊之變相，尤著意焉”(31)。讀到這些，就獅子的形象產生某種想象是可能的(32)。不過，我們不知道梁啟超是否讀過曾紀澤的這些詩句；即使讀過，由機器人般的怪物弗蘭肯斯坦一躍而聯想到“睡獅”，沒有非凡的想象力也是做不到的。
當然，梁啟超也有可能從中國傳統的獅子形象、尤其是在清末重獲中國知識分子喜好的佛教的護法獅子形象得到了啟發(33)。但這也僅是有可能，既然各種典籍中都找不出與梁啟超的“睡獅”有關聯的例證，我們不能下任何斷定性結論(34)。
結語——“睡獅”、“醒獅”形象出現以後
在民族主義勃興、救亡意識高漲的時代，某個號召性語句或形象有時會成為凝縮時代精神的核心。在對外危機意識深重的清末和民國時期，屢屢有巧妙地表達中國屈辱的國家地位、激發愛國熱情的語句及形象被髮明出來，“東亞病夫”如此，租界公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亦如此(35)。而出自梁啟超想象的“睡獅”也屬於此類發明之一，這個詞語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形象，對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形成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已毋庸贅言。梁啟超在評論自己的言論對清末社會的影響時曾說，與新文體一樣，“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36)；從“睡獅”一詞的發明及其後來的廣泛流行來講，他的語言魅力已達到了創造號召性語句並足以激發人們想象力的地步。
“睡獅”、“醒獅”之說出現數年後，就有人創刊了《醒獅》雜誌。可見，在某種程度上，該詞語對中國知識界造成的衝擊已經超過了梁啟超當初的設想。而後來以批判眼光觀察自負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知識分子，則指出了該詞語帶有的正負兩方面的意義。魯迅在1933年發表的《黃禍》一文中有如下一節：
現在的所謂“黃禍”，我們自己是在指黃河決口了，但三十年之前，並不如此。那時是解作黃色人種將要席捲歐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聽到了這句話，恰如聽得被白人恭維為“睡獅”一樣，得意了好幾年，準備著去做歐洲的主子。(37)
這段話之所以意味深長，在於它以當事人的立場表達了清末中國對“黃禍”論所持態度的一個側面，而這種沾沾自喜的態度與“睡獅”說卻同體而棲。因此，魯迅才認為清末以來的“睡獅”說頂多是中國人滿足自尊心的“恭維話”，並對此持批判態度(38)。
當然，為了負載民族主義者的自尊心，“睡獅”形象在形成後就被放大了；對此，發明者梁啟超不應負任何責任。而對於魯迅寫於梁啟超謝世之後的這篇雜文，梁也不可能反駁。但是，在中國民族主義以“醒獅”的姿態出現時，梁啟超則不得不面對自己創造出的這個形象。
提起推崇“醒獅”的中國民族主義，人們自然會想到曾琦等人於1920年代中期組織的中國青年黨(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國家主義派)曾主張“醒獅運動”，並以《醒獅週報》作為機關刊物；實際上，在曾琦等勸梁啟超入黨時，“獅子像”曾在梁啟超面前出現過。周傳儒在回憶曾琦等欲拉梁啟超為首領而與其接觸的過程時這樣寫道：
民國十四、五年之交，國家主義派的曾琦到北京見梁啟超，意欲組織第三黨，推梁與章太炎為南北首領。談了半天，梁沒有答應。……曾琦後來還到啟勳[梁啟超弟弟]家找過樑啟超一次，梁推說丁在君[丁文江]等不同意，周傳儒也要考留美，不能幫忙。於是以無名氏名義贈他三千元幫助活動費。曾琦回贈一個半人長的銅獅子給梁啟超，銅獅子為醒獅派的黨標，我後來到梁家，看到案上放有一個銅獅，一問才知道是曾琦送的。這次梁沒有跟國家主義派搞在一起是很明智的。(39)
梁啟超雖然沒有加入“醒獅派”的黨派活動，但卻稱他們“最有朝氣，最能奮鬥”，似乎實際上對他們期許有加(40)。但是，曾琦等贈送獅子像給梁啟超時，大概不知道在中國最早喚醒“睡獅”的正是梁啟超。因為，在《醒獅週報》創刊宣言中，他們稱“睡獅”說源於曾紀澤：
昔者曾紀澤出使歐洲，鑑於西方東侵之猛，嘗以“睡獅”之說，告彼都人士曰：中國地方之大，人口之多，巍然獨立於亞洲，其狀有雄獅然，今特睡而未醒耳。……嗚呼！我國民豈真劣等而不可救藥耶？抑矣果如曾氏之言為睡而未醒之雄獅耶？(41)
正如已經探討的那樣，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以及其他文章中從未出現過“睡獅”的字眼，而“醒獅派”卻與20多年前的梁啟超一樣，把曾紀澤與“睡獅”扯在了一起。連以“醒獅”為旗號的政治團體都不過如此，1920年代人們對“睡獅”說歷史淵源的一般理解也就可以想見了。
由於醒獅派曾試圖拉梁啟超加入，梁也對醒獅派的活動抱以期待，因而梁當然極有可能讀過《醒獅週報》的創刊宣言。而且，醒獅派還送了一座銅質獅子像給梁啟超。面對這座獅子像，梁很可能就自己年輕時創造出的“睡獅”形象有所感觸。假如他留下一篇《醒獅有感》之類的文章，我們也就可以瞭解“睡獅”形象出現在中國的來龍去脈，特別是本文未能解明的梁的想象由怪物弗蘭肯斯坦到獅子的飛躍過程。但遺憾的是，梁啟超沒有為我們留下這樣的文章。如此，來歷依然不明的“睡獅”、“醒獅”的形象後來不斷被放大和強化，直至現在。
註釋
