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是我们的明天。但是在今天，他们正在这个空间里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让渡给我们。 在所有对人生的关注中，我们似乎对每个人最后的归宿地缺少必要的注意。衮衮人生，浩浩声名，沉沦起落，兴衰续绝，终于，人们走向同一个归宿。每一座墓碑仿佛一个生命的支点，脚下是泥土，头顶是高天。”
上面这段话是资深媒体人杨浪先生在《读库》杂志撰写有关万安公墓的系列文章《在人生的另一端》的题记。在万安公墓深深的寂静里，听他读这一段话，似乎真的感受到来自彼岸世界的关注。此时，我们站在层层叠叠，数以万计的墓碑中间，周围只有稀疏的足音与午后的鸣虫。
采撷人间浩然正气
寻访万安公墓，请杨浪先生做讲解者是莫大的幸事。对万安公墓估计不会有人比杨老师更熟悉，更有发言权。20年来，他晴时雨时，风中雪中，常来此地，他说自己是来“采气儿”，采的是“人间浩然正气”。
长眠在万安公墓的名人可以连成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杨先生说，在这里读的是一部“人和历史的大地之书”，让我们跟随杨老师，去聆听那些被时光湮没的人生故事——
第一个引我们驻足的，是诗人穆旦，这位诗人的人生，就如同一首激情澎湃却又充满感伤的诗，他被人们遗忘了很多年，去世后被重新发现和评价。“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大师”的排行榜上，他甚至被名列榜首。这种种的不寻常，被称为“穆旦现象”。
“穆旦原名查良铮，是金庸（查良镛）的堂兄。查良铮的笔名，是把姓氏“查”字上下分开，成为“木旦”，再利用同音字组成“慕旦”或“穆旦”，涵义是渴望黎明，他是上世纪40年代九叶诗派最终重要的诗人。”杨浪老师介绍说。
穆旦诗歌翻译作品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化境，他的译作《唐璜》的出版是我国翻译界的一件大事。著名诗人公刘谈到他的译诗时，称其为“不朽”，“他的许多译诗是第一流的，不同语言的山阻水隔，竟没有困扰诗人的跋涉。人们将铭记他的功勋！”
穆旦1958年被指为历史反革命，先后十多年受到管制、批判、劳改。1976年骤然去世，享年59岁。死前，穆旦在《冥想》的诗中道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1979年，诗人穆旦平反。万安公墓里只留下这块简单而朴素的墓碑。“穆旦先生的墓，我来了二十多年，很少看到有人给他扫墓。”杨浪老师说起来犹感悲戚：“我来看穆旦了。整整100年，这样一个大文化人，这样的民族英雄，没有几个人记得他。但是，应该要看他们，要念他们，我们这个民族走到今天是靠着一批这样的人。”
他们的传奇人生
董竹君在万安公墓的墓碑并不显眼，上面除了名字、照片和生卒年，什么都没有。杨浪老师感慨她的生卒年：“生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死于香港回归祖国，她的一生就是一部近现代史。”知道董竹君是因为那本著名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从一个出生于贫民窟的青楼卖唱女到锦江饭店的创始人，也许是她的百年人生太过于传奇，过于跌宕起伏，所以不着一字，任人评说。
茅盾题词的“诗人戴望舒之墓”静静伫立在野花丛中，看到这个名字，人们立刻就会联想到他那首著名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然而那雨巷的尽头，却是万安公墓这一座小小的坟墓，才华横溢的诗人，45岁便溘然长逝。这个写出了最美的爱情诗的诗人，却一生为情所困。
杨浪老师为我们揭开了诗人感情失意的谜底，大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戴望舒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留下了严重的疤印。“面上的瘢痕决不妨碍诗歌的绚丽，却妨碍绚丽的爱情，这恐怕是诗人４５岁人生中失败的初恋以及两次殉情自戕两次婚姻破裂的深层原因，也是诗人抑郁绵绵的心理动因。因此戴望舒的诗歌，很可以当作一部隐秘灵魂的自叙传来解读。”
