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岱
清代的敕勒川，不能不提及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的“走西口”。近代历史上，华夏民族有过三次移民高潮，一次是广东、福建的“下南洋”，一次是冀鲁豫一带的“闯关东”，一次便是晋陕冀一带的“走西口”。
所谓“西口”，指的是今山西省右玉县的杀虎口。明清时期，长城大小关口与堡城不下两千余处，明代设九边重镇掌控关口要塞。清代在长城沿线设五路驿站，即杀虎口、张家口、古北口、独石口、喜峰口驿站，使长城关口地位得到提升。人们习惯把张家口叫作“东口”，杀虎口叫作“西口”。明代的西口因长城内外矛盾激化，原叫“杀胡口”，到清代，民族矛盾缓和，改称“杀虎口”。走西口，即过长城、出口外，来到蒙古草原。第一站就是敕勒川，因为敕勒川紧邻晋陕冀的长城边上。说到“走西口”，不能不讲“走西口”大军中一支特殊的群体——旅蒙商。
清代，旅蒙商驼队
隆庆和议开关互市，长城内外双边民众都可参与以物易物的商贸活动。这期间，晋陕冀一边出现了一些专事与蒙民作边贸的商人，当地人称之为“旅蒙商”。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为旅蒙商的原始积累提供了商机，日后成为巨商大贾的几家晋商也都是从这里掘得第一桶金。为了获得军需物资，清廷起先允许商人随军经营，持内务府发的“龙票”出入关口，后来清廷的政策逐渐放宽，旅蒙商的活动范围便不再受限。
早在元代，敕勒川地区便成为纵贯大漠南北、横连欧亚的交通要塞，这里是从大都（今北京）、上都（今正蓝旗）到旧都哈喇和林的驿路必经之地，敕勒川也成为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世纪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曾路过这里。
代萨拉齐厅汇票印版，现藏敕勒川博物馆
借助这里连通四域、地接南北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敕勒川的商业迅速发展，草原上的牲畜、皮毛、药材，中原的纺织品、手工业品、茶叶等都汇集于此，出现了萨拉齐、托克托、呼和浩特、包头等重要商埠，成为中国北方最有活力也最有影响的商品交易集散地。几年前电视台热播的《乔家大院》《大盛魁》介绍的就是旅蒙商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晋商家族在包头和呼和浩特经商的发达史。《乔家大院》反映的是山西祁县晋商乔致庸经历千难万险后终于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故事。乔致庸的爷爷乔贵发小本生意起家，发展为雄踞半个包头城的复盛公商号，“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成为当地民谚。大盛魁最初是在杀虎口开办的吉盛堂小门脸，后发展到呼和浩特，最后成为横跨中俄的跨国商业集团，其全盛时期的资本达2亿两白银、员工1500多人，设有分庄小号20家，常年雇佣工人，最多时5000多人。大盛魁除经营蒙古地区的土畜产品，还投资办茶庄、绸缎庄、钱庄、票号、牧场。有2万头骆驼的庞大驼队穿梭往来口里口外，直通蒙俄。其票号遍及全国，远及俄罗斯、日本、朝鲜和西亚。
最近看到有关“一带一路”建设中拓展草原丝绸之路的报道，我想，这当年的旅蒙商们可以说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今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行，拂去历史的尘埃，不也可以真切看到他们的足迹，听到大盛魁商队驼铃的回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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