贖刑制度是指觸犯法律者繳納財產以代替真刑，免於刑罰之苦楚。贖刑制度自上古即始，在秦漢兩代逐漸發展，但是上古秦漢的法典多已散佚，實在難窺當時贖刑之全貌。筆者以下便介紹贖刑起源的四種說法。
一、贖刑的起源
上言贖刑自上古即始，是一個很籠統的說法，但目前學界共識也僅止於此；至於贖刑究竟起源於上古何時，目前尚無定論。關於贖刑起源主要有：堯舜起源、夏代起源、西周起源、東周起源四種說法。這四種說法主要根據《尚書‧舜典》及《尚書‧呂刑》中的記載，而有不同的推斷。為方便後續討論，此處先具引《舜典》及《呂刑》的相關內容。
尚書記載內容
此為堯舜時期的刑罰制度，孔安國註疏以為“金作贖刑”乃“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之意。
尚書記載內容
一般看法認為本條為西周贖刑的相關記載，《呂刑》是西周穆王命呂侯所作，而呂侯制律之時，便參照了夏代的贖刑。據上引史料所示，不僅西周有贖刑，甚至夏代、堯舜也用贖刑；有許多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
《舜典》及《呂刑》的記載未必真實，也對贖刑的起源有不同推斷，以下分而述之。（一）堯舜起源說
主要根據《尚書》所言“金作贖刑”，諸多古代文獻皆持此論，例如《孔傳》以及丘濬的《大學衍義補》都據此以為贖刑始於舜；此外，《唐律疏議‧名例律》“死刑二”條（總5條）也以為“金作贖刑”是贖刑的起源；從法人類學的角度而言，在初民時期即有法律，因此不能否定贖刑存在的可能性。
（二）夏代起源說
根據《尚書》卷19〈呂刑第二十九〉中所載：“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持此論者甚眾，他們認為贖刑與財物相關，在商品經濟有一定發展後才可能形成，並且和私有制以及國家同時出現，因此贖刑的起源當推至夏代；以唐代司馬貞著《史記索隱》引自漢伏生所著《尚書大傳》的說法：“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作為旁證。
《尚書》 局部內容
（三）西周起源說
主要來自對《舜典》以及《呂刑》的質疑，持此論者認為堯舜時期還是原始公社的階段，國家尚未形成，何來法律，又何來贖刑；此外對於呂侯“訓夏贖刑”的說法也抱持懷疑態度，認為這只是中國傳統託古的表現。西周以前的贖刑至今並無考古資料可以證明，又《舜典》以及《呂刑》之中所言應為託古的表現，而且贖刑所需的社會條件應至西周才具備，故而認為西周才有贖刑制度。
（四）東周起源說
東周時已有贖刑，乃是學界共識；但是贖刑晚至東周才出現，則非定見。持此論者以為上引《呂刑》所載內容，並非贖刑，而是罰金刑，因為在西周或至少在《呂刑》產生之時，並未區分“罰”與“贖”，且“罰”是唯一被使用的概念，以此否定西周用贖的可能性。
以上四種說法，各有論據，若無新出史料證明，則難以論斷。中國刑罰的起源，可分為“族外製裁”以及“族內製裁”；在上古之時兵與刑被視為一事，皆具有鎮壓異族的功能，又兵刑手段殘酷，只施於族外，至於族內之人，則自有一套放逐刑與贖刑所構成的刑罰系統，因此筆者以為，若以此而將贖刑追溯至堯舜二代也並無不可。又上述諸位論及贖刑起源之先輩，以堯舜時期並無法律，而否定贖刑的存在；上古的誓告乃是一種立法手段，有刑罰的意涵。此處所言之誓未必是成文之法，但是仍具有刑罰的性質，因此並不能以沒有法律，就否定贖刑的存在。然而西周以前的贖刑，史料闕如，記載模糊，無從考究，故而本文暫且不論，僅從西周開始談起。
二、周代的贖刑
西周的贖刑，主要載於上引《呂刑》之中。對於這段記載，牽涉到贖刑與罰金刑的定義。有人定義贖刑以為：“凡言贖者，皆有本刑，而以財易其刑曰贖。”對於罰金刑則認為：“凡言罰金者，不別立罪名，而罰金即其名，在五刑之外自為一等。”兩者差異在於是否有本刑作為贖與罪之中介。
“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中的“五罰”屬於罰金刑，是法定常刑，也是周代舊制；而後文所言“墨闢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等條則是針對“五刑之疑赦者”而言，此處所言“罰”當與“贖”相等。也就是說《呂刑》的記載，雖僅稱“罰”，但實際上包含了“罰金刑”與“贖刑”兩項不同的刑種。