①丁文江、趙豐田編，島田虔次編譯《梁啟超年譜長編》共5卷，東京：巖波書店，2004年。
②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983年，第111頁。此處引用，依據《國聞報》第209號(1898年5月31日)、《知新報》第55冊(1898年6月9日)就有關字句作了補正。
③《梁啟超年譜長編》(日文版)第1卷，第379-380頁。
④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漢譯：李恭忠等譯：《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單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語境中的醒獅形象》(《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收於單正平：《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化轉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費約翰：《中文版序》，《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第2-3頁。
⑥單正平：《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化轉型》，第130頁。就那句預言是否出自拿破崙之口，單氏認為費約翰之說理由並不充足，拿破崙有可能的確說過。
⑦《清議報》第13號，1899年4月(收於《飲冰室合集·專集》2，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⑧梁啟超：《三十自述》(1902年)，《飲冰室合集·文集》11，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6頁。
⑨《國聞報》(天津)1898年3月22日。嚴復按語部分，今收於王栻主編《嚴復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78頁。遺憾的是，據稱刊登了該譯文原文的《國運報》的英文名稱不詳。
⑩吳士禮曾多次說到，中國只要有拿破崙那樣的人物出現，就會成為凌駕於西方各國之上的強國。例如，吳士禮自傳(Wolseley, The Story of a Soldier's Life, Westminster: Archibald Constable & Co. Ltd., 1903)這樣寫道：“就人口方面而言，沒有任何國家能與中國相比。在這個巨大帝國的任何角落，他們的習慣和生活方式都是相通的。在我看來，中國人是這個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種，他們將是世界上未來的偉大統治者。我一直這樣認為，現在也這樣想。中國只是沒有彼得大帝或拿破崙那樣的人物而已。”(vol. 2，p. 2)而通過譯載西方雜誌的文章，中國國內也對吳士禮的觀點有所瞭解。請參閱：《中國實情》，《時務報》第10冊，1896年，譯自上海《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1896年10月17日；《論東方之害》，《外交報》第117期，1905年，譯自《康頓白烈報》(Contemporary Review)1905年5月。
(11)《自由書·動物談》，《飲冰室合集·專集》2，第43-44頁。
(12)《瓜分危言》，《飲冰室合集·文集》4，第21、42頁。
(13)關於清末使用“睡獅”、“醒獅”的例子，單正平：《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化轉型》第4章以及楊瑞松《睡獅將醒？：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論述中的“睡”與“獅”意象》(《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2008年)有較全面的介紹。
(14)費約翰：《中文版序》，《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第2-3頁。另外，不管這句話是否真正來自拿破崙，清末的西方人士似乎一般認為拿破崙那樣說過。請參閱：約翰·斯塔德著：《1897年的中國》，李濤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第97頁。
(15)Planning to Save Pekin/Brilliant Schemes of Defensive Warfare Proposed by Chinese, New York Times, Feb. 11, 1895; J. O. P. Bland, Recent Events and Present Policies in China,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2, p. 413.
(16)其中一個例子是 Arthur Diósy, The New Far East, 4th ed., London: Cassell, 1904, pp. 333-334.