启功先生的墓碑很有特色，是一方砚台，更有特色的是他自撰的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 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 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 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 计平生，谥日陋。身与名，一齐臭。”读罢令人大笑绝倒，也令人感动莫名，看透生死名利，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沈安娜和华明之夫妇的墓碑很容易被人忽略，碑上除了生卒年一个字也没有。他们的名字并不被人们熟知，但就是这位看上去温婉可人的女性，却用超人的胆识和勇气，谱写了伟大隐秘而极不平凡的一生。沈安娜的真实身份是中共特工、传奇间谍 。1935年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任速记，为党搜集情报。1938年至1949年，在周恩来的指派下，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作速记员，以国民党特别党员身份作掩护，在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为党搜集大量重要情报，并从未暴露，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像她这样，在潜伏大戏散场后，还能华丽转身、得以善终的白区地下工作者，不多。杨浪老师讲起她去世前的一个细节：“2010年，95岁的沈安娜在医院中离世，弥留之际，她最后的话是：‘我暴露了，抓人了，从后门走。’”
读一本“大地之书”
我们最后驻足的是尹荃老师的墓，她并不是名人，甚至百度上搜不到她的任何信息。墓碑正面有她的照片，优雅的发髻，纯净的黑衣白领，贞静淑定得就像一个修女。杨浪先生每次来万安公墓，都会来看一看她，因为，这位已经离开快半个世纪的普通老师让他深深感受到了“师道的尊严”。
碑文记录尹荃（１８９７～１９７０）老师１９１４年毕业于北平女师，后在母校附小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即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任教，１９５５年退休。老师退休１５年后病故，再１９年，有学生３６人具名为其治衣冠冢于此。其碑言：“四十年来，循循善诱，陶铸群伦，悉心教职，始终如一……无辜蒙难，备受凌辱。老师一生，坦荡清白，了无点污，待人诚恳，处世方正，默默献身教育事业，终生热爱教师生涯，其情操其志趣足堪今人楷范。”
“是什么力量，使学生们对半个世纪前的老师念念不忘，并做立碑之举？！为师者又能有几人会使弟子以如此善举表达永志之思？！你只要一思考这个事情，不得了啊，感天动地啊！”杨浪老师深深感概。
在为老师立碑之后，学生尹以璋、尹以琦、屠蒂生将自己的坟茔永远地置于先生墓前。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学生把自己小小的墓碑安置在老师的墓前，像极了当年学生伏在老师的膝头聆听教诲。老师和学生都已经离去，他们的故事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了。不着一字，师道如山。
十多年前第一次看到这块碑，杨浪老师自言喘不过气来：“我每次来万安，出公墓大门前都要到尹荃老师这里看看，就想，做人得做到什么程度，能做成这样，然后想想自己做人这事儿。这里到处都是感天动地的故事，中国文化、忠孝节义、为国献身，什么都有，太多了。而且，到墓地逼得你读书，逼得你去读教科书之外的书，去接触和感受历史，这是一本大地之书。”
一路行来，杨浪老师轻声叮咛我们留意脚下，不要不小心踩了任何一个墓，惊动任何一个亡灵：“在这里，哪怕你用最短的时间逛一圈，都会发现中国当代史上你听说过的很多人，以及你闻所未闻的更多人，最后他们都在这儿。我们现在已经搞不清是站在此岸看彼岸，还是正站在彼岸的人群当中。人生的最后，不过是一块碑、一抔土。你会对人生有一种了然。”
中国因为禁忌的缘故，以至没有发展出墓园文化，也就没有像莫斯科的圣女公墓、巴黎的拉雪茨公墓那样供世人凭吊的公共场所。所以杨浪先生说，他这爱逛公墓的嗜好，也算是独一份了。他认为：“一个民族给予死去先贤的位置，是反映其内在历史态度的标志。”
有人说，万安公墓终将作为人文景观被标注在北京的城市地图上，而像杨浪先生那样喜欢去那里凭吊的人会越来越多的。就让我们做这第一批凭吊者吧，寻访墓地背后的故事，听人生花开花落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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