以上是從贖刑的概念來解讀，若從字詞的表達出發。從《呂刑》的記載來看，“墨闢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等條所言之“罰”確實包含了“贖”的定義要件 ；例如“墨闢”乃犯罪之人，依其所犯之罪而得之本刑，而後以罰代替“墨闢”。但當時的人對“贖”與“罰”還沒有區分的意識，所以不論贖刑或者罰金刑都用“罰”來表示。從立法概念而言，贖刑制度至少可以追朔到西周；而且，西周贖刑用於“五刑之疑赦者”，是本於“疑罪用贖”的原則，而這項用贖原則也成為許多朝代的贖刑內容。
管子記載內容
而東周贖刑與西周不同，西周時的贖被用於疑罪以免濫刑，而《管子》所言用贖，只有增強國家軍力的現實目地，並不存在恤刑的崇高理念，東周贖刑實為霸道之政。
三、秦代的贖刑
關於秦代贖刑，在睡虎地秦簡中的《秦律十八種》、《秦律雜抄》以及《法律答問》中有不少關於贖刑的條文，這可以說明贖刑在秦代已被廣泛應用。從秦簡的相關記載看來，秦贖的適用條件已非西周時的“疑赦”，只有犯罪確定且依法判為贖刑，或者有一定身分之人才可用贖。
從秦簡所整理出來的條文可見，從輕刑至重刑皆有可贖，但是不同刑度也有不同的身分限制。《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所載：“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贖。”便為一例。經整理可初步歸納成以下三項：一為少數民族君長，爵位相當於上造以上的，可以贖鬼薪鋈足、贖宮；二為少數民族君長和公士有罪，耐罪以上皆可贖；三為沒有爵位的宗室子孫也有特殊的用贖之權。此外，特殊身分者在役贖的執行上也有不同待遇。
《睡虎地秦墓竹簡》 局部內容
綜上所述，秦贖被用於犯罪確定之時，概念與《尚書‧呂刑》的疑罪用贖有所不同；此外，《睡虎地秦墓竹簡》所見贖刑條文具身分差異，並非一體適用，特殊身分者能夠享有更多用贖的權力。由此可見，秦贖不只有前代貧富異刑的問題，更出現階級異刑的情況。此外，從現有史料看來，西周“疑罪用贖”的概念並未被秦贖採用，所以秦贖並沒有救濟疑罪的功能。然而，秦贖當中以役贖代替貲贖的規定，確實能使無財貲贖者免於肉刑，具有正面意義；而且相較於上古時期，秦代贖刑已初步形成一種相對完備的制度，為往後贖刑的制度化奠定基礎。
《睡虎地秦墓竹簡》 局部內容
四、漢代的贖刑
漢代贖刑承襲秦代贖刑而有所發展，從張家山漢墓出土的《二年律令》中可見，西漢贖刑的規範已比秦贖更加詳盡具體。例如在贖金額度的規範，便有詳分者的待遇。
另外，據《二年律令‧賊律》所載：“其過失及戲而殺人，贖死。”雖然秦代也有區分過失與故意的意識，但現今所見，秦代並沒有過失犯罪判處贖刑的規定，所以《二年律令》將過失犯罪納入贖刑的適用範圍，是贖刑制度的重要發展。此外，在贖刑的適用身分上，《二年律令》所載條文並未如上述《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所見的律條一般，在規範可贖罪名時加上身分條件，所以並沒有適用身分的差別。
張家山漢墓 《二年律令》
漢代贖刑有兩種不同性質，一種以正刑的性質存在，另一種則以換刑的形式存在。也分為獨立贖刑以及附屬贖刑，二者的差異在於，獨立贖刑乃是某罪名直接對應的刑罰，而附屬贖刑，則是某罪名先輩判刑，然後再因為某種原因而令其論贖；《二年律令‧具律》中的贖額屬於獨立贖刑，也就是說不以刑為中介，直接與相關罪行對應。
由於貨幣經濟在西漢末年被破壞，導致布帛在東漢時期成為商品交換的重要媒介，也造成東漢多以縑贖的情況。對於兩漢皇帝頒佈贖刑詔令的次數差異，西漢限制較嚴格，所以詔書數量較少，而東漢贖刑詔書數量大增。可證明贖刑在東漢時期日趨完善。
依小編之見，贖刑制度的起源、發展、完善，也是中國歷史法律制度完善的重要標準。
參考文獻：
- 《尚書》
- 《唐律疏議‧名例律》
- 《歷付刑法考》
- 《管子》
- 《漢書》
- 《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
- 《秦律通論》
-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
- 《中國法制通史》
- 《後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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