(17)當然，在形容清國的萎靡、停滯時，當時一般使用“惰眠”、“熟睡”的字眼；而在將清國比做動物時，通用的字眼似乎是“睡象”。具體用例請參閱岸田吟香：《吟香翁書牘之續》(《朝野新聞》1880年5月23日)、《亞細亞之前途(愉快節)》(《添田啞蟬坊·知道著作集4演歌の明治大正史》，刀水書房，1982年，第54-55頁)。
(18)《清國外交之活歷史》，《東京日日新聞》1905年11月5日。參見楊瑞松《睡獅將醒？：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論述中的“睡”與“獅”意象》。
(19)瓠廼舍主人稿《新造物者》，《國基[國乃もとゐ]》第3-12號(未完)，1889-1890年。參見橫田順彌《明治時代は謎解——《弗蘭肯斯坦》的最早譯作[明治時代謎だらけ！《フランケンシユタィン》の初譯について]》，《日本古書通信》61卷3號，1996年。考慮到雜誌《國基》的流通範圍極其有限，該譯作應不可能對梁啟超產生任何影響。
(20)《準演外國影片一覽》，《中國電影年鑑1934年》，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4年，第98頁。
(21)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界有關《弗蘭肯斯坦》的研究並不少，但尚未發現有論述該小說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和影響的。這一點與日本十分相似，期待今後有所突破。
(22)"British Association", The Times, Sep. 14, 1898.
(23)《支那問題真解》孫逸仙演說，公民[國民]俱樂部譯述、發行，黃帝紀元4396年臘月出版——神戶大學圖書館藏。關於這個小冊子的情況，請參閱石川禎浩：《山口一郎紀念獎獲獎感言》(《孫文研究》第44輯，2008年9月)。
(24)顏詠經大概就是顏永京(顏惠慶之父，時為聖約翰學院學監)。袁竹一，原名袁康，曾任《萬國公報》編輯(翻譯各國消息)。見楊代春：《〈萬國公報〉與晚清中西文化交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68頁。
(25)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第276頁；張立真：《曾紀澤本傳》，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0-221頁。另外，單正平認定，梁啟超談論《中國先睡後醒論》應在《新政真詮初編》和《皇朝蓄艾文編》刊行前，並以此為前提展開分析，認定《德臣報》轉載的是漢語，並且梁啟超對此是知曉的(前引《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化轉型》，第124-125、129頁)，並以此為前提進行分析。但這個前提實屬誤解。
(26)張立真：《曾紀澤本傳》，第220-221頁。
(27)顏詠經口譯、袁竹一筆述《中國先睡後醒論》，《申報》1887年6月14-15日。後來被收入《新政真詮初編》的，應該就是這篇譯文。筆者得知《申報》曾刊載此文，實承箱田惠子氏(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所賜，在此特致謝意。
(28)《曾紀澤致馬格里書(1887年4月26日)》(收於Demetrius C.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K. C. M. G., London: J. Lane, the Bodley Head, 1908, p. 435)。馬格里曾任中國駐英公使館參贊，並曾協助曾紀澤撰寫、發表《中國先睡後醒論》。
(29)尾崎行雄《支那處分案》稱：“曩者清法有事，清使曾紀澤侯曾大言日，中國先睡後醒。雖然，今已閱十星霜矣。然其高枕鼾睡也，如故獨何歟。”(博文館，1895年，第16頁)
(30)(31)《曾惠敏公遺集》，長沙：嶽麓書社，1983年，第315-316頁。
(32)《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化轉型》，第126-130頁。
(33)《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化轉型》，第132-135頁。關於中國古代獅子形象，蔡鴻生《獅在華夏：一個跨文化現象的歷史考察》(收於王賓、[法]比松主編：《獅在華夏：文化雙向認識的策略問題》，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述之頗詳，可資參考；但遺憾的是，該文幾乎未涉及清末的獅子形象。
(34)清代詩文提及“醒獅”的，有傅佔衡(清中期人)的《述夢》(《湘帆堂集》)、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光緒八年)等。這些中國傳統的獅子形象(或出現於獅子舞等民間節日慶典的獅子造型)，有可能間接地對梁啟超發明“睡獅”、“醒獅”產生了影響。
(35)關於這方面的史學分析，請參見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3期，2005年)、石川禎浩：《“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問題考》(黃克武主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
(36)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34，第62頁。
(37)丁華民主編：《魯迅文集》第17卷，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08頁。
(38)五四時期朱執信也提出過類似的見解。見朱執信《睡的人醒了》，《民國日報》覺悟副刊，1919年6月28日-7月3日。
(39)周傳儒：《回憶梁啟超先生》，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第375-376頁。
(40)《給孩子們書(1927年1月18、25日)》，《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1112頁。
(41)《〈醒獅〉週報出版宣言》，《醒獅週報》第1期，192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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