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岱
清代的敕勒川，不能不提及的是在中國近代史上對經濟社會發展影響深遠的“走西口”。近代歷史上，華夏民族有過三次移民高潮，一次是廣東、福建的“下南洋”，一次是冀魯豫一帶的“闖關東”，一次便是晉陝冀一帶的“走西口”。
所謂“西口”，指的是今山西省右玉縣的殺虎口。明清時期，長城大小關口與堡城不下兩千餘處，明代設九邊重鎮掌控關口要塞。清代在長城沿線設五路驛站，即殺虎口、張家口、古北口、獨石口、喜峰口驛站，使長城關口地位得到提升。人們習慣把張家口叫作“東口”，殺虎口叫作“西口”。明代的西口因長城內外矛盾激化，原叫“殺胡口”，到清代，民族矛盾緩和，改稱“殺虎口”。走西口，即過長城、出口外，來到蒙古草原。第一站就是敕勒川，因為敕勒川緊鄰晉陝冀的長城邊上。說到“走西口”，不能不講“走西口”大軍中一支特殊的群體——旅蒙商。
清代，旅蒙商駝隊
隆慶和議開關互市，長城內外雙邊民眾都可參與以物易物的商貿活動。這期間，晉陝冀一邊出現了一些專事與蒙民作邊貿的商人，當地人稱之為“旅蒙商”。清朝與準噶爾的戰爭，為旅蒙商的原始積累提供了商機，日後成為鉅商大賈的幾家晉商也都是從這裡掘得第一桶金。為了獲得軍需物資，清廷起先允許商人隨軍經營，持內務府發的“龍票”出入關口，後來清廷的政策逐漸放寬，旅蒙商的活動範圍便不再受限。
早在元代，敕勒川地區便成為縱貫大漠南北、橫連歐亞的交通要塞，這裡是從大都（今北京）、上都（今正藍旗）到舊都哈喇和林的驛路必經之地，敕勒川也成為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中世紀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就曾路過這裡。
代薩拉齊廳匯票印版，現藏敕勒川博物館
藉助這裡連通四域、地接南北的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敕勒川的商業迅速發展，草原上的牲畜、皮毛、藥材，中原的紡織品、手工業品、茶葉等都彙集於此，出現了薩拉齊、托克托、呼和浩特、包頭等重要商埠，成為中國北方最有活力也最有影響的商品交易集散地。幾年前電視臺熱播的《喬家大院》《大盛魁》介紹的就是旅蒙商中最具代表性的兩個晉商家族在包頭和呼和浩特經商的發達史。《喬家大院》反映的是山西祁縣晉商喬致庸經歷千難萬險後終於實現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故事。喬致庸的爺爺喬貴發小本生意起家，發展為雄踞半個包頭城的復盛公商號，“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成為當地民諺。大盛魁最初是在殺虎口開辦的吉盛堂小門臉，後發展到呼和浩特，最後成為橫跨中俄的跨國商業集團，其全盛時期的資本達2億兩白銀、員工1500多人，設有分莊小號20家，常年僱傭工人，最多時5000多人。大盛魁除經營蒙古地區的土畜產品，還投資辦茶莊、綢緞莊、錢莊、票號、牧場。有2萬頭駱駝的龐大駝隊穿梭往來口裡口外，直通蒙俄。其票號遍及全國，遠及俄羅斯、日本、朝鮮和西亞。
最近看到有關“一帶一路”建設中拓展草原絲綢之路的報道，我想，這當年的旅蒙商們可以說也是草原絲綢之路的開拓者。今天，我們在這條道路上前行，拂去歷史的塵埃，不也可以真切看到他們的足跡，聽到大盛魁商隊駝鈴的迴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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